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原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将军被转调到北京军区担任政委，卫戍区一时无人管辖，各项工作陷入停滞之中。中组部和解放军总政部为此先后派人和邓公接洽，请邓公指派一位同志接管卫戍区，邓公稍加思索，决定让潘焱同志担任新一任卫戍区司令，负责保卫首都北京的安全。
潘焱是河南人，早年在族里长辈的帮衬下，上了几年学，有一定的文化水平，12岁那年，他外出打工，曾在杂货店当过学徒，后来，因为老板过于苛刻，他实在待不下去了，于是便返回家中，跟着父母一起务农讨生活。13岁那年，他受进步思想影响，加入了老家的农协，半年之后，他被编入红军后勤部门担任勤务员。
1932年，年仅十六岁的潘焱被批准入党，同年下旬，身为班长他的带队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在某次战斗中，他因为表现过于突出而遭到敌人集火攻击，腰部被打穿，差点死在战场上。1933年，他率军在黄安作战的时候，再度意外受伤，双臂和左腹均中弹，伤势十分严重。
好在送医及时，医生拼尽全力这才将他从生死线上挽救回来，做完手术后，他在野战医院足足疗养了半年时间方才痊愈。1935年，他随军长征，强渡金沙江期间，他的左臂再度负伤，并由此留下了后遗症，每到阴雨天他的左臂便会隐隐作痛。
抗战时，潘将军被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担任副营长，1940年下旬，他又被调到太行军区总部担任警卫团长，期间他与邓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时常在一起聊天、谈话。解放战争爆发后，潘将军就任中野某纵队参谋长，中野挺进大别山时，他率部一马当先，直接越过陇海线，一路突破敌人数道封锁线，最终顺利抵达预定位置。
建国后，潘焱长期在贵州驻扎，主要负责剿匪工作，1952年他奉命前往朝鲜参战，与联合国军交手数个回合，始终占据着上风，1954年，他返回国内，被安排到海军部队担任高参。潘将军自土地革命时期离家后，数十年都未曾回乡探亲，潘母很担心他的安危，于是便找当地的武装部打听他的下落。武装部的同志告诉潘母，潘将军现在当上了部队高干，在军内、党内很有威望。
潘母闻讯后一时激动落泪，情不自禁的喃喃自语道：潘崽子出息了！后来，武装部的同志听闻潘母生活困难，于是便想给潘母一些粮食和钱，稍微改善一下她的生活。但潘母却拒绝了这番好意，她直言国家也不容易，自己不应该麻烦人民政府。不久之后，远在北京的潘焱得知了此事，他连忙将自己这些年攒的钱全部寄给母亲，以表孝心，当年年底，他带着妻子回了一趟河南老家，陪母亲过了一个踏实的春节，弥补了自己对母亲的亏欠。
动荡时期，邓公遭到迫害，被革除职务，安排到江西劳改。潘焱为此非常气愤，他马上提笔给毛主席写信，想要为邓公鸣冤，但秘书却在此时拦住了他，眼下政治形势极其敏感，潘焱不能这么随性而为，万一要是被“造反派”抓住了把柄，不但帮不上邓公，自己还有可能受到“造反派”的打击、报复。
时间来到1973年，邓公终于被召回北京重新启用，潘焱闻讯后马上登门拜访邓公，两人坐在一起聊了很久，道尽了这几年的艰苦、心酸。动荡结束之后，潘焱被邓公钦点出任卫戍区司令，任期内，他一边稳抓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一边加强对官兵的思想教育，增强大家对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80年代初，潘焱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主动退出领导岗位，让年轻同志接管军政大权，此后他一直居住在西单的一座小院中，安然享受离休生活。
潘焱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他向来以军人的标准要求子女，从来不让子女享受任何特殊待遇，比如在动荡时期，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但潘家的几个孩子觉得农村生活太艰苦，所以不太想去。潘将军为此勃然大怒，他当即严厉训斥了子女们一顿，随后亲自将子女安排到最艰苦的地区“插队”，让他们接受“中下贫农”再教育。1999年，潘将军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家人们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安葬迁往河南老家的革命陵园安葬，让他魂归梓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