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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林会议后的军事改编
1939年春，阎锡山在秋林会议后迅速采取行动，调整和重塑在山西的军事势力。在此次会议中，他提出了对山西新军进行一系列改编和渗透的计划，这是为了巩固他在山西省的军事控制。
政卫二支队，一个由精锐部队组成的团体，在会议后不久被宣布改编为第213旅，标志着阎锡山对该部队的特殊关注。这支部队的改编并非简单的重组，而是深层次的战略调整。第213旅新设下辖的第57团和第58团，分别由前政卫二支队的主力组成，这一调整旨在提升部队的作战效率和指挥灵活性。
为了确保这一新成立的旅在他的控制之下能发挥最大的战斗力，阎锡山派遣了三名少校担任联络官。这些联络官不仅仅是普通的军事人员，他们同时肩负着政治使命，即通过日常互动和军事合作，逐渐在旅中建立起阎锡山的个人影响力。
阎锡山的逼迫与挑衅
到了1939年11月，阎锡山的战略部署进入新的阶段。他调动了第34军和第61军的第19师，这两支力量强劲的军队开始向第213旅的驻地逐渐推进。这种军事上的压迫并不是单纯的地理逼近，更多的是心理上和战术上的压力测试。
第34军和第19师在接近第213旅驻地的过程中，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其演习的地点偶尔会故意选在第213旅的可视范围内，以此展示其军事力量和战斗准备的状态。他们的行动虽未直接侵犯第213旅的领地，但夜间的炮火和日间的机动演练无疑给第213旅的官兵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在这种外部压力的背景下，阎锡山的行动更加微妙。他突然通过军用电报向第213旅的旅长郝玉玺发出了一份紧急命令，要求郝玉玺立即前往秋林总部，表面上是为了商议弹药补给的问题。这一要求在紧张的军事对峙中显得尤为突兀，也引发了第213旅内部的广泛猜测。
尽管部队内部普遍怀疑这是阎锡山的一个陷阱，郝玉玺作为旅长，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个人安全，更是整个旅的未来和士兵的士气。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亲自前往秋林总部。他理解，这种行动虽冒险，但如果拒绝会议的召集，可能会给阎锡山提供进一步动作的借口，甚至可能导致直接的军事冲突。
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郝玉玺安排了部分亲信部队增强旅部的防御，同时命令各营各连加强警戒，确保在他离开期间，任何小规模的敌对行动都能得到迅速而有效的应对。
郝玉玺的决断与前往秋林
跟随郝玉玺前往秋林的除了副官王玉玺，还有丁荣之、警卫员小王以及特务连战士李宝林和于太洋。这五人在整个行程中，与郝玉玺共同面对了复杂而危险的局势。然而，一到达秋林，阎锡山的部队便迅速行动，将郝玉玺与他的随行人员分开，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旅长被单独带走。
郝玉玺被单独隔离后，阎军安排了专人负责他的日常活动，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人陪伴在侧，参加各种安排好的活动。这种高强度的陪同和监控，让郝玉玺既无法与外界接触，也难以找到任何脱身的机会。与此同时，他的五名随行人员被安置在另一个地方，同样受到严密的看管，使得整个团队彻底失去了自由。
在这种几乎无法沟通的状态下，郝玉玺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外出的机会。原汾城县长、同时也是阎锡山的远亲，地下党员胡西安，借着邀请郝玉玺出来共进晚餐的名义，将他暂时从监视中解救出来。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行动，胡西安已经预见到了郝玉玺所面临的危险，决定将他引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胡西安把郝玉玺带到了山西牺盟总会会长、同样是地下党员的牛荫冠那里。牛荫冠一见到郝玉玺，立刻表达了对当前形势的担忧，并对郝玉玺的到来表示惊讶。他焦急地询问郝玉玺的近况，对郝玉玺长时间未与他联系表示不解。
郝玉玺向牛荫冠解释了自己的困境，表明自己几乎处于软禁状态，每天都被安排在密切的监视下参加各种活动，根本没有机会与任何人自由接触。面对这样的情况，牛荫冠十分担忧，他深知郝玉玺留在这里的危险，迅速给出了建议。
牛荫冠告诫郝玉玺，此地危险，必须尽快找到方法离开秋林，返回自己的部队。他强调，时间越快越好，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考虑化妆伪装，以便悄无声息地逃离。牛荫冠还特别提醒郝玉玺，逃跑时一定要避开主要道路，选择较为隐蔽的小路，以减少被追捕的风险。
这场突然的会面，虽然在时间上极为有限，却为郝玉玺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让他了解到了自己处境的严峻性和可能的逃生路径。
背叛与围捕
1940年1月1日，阎锡山在接到围剿第213旅未果的消息后，内心决定必须采取更为直接且果断的措施。他在表面上表现得非常慷慨，向郝玉玺提供了所需的弹药和部分重型武器，这一举动表面看来是为了支持郝玉玺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却隐藏着更险恶的意图。
阎锡山的计划是利用这批重型武器作为一个陷阱，因为这会迫使郝玉玺必须使用主要道路进行行军，而这些路线更容易进行控制和伏击。而阎锡山已经密谋在途中设下埋伏，准备在适当的时机行动。
郝玉玺为了将新获得的军械快速运回部队，不得不选择了这些较为宽敞且可承载重型车辆的大路。在准备出发前，他组织了一支由重武器运输车和护卫队伍组成的车队，精心安排了行军的顺序和警戒措施。
当郝玉玺和他的部队抵达吉县西关时，这里已经有第34军的一个连的兵力部署在此，似乎是在执行某种例行的检查任务。然而，这只是阎锡山安排的一部分。郝玉玺的车队被要求停下进行例行检查，但很快这种“例行”变成了武器和人员的全面扣押。
第34军的官兵迅速控制了局势，将郝玉玺和他的幕僚以及所有随行的官兵集中起来，然后一一登记并收缴了所有的武器。在这个过程中，郝玉玺和他的副官们被单独带到一边，并且很快被押送到一个废弃的窑洞中。窑洞内部阴冷潮湿，仅有几束光线从不大的通风口透入，显得格外阴森。
一旦所有的武器被收缴，郝玉玺和他的部分幕僚便被囚禁在窑洞内，由几名武装士兵守卫。这些士兵在外面轮流站岗，确保没有外部的接触。与此同时，第34军的指挥官开始与高级指挥部联系，报告他们已经成功控制了郝玉玺及其部队，并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苦难的结局与旅长的牺牲
在被囚禁于冷湿的窑洞内的夜晚，郝玉玺在紧张的氛围中做出了决定，他开始着手准备一项急救措施。在一阵快速而低声的交谈后，他从随身携带的现金中拿出一部分，交给了副官王及其他三名可信赖的部下。他嘱咐他们利用这笔钱作为逃跑的资金，希望他们能够利用夜色逃出去，并找机会返回部队。
这几名部下在接到现金和命令后，开始寻找逃脱的机会。窑洞被严密看守，但在换岗的瞬间，他们发现了一个监视的死角。借着夜幕和零星的树木掩护，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悄无声息地滑出了窑洞，随后在夜色中迅速散开，向预定的集合点移动。
与此同时，郝玉玺和副官王被留在窑洞内。到了第二天清晨，几名阎军的军官来到窑洞，将郝玉玺和王副官带走。他们被押送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那里没有其他旁观者。在简短的对峙后，两人被阎军秘密处决，以防止他们逃脱或发动反抗。
此外，李宝林和于太洋两人在混乱中未能逃脱，被阎军重新抓回。在审讯后，他们被迫加入第34军的特务连，作为战斗兵使用。这是阎锡山用以惩罚和转化原第213旅成员的一种手段，意图通过重组和洗脑，使这些士兵为自己效力。
在随后的日子里，李宝林和于太洋经历了严格的再教育和训练，逐渐被纳入第34军的框架。然而，他们内心的忠诚并未完全转变。当他们在一次整装待发的时候，看到一名阎军营长的勤务兵佩戴着一个非常熟悉的物品——郝玉玺的皮带时，两人终于确认了郝玉玺已经遇难的消息。
这一发现对他们来说如同晴天霹雳，虽然他们已经有所预感，但直面这样的证据，他们感到一种深深的悲痛和无力感。看到曾经旅长的私人物品如此被他人使用，不仅是对郝玉玺个人的不尊重，也是对整个第213旅遭遇的象征性侮辱。
参考资料：
来自 师文华著. 牺盟会决死队论稿[M].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