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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县的背景和张家冲旁的柴塘小镇
1942年的铜陵县，这个位于安徽省的地方，战火纷飞，烽烟四起。张家冲旁的柴塘小镇，尽管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地方，却因其地理位置的关键，成为了众多军事活动的焦点。小镇靠近要道，又接近大江，对于任何希望在此区域控制或影响力的势力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战略点。
在这个小镇上，日伪军设立了临时的指挥部，几座低矮的砖瓦房被改造成了军事设施。日军的卡车时常在村道上呼啸而过，尘土飞扬，给本已苦难的村民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压力。柴塘小镇的天空偶尔会被飞机掠过的阴影所笼罩，紧张与恐惧充斥着每个人的心头。
此时的小镇维持会会长朱世科，是一个身材魁梧，面容严峻的中年男子。他原本在地方上就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曾是一名地主和放债人，因其手段强硬，多次与周围村庄的农民发生过冲突。随着日伪军的到来，朱世科迅速与他们勾结，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成为了一个连接当地与日伪军之间的重要人物。他不仅为日军提供粮食和情报，还积极参与对抗地下抗日力量的行动。
在柴塘小镇的中心，朱世科的宅邸坐落在一片宽敞的庭院中，高墙大院，显得格外雄伟。庭院内种满了柿子和梨树，每到秋天，满树的果实显得格外繁盛。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日子，村民们也很少有机会接近这座大宅，朱世科的家人和仆人们对外来者都持有戒心。
朱世科的办公地点设在宅邸的东厢房，那里原本是供家族长辈休息的地方，现在被改造成了接待室和办公室。墙上挂着的地图和文件摊开在大桌上，朱世科与日伪军官员以及他的手下在这里开会，制定各种计划。墙角放着几支猎枪和手枪，彰显出主人的威严与残暴。
每当有日军官员来访，朱世科总是亲自迎接，他们在宽敞的客厅里交谈，日伪军官员对朱世科能够掌控整个小镇感到满意，常常在会谈后留下一些烟酒作为好处。这种权力的游戏让朱世科在当地的地位愈发稳固，但也使他成为了新四军和地下抗日组织眼中的钉子户。
朱家的复杂家庭关系
朱世科的家庭状况在柴塘小镇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他的小儿子朱怀旦，自从加入了日伪军后，便被任命为副官，这让朱家与日伪军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朱怀旦经常穿梭于日伪军的各级指挥部和柴塘小镇之间，为日伪军传递信息，执行命令，甚至参与制定针对抗日力量的策略。
与此同时，朱世科的大儿子却站在了与其弟截然不同的阵营。他深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的地下情报组织，成为一名小头目，负责搜集和传递有关日伪军以及地方汉奸的情报。他的工作虽然危险，但却对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至关重要。
在朱世科的安排下，小镇上的情报和资源流动始终被其牢牢掌握。朱世科利用自己的两个儿子所在的不同阵营，精心调配信息，使自己始终能在复杂的势力中保持平衡，同时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谋取利益。他通过小儿子与日伪军的合作，获取了军事保护和政治支持；而通过大儿子与抗日势力的联系，他又能掌握足够的情报，以防突然的变故。
在这一切的操作中，朱世科还大量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小镇上的资源进行控制。他动用与日伪军的关系，强征粮食和物资，支持日军的日常需要，而这些往往是以牺牲当地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同时，他又通过与地下组织的交易，赚取高额的利润，例如出售情报或安排秘密的物资交易，使得他在混乱中越发富有和强大。
朱家宅邸内部，两个儿子的房间分别位于大宅的两侧，一边是朱怀旦的军事地图和日式武士刀，另一边则是密密麻麻的通讯设备和地下情报组织的标志。这种对比，反映了朱世科如何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游刃有余。
在柴塘小镇的市场上，朱世科的势力同样无处不在。他派遣的人手常在市场上巡逻，确保所有商贩的活动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任何未经他同意的货物进出，都会被视为违规，从而被没收或罚款。此外，朱世科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强行在市场上设立摊位，销售从日伪军处获得的稀缺资源，如盐、油等基本生活物资，这让他在当地民众中的声誉更是恶化。
新四军与朱世科的冲突
新四军7师在皖南地区的游击活动广泛而深入，他们在当地建立了一系列联系点和暗中支援系统，以抵抗日伪势力的压迫，并力图减轻普通百姓所受的苦难。为此，他们经常派遣小分队深入村镇，进行秘密的动员和物资收集工作，同时也试图与当地的权力者建立某种形式的默契或直接沟通，以保证民众的基本安全和生活需求不受过多干扰。
在这种背景下，新四军的地方组织曾多次尝试与朱世科进行接触。他们派出的使者通常是些了解地方实际情况、又能言善辩的队员，他们带着对朱世科一定的了解和准备，试图说服他至少在对待普通百姓的问题上能够保持一定的克制。这些使者会在夜间秘密进入柴塘小镇，与朱世科进行谈判，力图达成一些基本的人道协议。
然而，朱世科的回应总是拒绝和敌视。在一次尤为关键的会面中，新四军派出了张家山乡长余秀荣作为代表。余秀荣是一位在地方上颇有威望的老乡长，深知如何处理复杂的地方关系，他带着对朱世科可能松动立场的希望，前往朱家。余秀荣在会晤中尽力阐述合作的好处，试图让朱世科明白，与新四军保持友好关系，对他和整个小镇都是有益的。
朱世科对此会晤并未表现出任何的妥协或接纳，事态的发展迅速恶化。会谈结束后不久，余秀荣就在返回途中被伏击并杀害。这一事件迅速被传回新四军高层，激起了强烈的愤怒和反响。新四军的领导认为朱世科的行为已经完全触犯了他们的底线，不仅无视了对民众的基本人道关怀，还直接对抗了新四军试图建立的地方稳定和合作关系。
这一行动的后果是立即的和直接的。新四军7师开始重新评估他们对柴塘小镇及周边地区的战略计划，同时决定必须采取更为坚决的措施来对付朱世科。
刺杀计划的策划与实施
在新四军的战略中心，杨明和巫希权对朱世科父子的行为进行了仔细的讨论，最终决定在朱怀旦的婚礼上采取行动。婚礼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将会吸引很多目光，包括朱世科家族的亲朋好友及其他地方重要人物，因此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徐文海被选中执行这一任务，他不仅因其在之前行动中展现出的冷静和勇敢而受到领导的信任，还因为他对皖南地区的地形和社会网络有着深刻的理解。为了确保行动的成功，徐文海需要深入敌后，化身为一名普通的宾客，这需要他具备完美的伪装和行为的自然。
为了进一步确保徐文海能够顺利混入婚礼现场，新四军的情报组织联系了当地一位可靠的医生。这位医生不仅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响力，还暗中支持抗日运动。在他的帮助下，徐文海获得了一枚蒋军特工组织的公章。这枚公章是蒋军特工用以证明身份的重要标志，能有效支持徐文海的掩护身份，使他在朱家的婚礼上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有重要地位的客人。
在行动前的几天，徐文海开始了他的准备工作。他换上了一套合身的长袍，学习了一些当地的礼仪和习俗，确保自己在婚礼上不会显得突兀或不自然。他还特意练习了如何在穿着长袍的情况下快速抽取隐藏在衣服内的武器，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在婚礼当天，徐文海戴着礼帽，腰间别着驳壳枪，踏入了朱家的大门。他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因为众多宾客中，不乏装扮华丽的人物。婚礼在朱家的庭院内隆重举行，红色的灯笼和彩带装点了整个场地，宾客们欢聚一堂，笑语喧哗。
徐文海在庆典中巧妙地避开了过多的交谈，他以观察者的身份，悄无声息地移动，不断地在人群中寻找最佳的时机。他的目光时不时扫过朱世科和朱怀旦，评估他们周围的安保情况以及可能的逃生路线。
刺杀行动的激烈与影响
在朱家的婚礼现场，气氛热烈而喜庆，红彩飞舞，乐声四起。徐文海虽然装扮成一位体面的宾客，穿着整洁的长袍，头戴礼帽，表面上与其他宾客无异，融入了喧闹的人群之中。他沿着花团锦簇的走道缓步前行，微笑着与人交谈，表现得既恭敬又不失分寸，完美地扮演了一个普通的宾客角色。
随着宴会的推进，新郎朱怀旦带着新娘退场，前往准备的新房进行传统的洞房仪式。这一刻，徐文海知道他的行动时机已经成熟。他借故离开了主宴会区，悄无声息地朝新房方向移动。新房外灯火通明，门前摆放着大红灯笼和喜字，一派喜庆的气氛。
徐文海靠近新房时，先是做了一番观察，确保没有其他宾客注意到他的异样行动。他手中紧握着藏在长袍内的驳壳枪，心知这将是他完成任务的关键工具。趁着守卫的视线被远处的酒宴吸引，徐文海迅速靠近新房门口，轻手轻脚地推开门。
室内灯光柔和，朱怀旦背对门口，正在整理衣物。徐文海没有犹豫，迅速从长袍中抽出驳壳枪，瞄准并射击，子弹精准地击中了朱怀旦的头部。朱怀旦应声倒在婚床上，未能发出任何声音，生命顿时截断。
射击声在新房内回响，随即朱世科的声音从外头传来，他在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徐文海立刻调整位置，藏匿在一旁的屏风后。当朱世科冲进房间时，只见到儿子倒卧在地，满脸的惊恐与悲痛。徐文海没有给他反应的机会，再次举枪，朝朱世科开了一枪。子弹命中朱世科胸口，他几乎是立刻就倒在了门槛上，气息全无。
这两声枪响迅速引起了场外的骚动，婚礼现场的宾客和保安开始骚动，徐文海知道他必须迅速撤离。他迅速回到了人群中，换上预备的衣物，随后趁乱逃出了朱家大院。这一系列动作迅速而果断，显示了他的专业训练和冷静的执行力。这一行动不仅成功刺杀了朱世科父子，也彻底摧毁了朱家在当地的势力。
参考资料：
来自 阮世炯. 纪念“皖南事变”50周年专辑[M]. 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