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盗对一个人说，把你的钱交出来我就不砍你，因为这个钱放在你身上不安全。”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非常荒诞的一幕。
日前，美国众议院以352比65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一项跨党派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剥离旗下海外短视频应用TikTok的控制权，否则TikTok将被禁止进入美国的手机应用商店和网络托管平台。
从3月5日两党议员抛出该法案，到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7日表决通过，再到13日众议院投票通过，这份备受争议并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法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推进，不禁让人咋舌。
安个国家安全的理由就可以任意打压别国企业，这是霸权逻辑；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要想方设法据为己有，这是强盗行径。可以说，美国以国家力量对一个APP围追堵截，完全站在了公平竞争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的对立面，彻底扯下了所谓“自由市场”的画皮。
（一）
TikTok可谓不少美国政客的眼中钉，肉中刺。
早在2019年11月，美国政府就抛出了“小鞋”，对TikTok母公司收购Musical.ly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关注点在于用户数据的处理和存储。
2020年，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字节跳动在90天内剥离TikTok在美国的业务，否则将面临禁令。特朗普甚至一度疯狂到以广告投放的形式，在美国互联网上发起“请愿号召”，试图煽动民众一起携手“驱逐这家有中国血统的公司”。
面对美国政府的极限施压，TikTok积极起诉，最终联邦法院驳回了该禁令。
2021年6月9日，拜登政府发布了新的行政命令，撤销了特朗普时期针对TikTok的禁令，却维持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种种应用的审查，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外国对手”开发的软件应用的限制措施。这些措施的打击力度甚至超过了特朗普政府时期。
面对霸凌，TikTok始终在运用各种合法手段积极维护自身权益。
比如，此次众议院通过法案后，TikTokCEO周受资就直言，“这一举措会重创依赖平台的创作者和小型企业，或导致超过30万名美国人面临工作危机。”
同时，TikTok还向超过1.7亿美国用户弹窗寻求民意支持，大量用户对国会议员进行了“潮水般”的电话轰炸。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听证会不给机会阐述立场、荒谬指控平台有反犹主义等内容问题、编造“中国数据威胁论”……种种“莫须有”罪名让世人看到，美国以国家之力围剿，不是因为TikTok犯了什么错误，而是它根本就不知道除了不择手段，还能通过什么正常方式赢下这场商业竞争。
（二）
TikTok只是一个短视频平台，为什么让美国政客如此恐惧？
在过去近百年里，在科技和经济优势加持下，美国在全球建立了独一无二的媒体影响力和舆论引导力。从冷战时期的政治宣传到海湾战争的媒体报道，美国利用其强大的传媒机器形塑了公众对国际事件的认知，并将自己定义为山巅不可撼动的“自由灯塔”。
而TikTok似乎在美国密不透风的媒体霸权体系中打开了一个小口。许多西方民众通过TikTok看到了“真实的美国底层生活”，看到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看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这些内容与美国传统媒体的一贯报道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让许多美西方民众开始意识到，政客挂在嘴边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都是假的，所谓的“再次伟大”是如此冷漠、血腥和虚妄。传播媒介的革新，隐隐动摇着美国的舆论霸权，亦引得各路政客欲除之而后快。
另一方面，打压TikTok也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组合拳”之一。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越来越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实力也越来越强。由于中国市场规模大、需求多元、基建水平高、应用场景丰富、劳动者素质优秀等因素，那些在本土市场脱颖而出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往往拥有更低廉的成本和更强劲的竞争力。
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在给世界消费者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在无形中终结了一些美西方公司凭借先发优势在价值链顶端“躺着数钱”的好日子。
拒绝合理竞争，只想坐地生财，而这种以国家行为出现的强盗行径，对所有志在“出海”的中国企业都会产生广泛的“寒蝉效应”。
（三）
美国明抢TikTok，实质就是在搞一份当代的《排华法案》。
从历史上看，凡是有国家被美国视为对手时，美国政客就会疯狂打脸“自由市场”原则，推动联邦政府启动“底线思维”“战时思维”，以“贸易”为武器实践“战时政策”，用最全面、最系统、最严苛的体系围追堵截对手的产品和企业。
1929年美国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大萧条，但当时的美国政客没有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矛盾，反而怪罪于世界各国对美国的产品征收关税太高。为此，时任美国总统胡佛于1930年签署《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将美国关税的平均税率拉升到57.3％，为1929年的四倍。这场由美国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纷争，最终令全球贸易总量剧烈缩水66%，多国经济濒临崩溃，民粹主义兴起，最终诱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上世纪80年代初，面对日本在半导体领域的崛起，硅谷的半导体企业成立行业协会（SIA），通过大肆游说，在1985年抛出了一个“神论”——日本半导体发展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美国政府又迅速行动起来，要求日本完全开放半导体市场，保证5年内国外公司获得20%市场份额，还否决了富士通收购仙童半导体的商业协议……1987年7月，9名美国国会议员在国会门口抡起大锤，砸烂了一台东芝收音机，成为美国动用国家力量围剿日本半导体“战争”中最知名的一幕。
翻看美国过往的累累“战绩”，“市场经济捍卫者”之名完全像个笑话，而这个笑话之所以一直挂在嘴边，无非是借以对别国指手画脚，转移国内视线、转嫁国内矛盾罢了。
“美国优先”早已有之，且从来都是“我有，你就不能有”。肆无忌惮祭出的关税大棒、贸易屏障、“小院高墙”，一次又一次“实锤”着谁才是“麻烦制造者”和“秩序破坏者”。
（四）
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本该是“互通有无”“良性竞争”“平等共赢”。
而美西方追求的，从来都是资本如何能在更大范围内增殖以攫取更丰厚的利润。
马克思曾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直戳西方自由贸易的神话：“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自由发展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之所以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是因为美国人认为，通过将技术、军事、金融三者的优势牢牢握在自己手中，自己就可以处于全球价值链网络最中心地位，以最小的资源消耗轻松获得最庞大的财富。
美式“自由贸易”，追求的是“肥己瘦人”“我有你无”“等级秩序”，是把其他国家变成自己经济的附庸，但这显然不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也难以达到其想要的效果。
我们看到，过去四十多年来，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形成美国想象中的“中心—外围”“消费—生产”结构，一些发展中国家跳出了由发达国家及其跨国企业配置好的产业结构，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优势产业。
而与此同时，美国深度沉迷“钱生钱”的金融游戏，GDP账面繁荣下，制造业空心化加剧，脱实向虚、贫富分化等问题日益严峻。
对此，美国没有反思自身，反而认为是“自由贸易”导致了美国工业衰退，竞争力被削弱，将锅统统甩给所谓“危险的地缘政治对手”。
因此，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彻底将“自由贸易”视为“口惠而实不至”的外交辞令，“合则用，不合则弃”。某种程度上，美国保护主义势力已经进入“无礼无理无节”的新阶段，驱使美国在“逆全球化”道路上蒙眼狂奔。
不只是TikTok面临封杀之忧，“新日本制铁公司拟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一事，也遭到了拜登政府的公开反对。
（五）
市场经济以规则为准绳，而美国却打着“规则”的幌子，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市场经济的活力源于对市场主体经营、投资决策的尊重，美国却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恣意出台禁令、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他国企业。
饮鸩不能止渴，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看似有利于美国本土企业和部分劳工提升收入，但从长远来看，对进口和外商投资方面的壁垒只会抬高消费者需要支付的成本，同时还会导致美国企业与资本、先进技术渐行渐远，以及国际投资者对美国投资环境信心的下降。
当今世界已非昨日之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从未停息，世界经济的大海再也回不到过去湖泊与小河的状态。
美西方曾经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但根深蒂固的零和思维，注定它们无法解决全球化中存在的不完全、不公平、不开放等问题。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希望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坚定支持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高质量、更均衡的方向发展。这样的结构性矛盾，某种程度就是我们审视当前国际贸易以及国际治理中种种冲突时，需要正视的基本现实。
不同于一些国家的“围墙心态”，中国不仅一直向世界传递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倡议，而且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由贸易的理念。
从发起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到共建“一带一路”惠及沿线各国，从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设立详细时间表，到签署RCEP、对接CPTPP……中国的开放合作不是“教师爷式”的，而是强调平等合作，以求共同发展、普遍繁荣；不是去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是强调“你好我好大家好”，以求共同做大蛋糕；不是去搞所谓的“小集团”追求小利益，而是着力建设“大家庭”谋求大合作，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六）
1981年1月7日，波音747SP大型客机飞越了太平洋，开启了中美之间的第一条航线：北京—上海—旧金山—纽约。
彼时，旧金山市市长在致辞中感慨：美中通航使漫无边际的太平洋变得像一条河。
如果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人都认为中美两国的市场是互相开放的，只是因为当时中国企业实力不够强，只能卖过去一些附加值很低的商品，美国企业则凭借强大的品牌、技术实力，在中国市场占据了大量份额。
那么如今，当TikTok在美国闯出一片天地，中国新能源汽车蓄势待发立起新的标杆，美国却严禁它们进入美国市场，甚至在法案中称之为“敌国”（foreignadversarycountry）的产品。
中美市场的开放程度真的对等吗？我们该如何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应对这种“不对等”？这显然是更加值得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