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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组部部长，他出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过去的老同志说话。
邓小平与胡耀邦在一起交谈
“对项南同志，我感到对不住他，要尽快解决他的问题。”
一次会议上，胡耀邦见到了项南，由于对其愧疚，他拉着项南的手问道：
“你父亲项与年同志现在怎么样？”
项南苦笑着说父亲在福建老家，身体不大好。
胡耀邦听后关切的问：“怎么不把老人家接来北京团聚？”
项南面露难色，沉默了一会后，将父亲的遭遇告知了胡耀邦，胡耀邦听后气不打一处来！
随即就提笔给福建地方政府，批示：一定要将项与年老同志送到北京！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
传奇特工，闯关成功
1934年，心狠手辣的蒋介石制定了一个“铁桶计划”，意在对共产党实行层层围堵，以瑞金为中心，把兵力部署成一个严密的包围圈，三步一岗哨，五步一火力，让一只鸟也飞不出去。
蒋介石
如果在铁桶计划成型之前，共产党没有找到破局的方法，那中央机关就凶多吉少，革命火种也很难保存。
当时跟随蒋介石一同开会的心腹中，有一个名叫莫雄的保安司令。他听到这歹毒的手段，手心攥紧了笔，拼命控制呼吸，心脏差点儿从身体里跳出来。
他并不是个不辨忠奸的反动派，相反，他其实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也是我党安排在蒋介石身边的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
他心急如焚，恨不得插上翅膀，将这个消息告诉身边的党员同志们。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回到德安以后，他才能把情况通知到位。
被组织上安排在莫雄身边的项与年，自告奋勇，带上装着秘密情报的字典，假扮教书先生，立即从敌占区出发。
莫雄
教书先生的身份虽然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但终究还是不太保险。而且，随身携带字典，目标太过明显，他始终放心不下。
针对这两个问题，他分别想出了应对办法。
字典的事儿很好解决，他请人把字典里的秘密情报用只有同志们才知道的方式重印在薄纸上，藏在自己的鞋子当中。
这样一来，就算之后过关，遇到敌人搜身，他钻空子的概率也能大上许多。
至于教书先生这个身份，那是必须要改一改的。可是怎么改呢？看着自己因为连日赶路而破破烂烂的衣裳，项与年的心中有了主意。
他跑到一处山林当中，捡起一块石头，咬咬牙，狠狠心，闭着眼睛，冲着自己的嘴巴砸了进去。
很快，四颗牙齿接连落在地上，项与年满嘴鲜血，疼得青筋暴起，心里却轻松了不少。
等到疼痛稍微平复了一些，他又把衣服扯得更碎，再把头发全部揉乱。地上的鲜血和泥土，都被他毫不犹豫的糊到自己的脸上身上。
青年时期的项与年
现在的他看起来，再也不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而是一个命途多舛、跋山涉水、快到穷途末路的破落乞丐。
他那脏污的面容和散发出阵阵味道的身体，让盘问过路人的国民党士兵都敬而远之。就这样，用了6天时间，凭借着超强的意志力，项与年走到了瑞金。
“项与年带回来的四角号码情报，功绩是巨大的。”毛主席毫不吝啬自己的评价。
在了解他的同志们眼中，他是英雄的，是伟岸的，也是具体而生动的。可是在儿子眼中，他却是遥远的，是神秘的，是一个抽象的父亲。
项南其实一直都很懂事，后来也知道父亲到底在做什么。他不愧是项与年地儿子，在1937年投身革命，并且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自此，项氏父子二人改名换姓，天各一方，互不相知，生死不明。
1943年，苏北抗日根据地，在康生的组织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风审干运动。
项南也在审查范围内，但由于保密需求，他说的所有信息都是模棱两可的。
这件事差点让项南背上了牢狱之灾，好在工作人员思想端正，他猜测项南的父亲可能是个地下党：
“现在兵荒马乱，老子说不清儿子，儿子说不清老子的状况很正常！你既然说不清，那就让斗争实践来检验你吧！”
而另一边的父亲项与年也已改名，他也同样要面对审干，不过好在由李克农为其作证，工作和生活上并没有收到多大影响！
项与年与莫雄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曙光即将到来，父子二人已经阔别了数十载，项与年迫切的希望和儿子团聚，所以开始了寻子之路，也由此发生了一个乌龙笑话！
寻亲乌龙，父子重逢
1949年，曾希圣那儿接到了一个工作任务，帮助远在东北的一位名叫梁明德的老同志寻找亲生儿子。
曾希圣和梁明德，曾经都是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彼此交情深厚。
当梁明德得知曾希圣在安徽领导工作，自家儿子也有可能正在安徽青年团工作时，便迫不及待地联系老战友帮忙。
但是，由于工作性质，梁明德能透露的信息非常少，曾希圣也只能碰碰运气。
曾希圣
曾希圣转而联系安徽青年团团委书记项南，给他布置了这个任务。项南觉得事关重大，没有假手于他人，而是自己亲自调查寻找。
为老同志排忧解难，是青年党员的责任。可他竭尽全力，也仍旧无法找到有效线索。
有一次开完会，曾希圣把项南拉到一边，问他：
“我托你找的那个姓梁的青年干部，怎么样，有线索了吗？”
项南满脸愧疚地摇摇头，惭愧地回答：
“姓梁的干部有好几十个，只有这一个信息，查不出更多的东西。不然您想想，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情况？”
“我想想，老梁祖籍福建，后来在30年代，居住于上海的八仙桥一带。”
“八仙桥？怎么这么巧，我也是福建人，而且小时候也在八仙桥住过。”项南惊喜地睁大眼睛，赶紧回答。
一个似是而非的念头，逐渐在曾希圣心中升腾。他又问：“你也住八仙桥，那你具体是住在什么地方的？”
“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项南略微想了想，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这个回答让曾希圣的疑问差点冲破天际，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这里曾经是中央特科的秘密联络据点。
项南既然在这里住过，那就证明，他和曾经的中央特科一定关系匪浅。
在被要求继续回忆小时候的事情时，一个人影出现在了项南的脑海当中。
他记得，父亲的朋友中，有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叔叔。叔叔人很好，常常带他出去逛街，还抱着他看哈哈镜，特别有趣。
他顺势将这件事情讲了出来，没想到，面前的曾希圣竟然拍拍他的肩膀，指着自己，问他：“那你看看，能不能看出我究竟是谁？”
平时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领导的外貌，所以项南一直没有察觉到。现在有了心理预期，越看他，项南就越觉得眼熟。
曾希圣
终于，他大声回答：“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大胡子叔叔！”
原来，30年代的大胡子叔叔和被抱在怀里的小朋友，竟然坐在对面不相识。
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梁明德就是曾希圣过去的朋友，而他怀里抱着的小男孩儿，也就是面前的项南，正是梁明德苦苦寻找的孩子。
项南闷头找项南，这可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而远在东北的梁明德，真实名字其实并不是这样。他叫项与年，是儿子项南共产主义道路上的榜样。
项与年
父子俩天各一方，各自忙于工作，短时间内都无法脱身去见对方一面。他们有着一脉相承的品质，所以都能理解自己的至亲，平时只是书信交流。
一直到1953年，他们才终于在北京相见。此时距离父子俩的分别，已经有将近20年了。
人这一生，又有多少个20年呢？
儿子见到父亲依然在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心中别提多么骄傲。父亲见到儿子沿着自己的脚步，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心中也有无限自豪。
20年的骨肉分离，为的是中国更多的家庭永远不再分离。
然而，幸福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
病重而逝，未能诀别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大环境的冲击，项与年和项南父子都遭了殃。这些隐蔽战线的英雄们，受了不少委屈。
晚年项与年
那时候的项与年，年纪已经很大了，疾病缠身，还面临诸多病故，在福建农村艰难度日。
情况最严重的时候，项与年中风失语，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他们苦苦煎熬，只等到恢复清明，项南才动了将父亲接回北京赡养的心思。
项与年的户籍在福建，如果要迁到北京，按照相关规定，得先批准。按照流程办事，共产党员们牢记于心。
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组织上提出了请求，可工作人员却说：
“你的父亲是个老革命，你也工作了这么多年，应该对自己更加严格，尽量不要给组织上提要求。”
项南
项南不得不承认，这番道理字面上也听得过去。但项与年的情况有些特殊，在局势没有完全明朗的情况下，大家都只敢明哲保身，不敢趟这趟浑水。
继续纠缠下去也没有必要，项南只好失望地离开，打道回府。
没过多久，中组部换了一次血，胡耀邦担任新的中组部部长。
项与年和项南这些年受到了不小的委屈，胡耀邦看在眼里，他十分愧疚与这对父子。
在一次和项南谈话时，他问：“怎么不把你父亲接到北京来呢？”
听到这话，项南的脸色立马变得为难起来。思考一阵儿，他把工作人员对他说的话复述了一边给胡耀邦听。
胡耀邦简直快被这番说辞气笑了，老革命不重视，这不是让人寒心吗？况且还让人家父子两还受了那么大的委屈，现在老人家身体不好！
胡耀邦
他下了个命令，把老人家的户籍转回北京。遗憾的是，这个命令终究还是太迟，项与年患上了严重的肺炎，已经不再适合长途奔波。
于是，项南只好在福建安置老父亲。
至于他自己的问题，有了胡耀邦的过问，他向组织上递交了申诉材料，很快得到了公正的审查，也洗清了自己的委屈。
1978年，项与年病逝于福建。痛心的是，儿子项南并未见到他最后一面。他停止呼吸时，项南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忙碌。
这件事情成了项南心中永远的痛苦，他紧赶慢赶，赶上了追悼会。那一天，他相当低调，悼念那个名为梁明德的老人。
看见中央干部来到这里，众人十分震惊，细问才知道，原来，这对父子竟拥有何其相似的英雄气概。
国风的传承，正是一个个优良家风的传承共同组成的。
结语
得到胡耀邦特意关照的项与年和项南父子，都是我党的杰出同志。
父亲工作在隐蔽战线，立下奇功，儿子则追随着父亲，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一次次传承，传承的是中国人的风骨。
参考: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项与年：装扮成叫花子的情报官》 2020年12月14日
《项南与胡耀邦的不解之缘》 《党史博采》2015年第11期
《项南和父亲项与年的悲欢离合》 《党史博览》2007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