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灭亡以后，历朝历代对老百姓的统治基本上都沿用了秦朝的那一套。华夏历史上再也没出现过国祚超过350年的朝代，再也没有在学术上出现过百家争鸣的时代。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法家因其独特的实用性和前瞻性脱颖而出。法家的第一个名人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管仲，早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大约一百五十到两百年左右的时间。管仲洞察人心，体恤民情，他知道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只要老百姓生活稳定，丰衣足食，自然能够知道礼仪荣辱“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
齐法家（东方法家）主张通过变法来打破贵族统治，用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政治，将最高权力集中于封建君主手中。因此，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公布法令，统一制度，奖励耕战，富国强民。以前的大家族，都有自己的家规家训。对孽子、对不肖子孙，都有惩戒的家法，“谁犯错了，家法侍候！”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因为管仲的辅佐，齐国从一个内乱不断的国家变得强盛繁荣；因为管仲的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第一霸业。
孔子不反对依法治国。《论语》中有两处提到了法律，也就是刑法（古代只有刑法，刑法就代表法律）：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孔子也有自己的顾虑，“世俗之陵迟久矣，虽有刑法，民能勿逾乎？”社会的风气由盛转衰已经很久了，人们不知道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虽有严峻的刑法，人们已经把作恶养成习惯，又怎能不逾越这个刑法呢？
民众要教化，从孝道开始，在上位者、教育者、做家长的人以身作则。如果人们没有接受伦理道德的教育，做了邪曲不正的事，应该给予宽恕。宽恕之后，还是要给他们以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他们知道做人的本分，知道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人是可以教得好的，一定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孔孟都是“人性本善”观点的拥趸，而荀子则认为人性更应该偏恶一点。用今天的话来说，不要把人想得太完美。这个分歧，最后也成为了法家和儒家的分界线。
孔子周游列国，虽然人人敬佩，但论到现实情景和实务，这种温文尔雅的“仁”政，便行不得也。届时的社会，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拨乱反治，即恢复到天下统一的和平时代，另一个问题是富国强兵，保证自己的生存。前一个问题是个悖论，要想拨乱反治，就得通过战争消灭战争，而其目的则是“德治”。若是像孔子那样到处鼓吹“德治”而达到富国强兵进而统一天下，一来收效甚慢，二来环境也不许可。所以，实践是选择的必要手段，换了诸位，恐怕也会很多选择法家的。
秦晋法家（西方法家）
秦晋法家登上历史舞台，可以追溯到李悝变法。李悝的变法措施和方法中，有很多被后来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所借鉴。经过李悝变法，魏国迅速崛起，成为战国初期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法家理念的实效性。随后，秦国的商鞅变法和韩国的申不害变法，更是将法家的理念体现得淋漓尽致。
秦人先祖因善养马而被为周王室封于秦地，后来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受封为诸侯。作为周朝的诸侯国，秦国自然受到了周朝礼乐制度的影响，加之身处西陲，秦人对中原诗书礼乐颇为倾慕，政治上采用的是儒家学说。商鞅原名卫鞅，也叫公孙鞅，战国时期魏国人。早年为魏国宰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孙痤死后不受魏王重用，商鞅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支持他变法改革。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为：首先，政治上，实行郡县制，加强皇权的集中管理，改革刑法，添加了连坐、车裂等重刑，威逼老百姓不要涉法违纪；其次，重农抑商，将土地由私有变为公有，奖励耕织，改变人的价值观念；然后，废除世禄制，奖励军功；最后，还统一了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文同伦”等。
法家在运用奖赏和惩罚时，强调要“厚赏重罚”。即如果要赏，就要赏得丰厚，让臣民感受到国家的慷慨和大度；如果要罚，就要罚得严厉，让臣民畏惧法律的威严。商鞅推行奖励耕战的政策，通过丰厚的奖赏来鼓励农业生产和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同时，对于触犯法律的行为，商鞅也主张从严从重处罚，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秦人本来就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再加上严格的训练，严明的纪律，迸发出的战斗力可想而知。历史学家在提起秦朝的兵马的时候会有一个专属的形容词，叫做“虎狼之师”。当时各国士兵上战场，杀敌之后要把自己杀死的士兵的左耳割下，记军功。但秦军不同，他们是直接把敌人的脑袋割下来挂在马上的，和这样的军队打仗能不害怕吗？
申不害，亦称申子，初为郑国地位卑微的臣子。韩国灭掉郑国后，申不害被韩昭侯重用为丞相，在韩国主持改革。他在韩为相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申不害的政治思想以重“术”著称，强调君主应以“独视”、“独听”、“独断”的手段来实行统治，认为“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君主“方寸之机正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君主个人的言论和主张可以决定国家的兴亡，表明了专制独裁主义的思想。
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深受齐文化熏陶的荀子（荀子则是继孔孟之后的儒家第三个圣人，被后世尊称为后圣），又培养出韩非和李斯两位法家代表人物。
韩非，别名韩子、韩非，战国时期韩国的王族。韩非子曾向韩王建议变法，韩王不予采纳，在悲愤之下，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后来这些著作传到了秦国，秦王政看完后，发出了“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想要起用。秦国攻韩，韩王在危急关头召见韩非。
韩非出使秦国，秦王还没有决定是否留用。韩非上《存韩》书，批评李斯，揭大臣姚贾之短，由此得罪了李、姚二人。秦王认为李斯言之有理，便抓捕韩非。廷尉将其投入监狱，最后逼其服毒自杀。韩非想上书始皇帝，被拒绝。后来始皇帝后悔了，派人赦免他，但是韩非已经死了。
韩非极重视唯物主义与效益主义，积极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剪除私门势力,“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韩非认为应该压制、打压五类人：学者，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门人），商人。用现在的话讲，重生产、重科技，实业报国。那时生产力水平不高，农业即实业。让老百姓安心生产农业，就没那么多事；军工部署加强了，边防无事了，内无忧外无患，百姓就能安居乐业富裕了，国家也就强盛了。这个思路放在今天也不过时。
李斯，字通古。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李斯在奏疏中大体意思是说秦始皇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秦国从秦穆公开始，所重用的大才之人都是来自他国。《谏逐客书》点醒了嬴政，秦王立马取消了驱逐令，并且开始重用李斯。
李斯在秦王政统一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天下后，李斯有一些影响后世的举动：
第一，向秦王提议建立帝制。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带领秦国统一天下，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自己成为第一位皇帝，史称秦始皇！“皇帝”这个称呼不是秦王嬴政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李斯为代表提议的，然后通过秦始皇的部分修改，最后决定称自己为“皇帝”。
第二，提议秦始皇建立郡县制。因为刚刚过去的周朝就是因为分封制导致到东周开始，天子大权旁落，周天子成为一个象征，下面诸侯国都纷纷自立自强，只是在表面上奉周天子，所以李斯提出建立郡县制，有助于中央集权。
第三，提议秦始皇统一文字、车轨、度量衡等。第二、第三其实在商鞅时期秦国就施行过，但在秦朝大面积铺开，还是头一回。
第四，即逐胡人、定百越。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后，实际上的疆域并不广阔，在秦朝北方有着胡人等少数民族的侵扰，而在南方还有百越等国，于是李斯建议修建长城北逐胡人，南定百越设立郡县，从而奠定了中国疆域最早雏形。
法家和儒家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唯一的区别仅仅只是一个赤膊上阵，一个披了一层伪善的皮。儒家是官治，法家是吏治。‘官’与‘吏’在中国的差别大的去了，就像西方政治语境中的‘政客’与‘官僚’不同一样。官有自己的执政理念，而‘吏’只是官僚的工具。所以儒家的官只需要博雅之学，有一套天理人道，提供合法性价值；而法家的吏治需要治理之术，按照上面交办。
秦以后中国的历朝历代，大都是以儒、法结合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儒家强调以德治国，重道德教化，是内在约束；法家强调以法治国，重刑法，依靠威严、法治控制社会，是外在约束，两者需紧密结合，才能发挥最大效用，有效稳定社会。对于这一点，历代统治者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赞同并予以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