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大将一生战功无数，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运动”期间，一身正气，顶住压力，竭尽自己的所能，配合周恩来总理的工作，保护老干部，为党和国家作出了极大贡献。今天帝哥就来说说粟裕在“运动”时的一些故事。
粟裕
1966年“运动”爆发后，粟裕正在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这实际上是个闲职，但他依然受到了冲击。1967年，有人在国防工办喊出了“打倒粟裕”的口号，贴出了“打倒粟裕”的大标语，说他是“二月逆流”的成员。
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恩来出面了，他专门召集造反派领袖开会，并举着毛泽东语录，厉声质问道：“谁说粟裕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你站出来！谁说的，你站出来！谁说的，你站出来！”周恩来连说三遍，没有人敢站出来，粟裕这才没有被“打倒”。
1967年3月，周恩来又找粟裕谈话说：“毛主席说，粟裕有战功！你一时还是打不倒的。”有了最高统帅的指示后，粟裕决定继续忍辱负重。
1970年1月，粟裕任职的国防工业军管小组解散，周恩来把他找过去谈话说：“部队你已回不去了，就留在我身边，在国务院做点工作吧！”就这样，粟裕留在了国务院业务组，他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在国务院业务组分管铁路、交通和邮电等部门。
粟裕（中）
在那段日子里，许多受难的老同志都托粟裕转信。粟裕处理的原则是，凡是托他呈送周恩来的，他都转上去；凡是托他向林彪及其死党转呈的，他都一律拒绝。
1967年，粟裕的老战友张震受到了冲击，张震让儿子带着血衣到北京找到了粟裕，报告了自己的情况。粟裕听后大怒，准备马上向周恩来报告，秘书劝他说：“你不怕找麻烦吗？”粟裕回答说：“不怕！”
随后粟裕向周恩来报告了此事，周恩来听后气愤地说：“他们这么搞不对嘛，我打电话交代他们。”在周恩来和粟裕的力保下，张震很快脱离了困境。
1970年8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粟裕作为中央委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林彪在会上作了一个很有火药味的发言，他坚持要求设国家主席。粟裕起初并不是很在意，但此后的几天里，陈伯达、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和西北组发言，支持林彪的讲话，不点名地攻击张春桥等人，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林彪
此时粟裕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且事态已经很严重了。有人对粟裕说：“粟老总，咱们该对林副主席的话表态了。”粟裕却说：“别急，再等一等。”又有人说：“不能再等了，再等就被动了。”但粟裕依然没有在会上表态。
果然不出粟裕所料，8月25日下午，毛泽东亲自出席会议，并点名批评陈伯达等人说：“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有些话提起来有千斤重，放下来只四两。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当国家主席，就是要我早点死；你们再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
此时大家才明白粟裕的深思熟虑，原来主张要表态的同志找也到粟裕说：“多亏了你，要不然我们就犯错误了！”
1975年1月，粟裕作为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团长，出席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野心勃勃的江青正预谋插手军队，她在会议期间，直接对军队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流露出要见见代表的意思，粟裕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始终充耳不闻。
江青
江青仍不死心，她直接闯到解放军代表团住地，和代表们东拉西扯地说话。一位副团长慑于江青的“威势”，当着她的面提醒粟裕说：“粟裕同志，是不是把代表团集中起来，请江青同志给大家讲讲话。” 粟裕听后赶快和旁边的一个人说话，装作没听见。
谁知这位副团长没理解粟裕的意思，便又对他说：“粟裕同志，咱们集合全体代表，请江青同志作指示吧！”粟裕却仍假装和旁边的同志说话，没理这个茬儿。江青讨了个没趣，只好铁青着脸转身离去。
当天晚上，粟裕回到家后，对妻子楚青说：“我今天给了江青一根软钉子。江青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我是做了最坏的准备的，你也要有精神准备。”
1975年2月，粟裕出任中央军委常委，这年4月，他受邓小平的委托，到部队和苏皖地区调查、了解情况。粟裕先后考察了扬州、泰兴、南通、上海等地，他每到一地，便召集军分区、驻军和地方领导座谈。粟裕在上海时，接见了刚得到解放的上海市委原书记陈丕显，陈丕显向粟裕倾诉了自己这些年来受到的迫害，粟裕听后大怒：“这一伙人，是可恶的政治流氓，是道道地地的蜕化变质分子！”
晚年的粟裕
粟裕回到北京后，马上向邓小平和叶剑英秘密汇报，他说：“江青一伙已经插手部队，部队里的少数人跟得很紧，有些人盲目信从，以为他们代表正确路线，但团以下的战斗部队是稳定的，他们插手不进；另一方面，部队有些领导热衷拉山头、搞派性，弄得不好会把一些人压过去，不自觉地成为‘四人帮’的‘同盟军’。”
邓小平和叶剑英对粟裕的意见非常重视，他们全力调整了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以防“四人帮”插手军队。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决策是正确的。
在经历了“运动”那段艰难的岁月后，1979年，粟裕写了一首诗：
半世生涯戎马间，一生系得几危安。
沙场百战谈笑过，际遇数番历辛艰。
松苍敢向云争立，草劲何俱疾风寒。
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