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这个地方在无数中国军人心中重若千钧。
1984年，这里上演了一场剧烈的战役，越南军队试图摧毁中国的防线，占领这块战略要地。
战火连天，刀剑如影，双方在硝烟中展开了殊死搏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像老山这样的前线，每一次交火都可能是生死的边缘。
一丝对敌人仁慈可能会转瞬成为敌人对你残忍的机会。
可老山战场上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越南女兵不是敌人，不能打！
不成文的规定
不知从何时起，老山前线上形成了一种默契，成为战士心中的一道不文之约。
不对女兵出手，不攻击军工，不加害于无辜百姓，不伤及重畜。
何谓不伤平民？
解放军乃革命之师，悲天悯人，岂可同日本侵略者同流合污。
越南农户贫困，世代依赖那寥寥数目的耕牲，如骡如牛，此即为何不害重畜之由。
若此畜一旦丧失，那土地将荒芜，人民将饥寒交迫。
至于不攻军工，即指远离那些负责军事物资搬运之辎重兵。
若是双方开始相互摧毁对方的后勤补给，那么将无一幸免于物资匮乏的困境，双方官兵都将陷入缺水少粮的生存危机。
在那酷热的边境地带，没有水的支持，生命能坚持的时间屈指可数。
所以遵循一种相互的不攻击原则，让双方都有机会维持足够的物资支持，保障官兵的基本生存。
在那些漫长的战争岁月里，为何在尘烟中的战壕前，解放军的枪口从未真正对准过越南的女兵？
这个问题，似乎浅而易见，却又深藏着时代的烙印和难以言说的苦涩。
1979年，我们的军队越过国境，那是一个布满硝烟的年代，越南的山林间回响着战争的怒吼。
在这期间，我们确曾遇见过越南的女民兵、女特工与女游击队。
她们或潜伏于茂密的丛林之中，或伏击于破败村庄的暗角，是战争的隐形之痛。
然而，在那之后的长达十年的边境对峙中，面对面的却大多是男性士兵。
当时在我们的军队中，女性的身影较为稀少。
特别是在前线，很少会看见有女兵的身影。
她们大多数时间被安排在相对安全的后方，从事医疗与护理工作。
而对面的越军，情况却大不相同。
长达三十年的战乱消耗了北越无数男性的生命，使得越南的男女严重比例失衡。
在生存的压力下，许多越南女性被迫穿上军装，拿起武器，成为军队的一分子。
她们中，有的负责医疗，有的负责后勤，还有的是文艺兵和通讯兵，她们多在二线，偶尔前来前线慰问或执行特定任务，但始终不是战场的主力。
在这种背景下，解放军对越南女兵采取了基本的克制政策。
这种克制并非出于怜悯，更像是一种对战争本质的省思与对人性尊严的坚守。
大佛团长
当时在老山战场上，有一位团长的事迹如传奇般在士兵们口中流传。
他名叫刘同权，战士们都喜欢叫他的外号“大佛”。
或许是他如大佛一般沉稳不乱吧。
刘同权是中国共产党的资深党员，忠诚于党、祖国与人民超过二十载。
他常说：“自古军中无戏言，军人一诺重千钧。南有我守，祖国请放心。”
某日夜晚，夜渐深，雨水淅淅沥沥。
刘同权所在部队的85炮因连日来的激烈炮战，底座都裂开了。
天刚蒙蒙亮，他便单独一人上山察看。
那时的天气酷热难耐，山路泥泞不堪，刘团长只穿着一条简单的裤衩，浑身被汗水浸透，光泽闪亮，宛如一尊从尘世中走来的佛像。
士兵们见状，半是敬畏半是戏谑地说：“大佛又上山了。”
刘同权每次出现在战士们眼中，总是有一些大事要发生。
在观察所中，侦察兵们见他到来，便让开了最佳的观察位置，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团长一来，不知道又有谁要倒霉了。”
刘同权对此只是淡淡一笑，他的目光紧紧凝视着敌军阵地。
他知道，每一枚炮弹都承载着工人农民的辛勤汗水，不容有任何浪费。
他的眼睛最终定格在一处敌军工事上，据信驻有三名敌军士兵。
他静静地观察了整整三十分钟，确认了敌人的确切位置和活动规律。
然后，他沉着地下达了命令，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这三个人，判处死刑。”
他看了看手表，正是下午三点。
可不知道为什么，刘同权又补充道：“缓期二十四小时执行。”
于是，命令被搁置，给了敌人最后的时间。
次日下午三点，刘同权亲自监督这命令的执行。
第三发炮弹精准命中，目标工事瞬间崩塌，三名敌军士兵无一生还。
我佛慈悲。
不久之后，又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刘同权召集他的作战团队，开展一场关乎敌后深处的策略会议。
与电影中的战争会议截然不同，这里的气氛虽然紧张但并不肃穆，更多的是一种紧迫中的活泼。
会议室内充满了急促而低沉的对话声。
刘同权形容这种场面："作战会议常常吵吵闹闹的，一点也不像电影中那般严肃，吵够了，一拍板决策就成形了。"
会议刚刚结束，观察所便急切地报告新情况：夜幕中发现了摇曳的灯光，判断是三辆军车正向他们的阵地逼近。
刘同权用他特有的幽默立即命令："让炮弹和那些汽车亲个嘴。"
他的命令随即转化为行动，测定了敌车的航速与方向，精准计算出提前量，并迅速确定了阻击点。
随着第一轮炮弹的呼啸而去，车灯一一熄灭，观察所紧张兴奋地报告："命中了。"
然而，刘同权并未急于庆功，他沉着地说："等一等。"五分钟后，三辆车燃起了熊熊大火。
值班室急欲上报战果，刘团长却淡然指示："再烧大一点儿。"
片刻之后，火光冲天，壮观的火海在夜空中翻腾。
待至上报之时，上级已接到师侦察营的详尽报告。
又一次，敌方的小型运兵船在清水河岔道卸下物资，兵力十一名。
刘同权回忆这一幕时说道："上去，手痒痒，见什么打什么。打得多了，以后那些小目标就不理它了。"
但当然，命令还是一如既往的决绝：两轮炮弹让船开始冒烟起火。
刘同权不满足，冷静地下达继续攻击的指令："再来两群。"
炮声随即响起，连人带船都被彻底打入河底，无一幸免。
在这些战斗中，"大佛"团长与他的团名声大噪，甚至集团军炮兵指挥部特派刘参谋下来验证打击效果。
后来在一个决定性的行动中，刘同权决定打击敌一个连指挥所，首群炮弹便命中了主体工事，刘参谋见证后赞叹不已："确实打得好，一下子就给炸掉了。"
敌方在惊慌中急忙开炮还击，刘同权命令立即反击，待命的炮兵连四发齐射，敌炮在还未能开出第二发之前便已炮毁人亡。
冷炮射击
在老山前线的宿命舞台上，存在一片红土地，那里镶嵌着一个蓝莹莹的水塘，仿佛是战地的眼睛，静静地凝视着天空的变换。
越军士兵经常在这里提水，天色晴朗时，还会三三两两地来此洗澡洗衣。
这肯定是冷炮射击的绝佳目标，那份静谧中隐藏的是战火的潜伏与伏击。
所谓冷炮射击，它其实是战场上火炮刚刚被运送至前线阵地，炮手们通常需要迅速展开的第一轮射击。
此时，由于刚经历长途跋涉，火药的温度尚未稳定，炮膛内的温度也相对偏低。
这种状态下，火炮的表现并不理想。
更为关键的是，此时的驻退机与复进机尚未经过适当的润滑，它们的运转不够顺畅，极易造成火炮的操作故障。
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射击，风险极大。
火炮在发射时容易发生意外，炮弹的飞行轨迹不稳定，甚至有可能导致爆炸或火炮倾覆。
可每每提及这次冷炮射击，刘同权总是沉默，他对这段经历话不多提。
由于是头一次进行冷炮射击，刘同权对这首战非常重视，每一步都要确保精确无误。
为此，他不仅安排了火炮的严格检验，还特别在其他地点进行了试射，确保一切调校到最佳状态。
那天早晨，从8点起，炮弹已经装好，炮兵们凝视着那片红土地，等待着敌人的出现。
上午时分，三名越军士兵出现在水塘边，炮连长急切地想要开炮，但刘同权制止了他，声音坚定而冷静：
“按预定方针，一个不打，两个不打，三个不打，四个也不打，五个还不打，非得六个才可开火。”
于是，眼睁睁地看着那三个命大的越军离开，之后又有两名来取水的越军，也因这条规则而幸运地保全了性命。
刘同权的这一决策让人不免困惑，为何偏偏是六个人才是开火的理想数字？
对此，刘同权解释说：“六个是比较合理的数量。”
当士兵们追问五个为何不可时，刘同权却未给出确切答案，留下一抹深沉的沉默。
那天，刘同权与他的炮兵团严守阵地，目光如炬地注视着前方那片多事的红土地和幽静的水塘。
时钟滴答作响，直至12点12分，时间仿佛也在等待那一个“理想的数字”。
“一、三、四、五、六！”
终于，在这漫长的等待后，六名越军士兵一同出现在水塘边，仿佛天意安排，正好符合了刘同权设定的标准。
连长激动得声音都在颤抖，急切地询问：“打不打？”
刘同权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个字：“打。”
炮弹随命令一起呼啸而出，落在那片已被士兵足迹染红的泥土上。
一时间，水柱腾空而起，那静谧的蓝色水塘瞬间被染成了血红。
炮火过后，四名越军倒毙在红土之上，一名无影无踪，唯有一名伤者拐着腿艰难逃回。
前沿的步兵看到这一幕，不禁欢呼起来，为这准确无误的一击喝彩。
刘同权随即下达了新的指令：“严密监视，他们肯定会派人来抢救伤员，只要三个以上就打。”
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冷静和计算。
果不其然，12点29分，三名越军士兵小心翼翼地扛着担架试图接近被打击的地点。
第二轮炮弹随即到来，准确地命中目标，一个也没能逃脱，全数被毙。
此后，越军不敢再多人出动，只能每隔半小时派一个人出来，迅速用钩子勾住尸体，然后飞快地撤回。对岸的人则用绳子将尸体拖回，直到黄昏才全部清理完毕。
这次行动，刘同权和他的部队收到了集团军政治部的电报祝贺，连军区前线的防疫所医护人员也打电话致敬，师里的领导甚至戏称他为“刽子手”。
然而，评价并未因此打住。
刘同权耳边还回荡着一些半真半假的议论。
有人特意问道：“听说打的是女兵？”
刘同权眯细了眼睛，从这句话中察觉到了深层的意图。
那些女兵们倒在粘湿的塘畔，长发遮住了他们的面容。
即便是通过40倍的望远镜观察，1000米的距离缩短至只有25米，但在刘同权的心中，敌人与女人这两个概念，他始终不愿让它们在情感上重合。
再也没打过
在那布满硝烟的前线，流传着一条未曾书面化的铁律：不打女兵，不打军工，不打老百姓。
这些规则，表面上看似明晰，实则背后藏着深重的战地伦理与人性的纠结。
不伤害平民，这自是战争中的常识，甚至可以说是所有军队共守的底线。
然而，在战争的残酷现实面前，对于女兵和军工的处理则显得复杂得多。
虽然她们也是身披军装的战斗人员，但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她们的存在常常引发双方的复杂情感。
关于这一点，我军中也曾有过激烈的讨论。
有人认为，只要是敌方军事人员，无论男女，都应当无情打击。
然而，实际上对女兵的打击往往并不获得上级的一致表扬。
这时有言论传至刘同权耳中，言辞间带着不满：“何必呢？没事找事，去打女兵干什么，真是没出息。”
刘同权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在众人面前坦然说道：“这个地方，管他男女呢，只要是敌人，我就打。”
毕竟这是在战场上，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可他的话音刚落，便又沉吟起来，语气中带着几分复杂：“女兵啊，尽是战争中的寡妇，我们还看到过越南女兵带着小孩子呢。”
这句话，使得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重了几分。
有士兵好奇地问道：“听说女兵的大腿也崩到树上去了？”
刘同权没有证实这一说法，但他讲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插曲：“打了以后，那边来了一发未装引信的炮弹，里面装了个纸条，写着‘你们太残忍了，她们都是寡妇，被你们打死了’。”
当被问及自己的想法时，刘同权板着脸，严肃地回答：“管他呢，打！”
说罢，他突然笑了，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感。
话虽这样说，可从此以后刘同权再也没打过越南女兵。
刘同权作为团长，当然得在部队里做好表率。
一个心慈手软的军队，如何能取得胜利？
刘同权自然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可在情感上，他也有许多无奈罢。
参考资料：
军科编. 战争内幕[M]. 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