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上取得巨大进展和胜利的时候，当英美军队在太平洋方面发动对日越岛进攻的时候，特别是当八路军已经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的时候,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尽管始终没有认真进行过抗战;但他们却意识到中国抗战已经接近全面的胜利。因而如何抢夺人民胜利的果实，就成为他们所考虑和计划的中心问题了。在这方面，政学系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兹文特剖析他们在东北接收问题上所打的如意算盘，以资佐证。
(一) 几项原则意见
在国民党派系政治中，凡是和张群、熊式辉这一些人接近的，都不免被人目之为政学系。吴铁城同张群,不但在主张上接近,在作风上相似，而且在政治上还彼此配合，相互支持，所以吴铁城也就成为“政学系”了。
但是所谓政学系也者,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政客集团,既无组织,又无原则,仅凭政治策略的运用以猎取个人的政治地位而已。他们善于揣摩蒋介石的情绪、心理、愿望和需要而进行政治策动。他们有时对于各种政治问题都是预先做好几种不同的答案，一旦看准风向,就提出相适应的主张,故能和蒋介石的意见一拍即合而取得信任;有时也确能出谋划策,针对蒋介石的愿望和需要而解决了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政学系的政治比重，远远超过CC系和复兴社各派系之上。
政学系的政治资本，主要创建在:(一)对各党派的运用;(二)对各实力派的运用;(三)对英美和日本外交的运用。其中对各党派的运用，是政学系手中的一张王牌。
当国民党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即1945年4月中旬，张群从成都到了重庆，就住在李子坝吴铁城的家里。他们在闲谈中,经常涉及国内外形势问题，有时熊式辉来看望张群，也参加这类的谈话。在他们的谈话中，东北问题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他们极端注意的是:苏联红军在对希特勒匪徒的强大攻势中，解放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等一系列的东欧国家,而这些国家又都相继创建了人民民主政权，从而疑虑在苏联对日作战后东北局势可能发生的变化。
当时，他们了解到:英美正在太平洋方面对日进行越岛进攻，为了把它们的牺牲减低到最小限度，就不能不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苏联为了保障它在远东的利益和安全，为了消灭这个东方的战争策源地,更不能也不应袖手旁观。中国本身无力单独去消灭盘据在中国大陆上的日本军队，特别是盘据在东北的一百多万精锐的日本关东军,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也只有欢迎苏联参加作战之一途。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依靠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取得自己的胜利,而又不致使共产党的势力乘机进入东北,形成一个更复杂的政治局面。他们的结论是:在外交上不能不对苏联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才能换取它参加对日作战和对国民党政府的完全支持;在内政上不能不创建一个民主的、进步的、联苏的地方政权，才能安定东北的政治局势。
后来，熊式辉根据他们共同讨论与研究的结果,用中央设计局“东北复员设计委员会”的名义，就东北复员问题提出了几项原则意见，其主要内容是:
(1)为了便于复员,并考虑到伪满就治东北后的具体情况,划东北为九个省区。
(2)在东北应以实行三民主义作为总的施政方针。对边疆民族问题,尽力扶植其政治、经济、文化之发展与自治能力之增进;对民权问题，积极保障人民的各种基本自由和基本权利，并普遍成立地方民意机构，限期实行县市长民选，以完成地方自治;对民生问题,限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并整理地籍，调查荒地，逐渐实现耕者有其田。
(3)抽调一部分精锐国军,长驻东北，作为军事基础;并改编和整训伪满军队,作为军事辅助,以巩固国防,维持治安,使成为东北政治上的安定力。
(4)将日本在东北公私投资企业，全部收为国营，并保持其原来的经济体系;对东北地下富藏，进行有计划的开发，以促成重工业的继续发展，作为全国经济建设的基地。
(5)而在人事上,尽量避免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色彩，积极争取中间派的合作,造成一个民主的、联苏的政治气氛。
以上意见,自然取得了张群和吴铁城的支持,因而可以说是政学系的共同意见。而且由于这个意见，遂奠定了熊式辉到东北负责的有利基础。
(二)东北最高人选的内定
在国民党上层分子中,很多人都想到东北一试身手，其中包括了陈诚、张群和吴铁城。张群和吴铁城两人远在1930年时就都到过东北,并且争取了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合作,因而和东北军政人士之间创建了多方面的联系。特别是吴铁城曾说过这样两句话:“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更引起了一部分东北人士的共鸣。所以张、吴都具备了到东北去的条件和资格。
但是,张群是蒋介石的左右手,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重要策士之一,无论党派问题或各地方实力派问题,都有待于他的运用与策动,自不便远离中枢而去东北。而臭铁城在国民党派系政治中,尽管有人目之为政学系,可是他和国民党的元老派、孙科系、CC系、复兴社以至朱家骅派,都有一定的联系甚至好感,因而在派系矛盾中能起调和的作用，一时也无法摆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
因此熊式辉就自告奋勇地向张、吴表示了到东北去的愿望,由于张、吴的建议和策动,蒋介石遂把接收东北的人选内定了熊式辉。后来,熊之参加赴苏签约的中国代表团,并不是没有意义和作用的。
1945年初，英美苏在雅尔达会议上成立了英美苏三国关于苏联对日出兵的协定。在协定中规定,“为防止日本侵略势力的卷土重来,由中苏共同管理长春铁路,共同使用旅顺港和开放大连为自由港”等。但这个协定所规定的内容必须在中苏条约中固定下来，才能发生实际的效力。因此,以朱子文、王世杰、熊式辉所组成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赶忙于1945年8月7日到达了莫斯科,并于8月14日和苏联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对于中苏两国共同对日作战问题以及战后两国合作问题，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熊式辉之所以参加这个对苏签约代表团，正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法,其目的在于使熊式辉事先和苏联高级人具有所接触,以便于以后在东北问题上，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和苏联进行外交折冲。而熊式辉也的确乘机拜晤了许多苏联高级人员，并且在他看来，苏联政府声明所说的“给予中国中央政府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以及“重申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完全是束缚苏联不能对中共作任何支持的有力根据,特别是其中所强调的“道义的”三个字,是意味着在国共两党对立中，苏联政府应该支持的正是国民党。这样，熊式辉就满怀信心地准备在战后去接收东北了。
(三) 关于争取中间派问题
政学系会主张在东北尽量避免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色彩，并设法争取中间派的合作,以便造成一个似乎是民主、进步、联苏的地方政权。所以有一个时期他们对于东北的进步人士非常重视。
1945年7月中旬，东北救亡总会的朋友们为就东北问题要同吴铁城交换一下意见，由阎宝航托我代约一个见面的时间。当我在吴铁城家里提出这一问题时，适逢张群(当时他仍住在吴家)也在座，他立即对吴铁城说:“你定个时间请客吧,我也参加。”于是按着闇宝航提出的名单送出了吴铁城的请柬，在这些客人中有闇宝航、高崇民、徐寿轩、宁武、刘冬轩、周鲸文等十几个人。在宴会那天,我特由中央党部借来一部大轿车,把客人们送到了李子坝。同时，我为了使东北朋友们能够尽情地和张、吴两人交换意见,又在宴会半途中借故先退了。后来，吴铁城把这次谈话的内容约略地告诉了我，并且说:“要把‘东总’的实际情况弄清楚,哪些人是坚决跟共产党走的，哪些人是徘徊于国共之间而可以争取过来的。对中间派可加强联系，并争取他们的合作。”张群则说:“共产党会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他们希望把这一主张首先在东北实现，这是绝对不能同意的。但对那些愿意和国民党合作的人，倒不妨分别联系。”他还说:“象周鲸文那样的人，就可能争取过来。"但是我很少和东北朋友们谈现实政治问题，所以没有理会吴铁城和张群的政治阴谋，因而他们争取中间派的企图也就完全破灭了。
政学系为什么要在东北提出争取所谓中间派的口号呢?显然，他们是打算用来制造一种虚假的、形式的民主现象,以对付联合政府这一正确的、合理的政治主张。本来，在东北的具体情况下，吸收各党派的人士参加地方政府才是完成接收的正确途径，可是他们却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全面的理解与认识。尤其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一面高唱联苏,一面又积极反共,这样把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立起来所决定的政策，徒然暴露他们在政治上的浅薄与无知而已。而且所谓争取中间派,也只是一句骗人的谎言，事实证明，他们所引用的还是淸一色的国民党人。
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熊式辉自兼，委员则为莫德惠、朱青、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冯庸、张作相、王树翰、达王等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则由另一政学系分子张嘉璈担任，委员也都是东北人士如王家桢、马毅、张振鹭等人。行营参谋长是一个比较负实际责任的人,工作重要,经蒋介石同意调东北军将领何柱国担任。他们一方面认为何具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可以应付在东
北的外交、军事和政治的复杂局面;但另一方面对何又存有戒心，不让他兼任政治委员会委员,以冲淡他的政治作用,使参谋长职位成为纯幕僚的从属的地位，因而引起何的不快。行营秘书长期由熊式辉的亲信胡家凤担任。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就是东北外交特派员，由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担任。熊之所以要蒋经国到东北去，表面的理由是蒋经国管留学苏联多年，熟悉苏联情况,便于进行对苏外交;骨子里是熊预感接受东北任务之艰巨性和复杂性，有经国同去可以减轻他的政治责任。
至于东北九省主席的决定，由于蒋介石一句话,“在东北籍立监委中去遴选”，所以会任立委的吴焕章和曾任监委的吴翰涛、韩俊杰都被任命为主席了。在这里，我们看看这些主席们的政治背景吧:
辽宁主席徐箴,原和陈果夫接近,后又和张群有关系。辽北主席刘翰东，是陈诚在保定军官学校时的同期同学。安东主席高惜冰,会在大学里教书，并到新疆依附过盛世才，无论和CC系及政学系都有一定的渊源。吉林主席郑道儒，是吴鼎昌主黔时期的厅长,并与天津张伯苓有关系。松江主席关吉玉，曾写过一本《战时经济》,因而和孔祥熙创建了关系,后来到四川担任财政厅长,又取得张群的好感。合江主席吴翰涛,原任张学良的秘书,后经于右任提名得任监察委员,并参加过“四维学会”。黑龙江主席韩俊杰,也是监察委员,曾长期追随于右任。嫩江主席彭济群，是一位水利专家，由于李石会的关系,开始走进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兴安主席吴焕章,在1930年吴铁城到东北作蒋介石的说客时，就投入吴的门下,为之通风报信,进行情报工作,因而得长期担任立法委员。哈尔滨市长杨绰庵、大速市长沈怡,原都是与熊式辉、张群有关系的人，可视之为政学系的中层分子。长春市长赵君迈,是赵恒惕的弟弟，与蒋经国有勾结。这些人,国民党的色彩虽不十分浓厚,但无论如何总不能称之为中间派。
(四) 在上清寺开始办公
1945年9月，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和参谋长何柱国即在重庆上淸寺开始办公，进行接收前一系列的筹备工作。旣作了“行政接收”的计划,也作了“军事接收”的部署。
为了作好“行政接收”的准备，他们发表了东北九省委员和厅长的人选。东北省区的划分缩小了,但省政府的编制并没有缩小，这正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而给东北国民党人开辟了一个作官的机会和途径。东北九省主席发表后，无论吴铁城或张群都收到不少请托的信。写信最多的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他们介绍的有卞宗孟、单成仪、胡体干、傅贵云、杨致焕、韩春暄、果端华等人。其次就是陈诚和朱家骅,他们介绍的有王宁华、关大成等人。连谷正纲也提出了改组派分子刘博昆、李光忱、孟广厚等人。后来,熊式辉把所有各方介绍的信件以及九省主席提出的名单，统统集中起来,请吴铁城交中央党部人事处连夜赶制一个总名单,并根据中央党部的人事资料在每人名下写出一段评语。熊式辉、吴铁城就根据这个总名单,仓卒圈定,但基本上还是以九省主席提出的名单为标准,只在个别情况下稍有变更。对于个别CC色彩过浓的人是排除了，但对陈诚所介绍的复兴社分子如王宁华等人却圈定了。熊式辉仅在最后加进梁栋一个人，梁是熊任江西省主席期间内的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
为了作好“军事接收”的准备,他们又和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利用美国军队在秦皇岛、山东牛岛明目张胆地向中国解放区进攻，为国民党军队登陆创造条件。战后,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是企图把中国渝为它的殖民地。而蒋介石反动集团则企图得到美国的帮助来进行反人民的内战，以维护其反动的法西斯治。他们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勾结起来,对苏联进行包围,并用中国一特别是中国的东北，作为反苏的基地。
其次，他们还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进行接触,并通过彼得罗夫和驻在长春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取得联系，磋商到东北接收的具体步骤。他们也提出了“行政接收”的希望，要求苏联军队予中国政府以“道义的”支持。
另一方面,他们也非常注意当时在重庆举行的国共谈判,因为这个谈判的发展，将直接联系着他们在东北的方针和政策。9月中旬,何柱国参加了白崇禧招待毛主席的宴会,使何认识了共产党热爱和平、要求团结的具诚愿望,因而表示在东北的方针和政策也必须重新考虑。但熊式辉则认为国共谈判尽管在人民基本自由与基本权利方面取得一致,但最重要的军令政令的统一问题,还是一个最大的暗礁。所以在东北接收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行政接收”和“军事接收”的两种途径,对东北的方针和政策一时还不能改变。
当时，熊式辉兴致勃勃,得意非凡,正在做着统治东北这一“独立王国”的美梦。何柱国虽因政学系对他存有戒心而感到不快,可是他认为东北是从东北军手中沦陷的，尽管不抵抗的命令来自蒋介石,而东北军仍不能不负有一定的连带责任。现在,他作为一个东北军将领而能亲自参加接收东北的工作，自是一大快事,所以孽划经营,不遗余力。后在蒋经国招待苏联大使的宴会上,由于饮酒过度而引起眼疾，终至失明，遂辞去参谋长职务，并推荐另一东北军将领董英斌来代替了。
(五)进入长春
1945年10月7日，熊式辉特派其副参谋长董彦不率领少数军事人员由渝飞平;9日由不飞抵长春，先与苏军进行直接联系，并为熊赴东北作好布置。
但这里应该指出，当时东北已经完全成为人民手中的解放区了。
自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8月9日毛泽东主席即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盟国作战。10日和11日,延安总部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连续发出进军命令。这时,躲在大后方的蒋介石慌了手脚，一面命令他的部队“积极推进”,向人民争夺胜利果实,并勾结敌伪让伪军“负责维 持 地 方治安”,企图阻止八路军的前进;另一方面又命令八路军“驻防待命”,不许进攻敌人。但解放区的武装部队是人民的革命队伍，有责任也有权利从敌寇手中收复失地,独立自主地向敌占区受降，怎能接受蒋介石集团的反动命令!?于是在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下，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立即前进。在东北方面，则由林彪率领四路大军分别沿北宁路及由山东渡海向关外挺进，与东北抗日联军一起,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了整个东北。在苏联红军和解放军的联合反攻下，日本帝国主义者被迫于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字。从此,整个东北便完全成为人民所掌握的解放区了。但是蒋介石反动集团却企图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把东北接收过来,以抢夺人民胜利的果实。
当时，苏联政府由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关系,同意了熊式辉进入长春。
10月10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以及东北籍参政员莫德惠、齐世英、张潜华和热河省主席刘多荃、炮兵学校教育长金鎭等四十余人，分乘专机两架自重庆起飞,当日抵平,12日飞抵长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帕夫诺夫斯基中将、苏军驻长春司令卡里罗夫少将以及先行到达长春的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均到机场迎接。
当时,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均住在丁鉴修的住宅;莫德惠、齐世英、刘多荃均各自占用一所住宅;金鎭和我则合住在王墨林的住宅里。各住宅均由苏联红军担任警卫，并由女战士担任服务员和炊事员，交通工具也是苏军供给的。
莫德惠之所以到东北去,一方面是负有“东北宣慰使”的名义，向东北人民进行“宣抚”;另一方面是熊式辉想利用他拉拢东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和伪满军队的头子为国民党反动政权服务。
齐世英是由陈立夫一再要求蒋介石才被批准代表组织部视察东北党务，因而随熊式辉一起飞到了长春。齐世英的企图,是要把东北党务完全抓在自己手中，以便继续进行反苏反共的活动,并可乘机监视政学系在东北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作为CC在今后反攻政学系的准备。
金是1941年熊式辉所率倾的驻美军事代表团团员之一，因而与熊创建了很好的私人关系。他所以到东北去，是熊特约的顾罚，并准备担任临时发生的重要任务。
刘多荃已发表为热河省主席,原准备到热河接收，但一时还不能前往，蒋经国特拉他到东北观光,因而飞到长春。
我是吴铁城的关系,特来帮忙,准备担任临时发生的任务。总之，这些人都是长期参加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人，因而可以称之为蒋介石反动集团抢夺东北人民胜利果实的先锋队。
(六)分别活动,搜集情报
熊式辉进入长春之次日,即在其寓所召集一次到长人员会议。熊在会上说:“我们的困难起于东北,我们的胜利也必须止于东北，贯彻于东北。我们当前的任务十分重要，请诸位立即和各方面取得联系,了解情况,以便作为对苏谈判的依据。”遂即指定在政治方面负责者为莫德惠,在经济方面负责者为张嘉璈,在军事方面负责者为金鎭、董彦平,在文化教育方面负责者为齐世英和我。同时还决定每日上午9时在熊的寓所碰头,交换情报。
莫德惠原系东北军系统的政客，抗战后又投靠了蒋介石，以“社会贤达”的身份活跃于反动的政治舞台。他到长春后，东北各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以及伪满军政的反动分子,均纷纷奔向长春,投拜于莫的门下,企图通过莫的门径跟代表蒋介石集团的熊式辉创建关系，以便继续骑在东北人民的头上。这些反动分子提出报告说:有若干敌伪军队因不满苏联和共产党的政策,携带轻便武器,遁入某某山林地带,他们愿意为之牵线，接受国民党的指挥。还有些反动分子，竟狂妄无耻地提出对付共产党的计划和方案,作为登龙之术。10月21日,莫德惠又乘苏军特备的一列专车由长春开到吉林,进行“宣慰”。当时,吉林市已经成立了一个“临时维持会”,代替已被消灭的伪满地方政权,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主其事者为马德恩等人。莫在吉林逗留了四天，曾出席吉林市民欢迎大会，替蒋介石反动集团涂脂抹粉,进行欺骗和麻醉的宣传。同时还同吉林各界代表举行座谈会,了解情况,搜集情报，积极协助熊式辉进行接收前的准备。当时他还在所到之处散发一种“告东北民众书”,宣达蒋介石王朝关怀东北人民的“德意”，并对东北人民十四年来所遭受的压榨和迫害,表示亲切的“慰问”。
张嘉璈则不断地召集大资产阶级分子举行座谈会，积极调查苏联军队在东北运走的各种重工业股备、各种货物和粮食,以及在日伪银行中提取的大量黄金和现钞等的情况和数目。同时还派专人搜集日寇在东北的企业分布情况及投资数字的有关资料，既可估计苏联从东北运走的物资的总值，又可为官僚资产阶级进行掠夺的参考。当时他们提供的情报是:苏联除了运出若干工厂全部设备外,还运出了大量动力机、发电机、实验工厂、实验室及医院等最新的设备。
金鎭则乘坐苏军战士所开的吉普车到处乱窜，并与伪军有关的反动分子多方接触，企图为收容和整编已被击溃和缴械的伪军作出计划,想利用伪军创建据点，进行接收。他还到长春伪满警官学校去过两次,想利用伪警搜集情报,并调查共产党在长春活动的情况。他还一再提出到沈阳去视察，因苏军不负安全责任面没有去成。他提供了许多诬蔑共产党改编大量伪军以及苏军如何把收缴敌伪枪枝及库存武器移交给中共的情报。
齐世英则积极发动国民党员进行反苏反共活动。当时在长春公开的国民党部有两个:一个是CC系的“吉林省党部”,由石坚任主任委员;一个是朱家骅系的“东北党务联合办事处”，由罗大愚、关大成等人主持。齐世英只承认CC系的“吉林省党部”，并利用他们搜集有关中共与苏军合作的情报，特别注意中共队分布地点及民众组织情况，为反苏反共进行准备。齐世英还公开宣称:“过去我们东北的敌人:第一是日寇,第二是汉奸。但在日寇投降和伪满瓦解后的今天,我们东北的敌人则变为:第一是苏联，第二是共产党,第三是日寇,第四是汉奸。”齐世英的这种反动言论，立即为苏军所获悉，因而向蒋经国提出了严重的抗议。蒋经国把这件事的详情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引起蒋介石的愤怒,于是一面告诉陈立夫把齐世英调回重庆,一面电熊式辉负责整理东北党务。其电文如下:
“限一小时到。长春,蒋特派员经国转熊主任天翼兄:在长人员不准有反苏言行，否则一律勒令途回重庆。东北党务由兄负责整理。”
因此,10月21日熊式辉离长返渝时,齐世英也不得不随其飞回重庆了。
我曾经分别于10月15日、18日在长春召集了两次文化教育界座谈会,搜集情报。21日随莫德惠去吉林,恢复了被日寇解散的“吉林毓文中学”,自任校长(但我并未到校,后请毓文校友、北京师大敎授刘明樾回吉代理校长),并推莫德惠为董事长。当时即从“吉林维持会”要出了吉林市新开门外日本小学的原址作为校址。齐世英事件发生之后,熊式辉把东北党务整理工作交给我负责主持,成立东北党务整理处，隶属行营。我遂把CC系的石坚和朱家骅系的罗大愚、关大成等人联合起来,进行调查、登记及考核等工作。后来总撤退时，还把其中重要分子四十多人(均系国民党地下党员)带到北平。
(七)在交涉中一再碰壁
熊式辉到东北后不久，即对东北局势作出了这样一种结论:中国共产党由于苏军的掩护,在城市方面则发动群众创建地方政权，在农村方面则联格贫农、雇农展开对地主的流血斗争,在军事方面则利用苏军所收缴的敌伪武器扩充实力，以维护其在各城市各农村的政权。这样,他们就认为苏军违反了关于中苏条约所规定的给予中国中央政府以“道义的”支持的原则,提出交涉，并要求苏军协助国民党人员进行“行政接收”,但都遭到了拒绝。苏军认为,东北各地抗日武装以及民主政权,纯是东北人民自己创建的，与苏军无关,至于“行政接收”那是中国的内政,苏军不便协助和参与。后来蒋经国又提出派莫德惠到吉林、金鎭到沈阳、我到哈尔滨视察的要求,希望苏军予以协助。苏军只同意莫德惠到吉林去(这就是莫于10月21日赴吉的由来),但对赴沈阳和哈尔滨的人则不负安全责任。在他们一再碰壁之后,苏军又提出“凡在其占领区内日军所使用之一切物件，均系合法的战利品”的要求，这不仅使他们感到意外,而且也不知如何应付。因为他们在重庆时所研究与考虑的只是“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中的有关条款，特别是其中第一条:“共同所有与共同经营，应以中东铁路在俄国及中苏共同管理时期，与南满铁路在俄国管理时期所置之土地及所筑之铁路辅助线而为两铁路之直接需要者，以及在上开时期所建置并直接供给该铁路之用的附属事业。”他们原准备在这一条上对苏联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以换取苏军在接收问题上的协助。现在苏军提出关于战利品的要求，使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今后的态度。于是熊式遂于10月21日匆匆离长,22日到达重庆,向蒋介石请示对策。当时,蒋介石作了如下的决定，
(1)由外交部把苏军在战利品名义下运走东北工业股备及大量物资之事实以及掩护共产党扩充武力、创建政权、阻碍国民党接收等情况，用备忘录形式送达苏联政府,并要求“算重中国在东之完全主权及倾土行政之完整”。
(2)饬令中央各部会及东北九省市重要接收人员迅即飞往长春，作好“行政接收”的各种准备。
(3)抽调中央精锐部队,立刻由海陆空三路向东北运兵，作好“军事接收”的各种准备。
蒋介石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呢?原来他认为苏军在东北的措施和要求,只是军方的意见，并不一定反映苏联政府的政策，所以他决定由外交部用备忘录形式把东北实况通知苏联政府，希能得到纠正。同时，他还认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他有权利进行接收，所以命令行政人员和中央部队立即进入东北，摆出一种强硬的姿态,希使苏军就范。
于是10月26日,熊式辉飞返长春,按着蒋介石的意旨，饬令东北九省市的主席和市长迅速飞长。计10月29日到达者有徐箴、彭济群、吴焕章、高惜冰、吴翰涛、杨绰庵和沈怡等;11月4日到达者有郑道儒、关吉玉、刘翰东等;在这稍前到达者还有邹作华、冯庸和冯占海等。这些人到达长春之后,都集中在“满炭大楼”,积极进行接收前的准备，并由蒋经国再度向苏军提出“行政接收”的要求,希予以方便和协助。
另一方面,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也于10月底飞到长春，同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商洽中国军队在东北登陆问题。当时苏方表示，中国年队可于11月1日至10日之间在营口登陆，但葫芦岛和大东沟两地，由于苏军人数较少,如在那里登陆,则不负安全责任。后来,“行政接收”既没有取得苏方的同意,而营口登陆也受到牵制。当时只有秦皇岛一处可以进军,但由秦皇岛进入东北，必须经过山海关，而山海关又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因而蒋介石集团所幻想的“行政接收”与“军事接收”的计划,终于成为泡影。
11月10日,熊式辉又匆匆飞离长春，11日到达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了接收受阻的各种情况。经过反复考虑，蒋介石为了在外交上对苏联施加“压力”,遂决定把到长接收人员全部撤离长春。
(八)11月17日的总撤退
在蒋介石决策之下,熊式辉一面照会苏联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说明一个半月以来,不但接收问题横生枝节，一再受到阻碍，而且长春市内的安全也受到威胁,故决定撤回东北行营;一面又命令在长接收人员一律撤到北平，这就是11月17日总撤退的由来。但在撤退期间,仍留下由董彦平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十二人(团员有陈家珍、张培哲、吴士瑜等人)与苏军保持联络。
这次总撤退，是蒋介石集团在外交上对苏联所采取的一种攻势。其目的在于向世界宣示苏军阻挠中国政府在东北行使主权，从而违背了中苏条约所规定的“给予中国中央政府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以及“算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其次是企图唤起英美帝国主义者在舆论上的声援与支持,并把中苏谈判的重心从长春移到重庆与莫斯科方面来。
当总撤退之后，熊式辉也从重庆来到北平。这一天，莫德惠、张潜华等人去看熊式辉时,他沾沾自喜地说:“这次总撤退,是委员长(指蒋介石)在外交上的一张王牌。”接着他即加以引申说:“苏联在经济上的要求是漫无止境的,已使我们到了忍无从忍、让无从让的程度。但它所运走的还只是若干工业设备和物资，它所要求的还只是长春铁路沿线的地上工矿设备和地下宝藏，总不能把土地也运走，总不能把人民置于它的囊括之下。而且到必要时,我们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国际问题提交雅尔达协定签字国去讨论，利用英美和苏联的矛盾加以解决。所以问题尽管严重，但比起共产党占据东北问题就成为次要的了。”他略微停顿一下，似有无限感慨的样子继续说道:“自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共产党在苏军掩护下开始进入东北,组织了庞大的武装,创建了许多地方政权，因而构成了一系列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根据地。他们在农村中广泛地展开了对地主的流血斗争,并把贫雇农组织起来作为军队的基础,反转来又用军队的支持创建地方政权。循环往复,时间越久,共产党的势力也就越大,所以我们必须乘其羽毛尙未丰满之时,进行接收。这次总撤退,是给苏联一种外交上的压力,以便于为今后接收开辟途径。”
当时,在东北正交织着苏联、中共和国民党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而且展开了尖锐的斗争。苏联所努力的是防止美帝国主义的势力进入东北以及在战利品的名义下占有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所使用的一切工矿企业和物资。中共所努力的是进一步地巩固东北解放区，并表示愿在国民党承认东北民主联军和民主政权的前提下，经过协商，成立各党派共同参加的联合政府。国民党所努力的是接收整个东北，把共产党的势力完全排挤出去,至对苏联的经济合作谈判则尽量拖下去，留待将来作为国际问题去解决。所以国民党在长春的总撤退,并不是这三种力量斗争的中止,而是在一种新的形式下的继续与发展。
(九) 重庆与莫斯科
11月17日国民党接收人员从长春总撒退之后，中苏谈判的重心途由长春移到重庆与莫斯科方面来。
当时，蒋介石集团的策略是,在中苏经济合作问题上，尽量适应苏联的要求，宁可把谈判拖下去,也不作正面的拒绝。在接收问题上，尽量要求苏联的协助,决不让共产党继续占据在东北。
11月30日,经过重庆与莫斯科直接谈判的结果,商定下列几点:
(1)苏军协助国民党军队空运到长春和沈阳两地，并由国民党政府先派机场工作人员进行准备。
(2)其他地点,由国民党政府组织警察,负责地方治安。
(3)苏联军队展至1946年1月3日撤尽，等待国民党队收。
(4)东北工矿企业就其性质可作为战利品者，一律归苏联占有和使用。
(5)关于具体细则,仍须在长春作最后决定，始能执行。
因此，张嘉璈、蒋经国遂于12月2日离开重庆，4日抵长春，并借苏联大使馆二等秘书齐赫文同来，以便根据重庆谈判所作的原则,同苏军进行具体的磋商。
张嘉璈、蒋经国先后于12月5日、9日和17日同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进行三次会谈,其结果有的取得了决定,有的仍待继续协商。其已取得决定者:
(1)国民党空运部队，可随时在长春着陆,地面警戒完全由苏军负责。(2)关于“行政接收”,一俟接收人员到达东北，均可随时进行。其仍待继续协商者:
(1)关于中苏条约文字的不同解释，虽经重庆与莫斯科的商谈已趋一致(张嘉璈、蒋经国并将苏联致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提请苏方代表察看),但对战利品之解释，仍有分歧。
(2)关于长春铁路沿线各工矿业及辅助线问题，由张嘉璈提议,组织委员会加以解决。
总之,张嘉璈、蒋经国这次同苏联谈判,尽量采取适应的态度，惟恐影响重庆与莫斯科所达成的关于接收问题的决定。
由于这次在长春会谈的结果,长春市长赵君迈、沈阳市长董文琦、哈尔滨市长杨绰庵,分别于12月22日、27日和1946年1月1日，在苏军联络官陪同下,正式接收视事。紧接着,东北行营直属保安队(在北平编成)也于1月5日空运抵长春。后来，辽北主席刘翰东、松江主席关吉玉,又分别于1月10日和12日在四本和哈尔滨正式就职。这样,熊式辉所梦寐以求的“行政接收”和“军事接收”总算有了一个眉目。
当时盛传:由于苏军的要求,中共部队已从上述各被接收的城市撤出;至长春铁路沿线及其他各线之中共部队,也均撤离路线十华里处。
1946年1月22日,朱美龄也飞到长春为苏联红军授勋,用以加强对苏军的好威，但未得与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会晤。当时苏军代表向宋美龄表示,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已因公回国,刻正从莫斯科赶回,以便亲自招待(惟后来有人传说,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并未归国，不过不愿与朱美龄会晤而已)。
关于中苏经济合作问题,既决定由重庆与莫斯科继续谈判,因此1945年12月25日，蒋经国又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资格飞往莫斯科，并于12月30日谒见了斯大林,陈述了国民党政府关于中苏经济合作问题的观点与意见。
1946年1月21日，苏联政府就这个问题给国民党政府一个备忘录,内称:“东北各省内会被日军利用之一切日本企业，均经苏联视为苏军战利品。”这样，国民党政府就把这个内容秘密通知了它的靠山美帝国主义,因而扩大成为国际上的问题。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宣称:“雅尔达协定或中苏条约，俱未规定予苏联以任何优先赔偿,或允准苏联对于东北境内日本资产之要求。”从此,这个问题就拖延下去了。
(十)内战的烽火
东北是在人民解放军配合苏联红军向日寇进攻而全部解放的。但蒋介石一心一意要从人民手中抢夺胜利的果实，于是一面和苏军代表作接收问题之协商，一面又命令杜聿明指挥下的中央部队沿北宁路向沈阳推进，因而挑起了和东北民主联军的内战。
1945年11月底,朱德总司令对记者发表谈话,主要内容有:(1)中共在原则上不反对国民党军队到长春铁路去，但希事先达成协议,以免发生冲突;(2)对东北问题,应以政治方法和平解决;(3)创建联合政府;(4)承认东北推行地方自治。但蒋介石集团无视朱总司令的严正表示，仍继续向东北民主联军进攻,只是在民主联军的严重打击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集团才被迫在1946年3 月27日签订了东北停战协定。但蒋介石又拒绝执行，他决心进攻东北民主联军,推翻东北人民的地方自治政府。后来，中共军队为求和平实现,又自动让出长春，但国民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进攻。经过了四平街保卫战,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军队,才于6月6日，被迫休战。接着国民党又限令东北民主联军退出东北各大城市和铁路沿线(6月17日蒋介石集团向中共提出五项 荒 谬的要求,关外要的几乎全部九省)。从此,内战的烽火就在全国范围内燃烧起来，而在东北方面蒋介石所用的兵力，已达十六万一千多人。
1947年夏，东北民主联军在东西南满以及热河冀东各个战场上,展开了强大的进攻,使国民党军队被迫收缩于中长路和北宁路的狭长走廊地带,采取所谓“重点防御”,因而改变了东北战场的形势。于是蒋介石集团恐慌了,并引起了内部的矛盾,而熊式辉遂成为众矢之的,终于被抛弃而滚下台了。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有张潜华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