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自从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两国度过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俄两国没有矛盾和冲突，军事上的冲突没有，但是在边界问题和通商问题上有许多不同意见。
在彼得大帝时期，沙俄实行扩张政策，屡次对外征战，军费高昂导致国库空虚。所以，沙俄急需和中国通商来赚钱。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俄国官方和中国进行了十次贸易，每次俄国商队都超过了规定的二百人，有时甚至达到八百人。然而，沙俄很贪婪，一方面和中国通商，另一方面还寻思着蚕食中国土地，尤其对喀尔喀蒙古地区蚕食得特别严重。
除此之外，沙俄还经常引诱中国边民，教唆他们叛逃。沙俄种种不法的行为激起了康熙的愤怒，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禁止俄国商队入境。
俄国是典型的欺软怕硬型国家，康熙一强硬，他们就软化。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俄国派遣特使伊兹马伊洛夫出使中国，缓和中俄矛盾。伊兹马伊洛夫说好话后，康熙同意了俄国的通商请求。可惜，后来的事实证明，沙俄说好话不做好事。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得知俄国和准噶尔互通信使，康熙立即召见俄国的驻京大使郎克，指责俄国政府违约。郎克狡猾地说，自己只是商业代表，这个问题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郎克的话表面上是有道理的，当时他在北京的任务就是负责商业方面的事情。康熙很生气，立刻把郎克撵出中国，随后将俄国的商队全部扫地出门。可以说，中俄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俄国单方面的破坏。
雍正继位之后，继承了康熙的对俄政策，拒绝让俄国商队进入中国。这下，俄国政府没辙了，只能降低姿态跟雍正和好。雍正三年（1725年），沙俄派萨瓦伯爵率领代表团来华与清政府谈判。萨瓦临行前，俄国外交部授予他四十五条训令，俄商业部交给他二十条训令，另外，沙皇还给了他一些“锦囊”。
这些东西说白了就是他此行必须完成的任务，主要有：一、和中国缔结商业往来的条约，如果不能扩大商贸的话，至少要恢复中断了的商务往来；二、如果中国坚持要先解决边境问题，为了核心的商业利益，应该在边境问题上向中国作出一些让步；三、在和中国划定疆界时，不要把矿区、有价值的土地和战略要地划给中国；四、告诉中国，俄国已经决定引渡八十四名叛逃者；五、设法让卡尔奇特斯基主教秘密进入中国，然后设法为他争取在北京居住的权利，再设法让他拥有到全国各个郊区巡视和传教的权利，还必须设法让中国同意给主教一块地方建教堂；六、尽可能准确地探知中国的军事实力和资源。
这次谈判一共持续了两年，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谈判地点在北京，第二阶段的谈判地点在边境处布拉河。
第一阶段的谈判持续了半年多，俄国为了让中国尽快通商，收买了中国官员马齐。马齐向俄国代表团反映了中国方面的态度，由于沙俄急于和中国通商，中国也急于解决边境问题，经过三十轮谈判之后，双方达成了协议。两国互相引渡逃犯，每三年俄国商人可以自费到北京进行贸易，中国同意俄国在北京设立教堂，派遣留学生。
第二阶段的谈判在布拉河畔。清政府这次派出的首席谈判代表是隆科多，第二阶段的谈判主要是确定边界。在边界问题上，隆科多寸步不让，从而让谈判陷入僵局。像隆科多这种强硬的态度最适合对付俄国人，可惜后来雍正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把他调了回来，接着便开始把隆科多往死里整。隆科多被调走后，策凌当上首席代表，从前面我们知道，策凌打仗非常勇猛，但谈判显然不太内行。
经过四十八轮谈判，策凌与俄方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界约》。俄方代表萨瓦签订这个条约后，立即向沙皇报喜，说又得到了大片领土，萨瓦直言不讳地说：“新的边界，对俄国极其有利，俄国领土实际扩展到蒙古境内好几天的里程，有些地段甚至有几个星期的里程。”
萨瓦扬扬得意地说，他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隆科多被调离，另外收买了一些中国官员，得到了一些情报。萨瓦甚至把新修建的堡垒的功劳也算上去，好像中国对这个新堡垒产生恐惧心理，才签订了条约。
雍正六年九月十八日（1728年11月1日），中俄正式在恰克图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恰克图条约》表面上对中国不利，俄国占了大便宜。但当时情况比较特殊，准噶尔问题让雍正至为头疼，所以他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以便稳住俄国，好全力对付准噶尔。雍正签订这个不太平等的条约确实付出了不少的代价，像雍正这么精明的一个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是不愿付出这么大代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