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5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山西辽县十字岭地区指挥突围作战时，壮烈牺牲于日军的炮火之下，是为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不过在大量军史文章中，多称左参谋长为“抗战时期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却是严重不准确的！
（左权将军像）
先普及一下左权将军牺牲时的两个职务，由红军改编而来的“第八路军”，早在1937年10月即已更改番号为第十八集团军，因此左权对外的公开职务，确实是“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领国民革命军少将职务军衔，当然，我方内部仍习惯性称为八路军，华北群众亦是如此。
因此在集团军朱总司令返回延安以后，在集团军叶参谋长并未实际到职前线的情况下，延安于1938年底电令成立的“ 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改由集团军彭副总司令为总指挥，继续以左权为参谋长（不是副职），因此八路军对内对外的这两套职级体系，还是要理解清楚的。
作为八路军总部首长，作为黄埔一期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双料学历的名将，左权在战争年代我军中的职级当然很高，他的主要履历是：1930年担任红12军军长、1933年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1936年代理红一军团长，曾与聂帅（一军团政委）并肩指挥山城堡战役。
据此许多军史爱好者认为，如果左权将军不是过早牺牲，建国以后大概率将授予大将军衔，笔者亦有同感，但若称为“抗战时期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却是不适宜的，因为之前的1941年，还有一位级别更高的首长不幸牺牲：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一、项英的党内职务远高于左权
1941年3月24日，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委）项英同志，在安徽泾县的蜜蜂洞，被军部副官处第三科的副官、叛徒刘厚总杀害，同时遇难的还有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酿成皖南事变期间的又一起重大惨案。
项英虽然只是“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副军长，似乎从表面上看，与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职务相近，然而实际上，他的党内职务和级别，要比左权高得多：牺牲时已经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党内职务。
抗战爆发后形势发生变化，项英曾到过延安，而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选举出来的12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注意?当时?还?没有?“五?大?书?记?”的?格?局?，而项英的排名第六。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这12名同志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即是抗战初期，我党的主要领导集体，其中只有两人在建国前牺牲：一位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因飞机失事，与叶挺同时罹难的博古。
另一位便是1941年牺牲在皖南的项英，是故当时的项英，完全可以称为“中央领导”，是除了同为政治局委员的朱、彭两位老总外，几乎所有八路军、新四军将领的上级领导。
我们知道，党中央派驻各大战略区的机构，一般称为“某某局”或“某某分局”，抗战时期成立的几大主要中央局有：北方局、长江局、东南局（南方局）等等，其中北方局的书记，先后由刘少奇、杨尚昆、彭德怀、邓小平（代理）等首长担任。
长江局的书记曾由王明担任，南方局的书记则是周恩来，可见各中央局的书记，在党内的职务和地位都是很高的，有权领导本战略区内的所有党政军机关，而项英能够出任东南局的书记，可见一斑。
（12名政治局委员合影，前排右二为项英）
二、项英的军队职务也高于左权
八路军各师和新四军改编之初，并未设立专职的“政治委员”，多以副职身份兼领，比如原红一军团政委聂帅，就出任了115师副师长；项英在新四军也是如此，尽管名义上只是副军长，其实等于军政委，既然我军是军政双首长制度，那么项英等同于军级正职。
并且在叶挺军长非党员的情况下，项英实际是新四军的“一把手”，即便新四军作为普通的军级单位，编制级别低于“第八路军”，如果仅就军队职务而言，项英也与后来的115师聂政委、罗政委、129师邓政委是平级的。
而作为八路军总部的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的军队职级，是要略低于各师长和政委的，当时的三位师长均获得中将职务军衔，而左权只得到少将衔。如此比较下来，项英当时的军队职级，明显要略高于左权将军。
某种意义上，项英已经具备了建国以后“封帅”的资历，比如他曾经的下级陈毅、张云逸、粟裕等，要么封帅要么授大将，当然我们这里只是讨论职务级别，不是假设历史，莫抬杠。
（陈毅和项英）
另外一层，人民军队的大原则是“党指挥枪”，因此在研读战争时期的首长职务时，仅仅关注军队职务是不够的，还需要比较他们在军委、各级前委和“军分会”所担任的职务，在这方面，项英的职级仍然远高于左权将军。
早在1931年初，中央苏区即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是当时我党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这个中革军委的首任主席，便是项英，红一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在那个时期只屈居副主席。
而当时的左权，刚刚担任红一方面军总部的作战参谋，当年6月才晋升参谋处长，可见在30年代初期，项英明显是左权的绝对上级，并且级别差距不是一点半点。当然了，项英在这一时期政治地位较高，也有一定的特殊历史原因。
（新四军改编时期）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的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改组了“中央军事委员会”，新的中央军委以毛泽东为主席，以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项英虽然是政治局委员，却没有当选中央军委委员。
这一届中央军委由11人组成，除了三位正、副主席外，另有六位未来的开国元帅，以及任弼时和张浩同志，说明项英已经被排除在军事决策层以外，但鉴于他的党内地位，仍然任命了相应的军内职务。
彼时在中央军委之下，分别在华北和华中抗日前线，组建了“八路军军分会”和“新四军军分会”，其中八路军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委员有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以及八路军三个师的师长和政委共九人。
而1938年秋成立的“新四军军分会”，则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委员有项英、张云逸、袁国平、周子昆、陈毅等五人，可见在党的军队领导机构中，项英的职务仍然是很高的，而左权既不是北方局的委员，也不是八路军军分会的委员。
（叶军长、项副军长、周副参谋长等）
三、项英牺牲的情况较为特殊
也就是说，先后于1941年和1942年牺牲的这两位首长，项英无论是党内职务还是军队职务，都是高于左权将军的，可以认定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那为什么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存在着很大程度的错觉呢？
左权将军是在组织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时，牺牲在日军的炮火下，确确实实是血洒抗日疆场，先期脱险的彭老总因此大怮，在其后举行的公祭大会上，彭老总亲笔撰写并手书了《左权同志碑铭》。
为了纪念左权烈士，从1942年9月起，还将山西辽县更名为“左权县”，可以说是极尽哀荣。可项英的情况就不太一样了，首先他牺牲在反动派发动的“同室操戈”战役中，性质有所区别。
（左权将军）
其次，项英还不是牺牲在战场上，注意牺牲地点是“蜜蜂洞”，是被叛徒杀害的，并且在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队面临生死存亡之际，项英曾经一度带少数人脱队，没有选择跟将士们共同浴血突围。
关于这一点，期间项英曾致电延安承认错误，结果还是在分散隐蔽时，不幸死于叛徒之手，殊为遗憾，所以在最后时刻，率军突围的是叶军长和东南局饶副书记，后者堪堪脱险。
最后，在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北移”的时间和路线上，项英多次借故拖延和抗命，没有认真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才酿成了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巨大损失，关于这一点，历史爱好者大多了解。
笔者有看过事变发生后，延安方面关于事变详细经过和项英同志所犯错误的内部通报，措辞是非常严厉的，错误也是极为明显的，事后自然也不宜广泛宣传。
虽然有错误，虽然没有真正牺牲在战场上，但是项英的历史功绩还是要客观评价的，且不说南方三年游击战的浴血坚持，即便在新四军的改编和组建过程中，项英也是有大功的，陈老总后来回忆说：
“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和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确实，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在反动派包藏祸心的状态下，能够把隐蔽于山林间的许多支红军游击队，顺利完成集结并实施改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才有了铁打的新四军！
而项英作为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苏区坚持的最高领导人，后来曾被著名记者斯诺誉为“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历史功绩是不能抹杀的。
抗战前期，新四军从初建时的10300人，三年时间里发展到近10万大军，威震华东和华中地区，作为军分会书记、副军长的项英，还是有相当贡献的。
（项、周、叶）
小结：
1998年，在纪念项英同志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上，组织上曾对项英的一生做出了全面评价，其他评语不赘述了，其中一个重要评语是：“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如今在南京的雨花台烈士陵园附近，已建有“皖南事变三烈士墓”，包括项英和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显而易见，项英仍然是革命烈士，并且是牺牲在抗战时期的烈士，这是不容置疑的。
既然项英被誉为“抗日名将”之一，并且在抗日战争中，党内和军内职务皆高于左权将军，那么在讨论抗战期间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时，还应首推项英烈士，这才是客观的历史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