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首恶江青城府深沉，展现给人们形象一向冷酷、阴险、毒辣。
印象中她很少露出悲伤难过的一面。
这样一位对权力怀有极大野心、为夺权不择手段陷害忠良毫无底线的大奸大恶，在她恶贯满盈的一生中，也会因为谢富治的去世而潸然泪下留下难得的“温情”时刻。
江青和谢富治之间是存在“真挚的革命友谊”的，可是追究到底，所谓“友谊”不过是两个革命破坏份子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各取所需的“鳄鱼的眼泪”。
江青是山东人，出生在诸城的一户地主家庭，身材瘦高四肢细长五官标致，外形条件十分优秀，唱跳俱佳、身段台词也是一等一的好，从小就有着杰出的文艺天赋。
虽然出生富贵，可她的童年生活却并不幸福，旧社会的高门大户沿袭了封建社会的礼法糟粕，讲究长幼尊卑，她的母亲是父亲的妾室，自己是庶出，为了争夺父亲的宠爱，江青很会察言观色、善于钻营心计，处处争强好胜，十分善妒。
少年时期，因为母亲的离家出走，江青被迫随母亲颠沛流离，可自小过惯了富贵生活的江青，喜好奢侈、生活作风也是十分糜烂，哪里受得了这样的苦日子。
何况在乱世之中，人命贱如草芥、命运也像风中浮萍，不敢奢谈未来。唯有粗壮的大树才能给自己这朵娇艳的花朵以荫蔽，遮住这乱世的凄风苦雨。
在顺利从话剧专业毕业后，江青辗转来到青岛，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才华，成功勾搭上当地名门俞家的四少。
俞家虽是名门大户，却也是思想进步的中共党员。在俞少爷的影响下江青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并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能否认的是，那个时候的江青还是愿意为革命事业做出一些成绩的。
她积极参加“左翼”团体，来到街头参加反对国民当局对日消极绥靖的游行示威，被反动派列为“反革命分子”登上南京中央的通缉名单，在上海活动期间被捕。
江青没有受什么皮肉之苦就被放了出来，这一段入狱的经历扑朔迷离，成为她人生的污点，被政敌所攻讦的把柄。
眼见着身边的革命同志一个个倒毙于反动派的枪口下，反动派的残忍暴虐亦让她胆战心惊。
江青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见风使舵撇清自己与我党的一切联系，直到1935年，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契机联系上了延安。
江青见机恢复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左翼团体的经历顺利来到延安。
江青文艺才能出众，戏也唱的好，在延安也算得上一个家喻户晓的“明星演员”，毛主席当时独身一人，平日里的闲暇时光也喜欢听戏，一来二去二人逐渐熟络起来。
在文艺上，江青是毛主席的“知音”，在生活上江青更是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将毛主席的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条，可以说江青和毛主席曾经也是真心相爱过的。
只是江青其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随着二人的相处，她的贪婪、奢靡、嫉妒、阴险的本性逐渐暴露出来。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中央从事文艺作品审查工作时，江青利用手里的权力作威作福，指鹿为马。
同时江青利用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条件的信任和拥戴，将自己“第一夫人”的身份与毛主席划上“等号”，将毛主席对特定文艺作品的批判和党内山头主义的恐慌具象为以刘少奇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敌人，加快了自己的夺权之路。
苍蝇不盯无缝的蛋，贪名恋权的开国上将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嗅着“同类”的味道，聚拢到了江青的身边，谢富治甘当江青的马前卒，愿意为“四人帮”集团的“革命事业”和夺权之路扫清一切阻碍。
能取得公安部长的“效忠”，江青的反革命事业如虎添翼。
江青想当“伟人”“完人”做“千古第一”的女领袖，而“伟人”和“完人”是不能有任何污点的，如何掩盖革命胜利前在上海的那段扑朔迷离的被捕经历，就成为江青“夺权”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谢富治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他就像江青肚子里的蛔虫，利用自己的职权派出“心腹干将”对上海的文艺界进行全面的搜查和“抄家”，所有有可能影响“领袖”成为“伟人”“完人”的资料文档悉数销毁，从这件事以后，江青对谢富治十分满意，并引为心腹。
此后，江青将其拔擢为“文革领导小组”团队是重要成员，参与到中央决策，得到提拔的谢富治喜出望外，经过多方打听，了解到江青十分爱好摄影，遂决定给她一个惊喜，算是“投桃报李”。
谢富治四处寻找专业团队，搜罗摄影器械，在短时间内在钓鱼台布置出一间专业的摄影房。
看到江青满意的笑容对自己感激的眼神，谢富治知道自己已成功赢得江青的衷心认可。
1972年，听闻谢富治的死讯，江青扶着他的灵柩声泪俱下、涕泗横流、哭的不能自已。
其实江青应该羡慕谢富治在“革命”的“最高潮”匆匆“退场”，等到后来全面拨乱反正的时候，作恶多端的江青才会明白今天的眼泪也是为了自己而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