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城寨》内地票房大卖的背后, 是否说港产片唯一出路是合拍片

波波谈影剧2024-05-25 17:11:59  117

5月1日,在《九龙城寨之围城》首映礼上,导演王晶说,“这部电影为香港电影这一年开了个好头,希望香港电影重新振作”。

另一边,一位普通观众发言称港片回来了,随后又补上了一句,“我是看着港片长大的!”

至少在内地市场,“港片回春”是香港影人和大陆观众之间心照不宣的话题。

这部电影确实扛住了港产片整体在大陆市场口碑坍塌的压力,截至5月25日斩获5.9亿票房,数字虽然不多,对于港产片来说已算是不错的成绩。

在营销方面,影片基本在模仿去年内地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的路子,片方主动引导同人创作,城寨四少、九龙男团相继出道,刘俊谦也以“城寨大小姐”的头衔收获到来自内地市场的首波人气。

在《九龙城寨》之前,港片其实已在内地市场陷入口碑坍塌的局面。

从票房上看,在2021年之前,单部港片票房可达13亿之高,2023年已降到5亿左右。

从口碑上看,去年上映的港片不同程度失去了观众的耐心,导演翁子光在《风再起时》上映后,甚至专门撰文回应了“依托答辩”这样的刻薄评论。

与港片的哑火失利对比,大陆市场制作的类型电影在2023年开始风生水起,几乎要票房有票房,要讨论有讨论。

与此同时,即使在引进数量上受掣肘,好莱坞亦有《芭比》《奥本海默》这样的优秀案例,《芭比》几乎没有宣发,但还是依靠口碑和女权议题讨论获得了2.5亿票房。

不过,《九龙城寨》的种种迹象使人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恍惚感。在龙标音效的渲染里,一个香港制造的香港本土故事,里里外外的行事做派看起来竟和一部内地电影无甚差别。无论从类型创作还是大众娱乐来看,《九龙城寨》都宣示了它是一个港片与合拍片汇流的标志作品。

一桩事先筹划的乡愁

“港片回春”的含义在两地有些许不同。

除了《九龙城寨》这样的商业电影,香港本土所关注的《正义回廊》等等,是新作品给未来带来的新态势。然而这些中小成本港片很少有在内地放映的机会,观众口中的港片回春,更多时候比照的仍是那个远去的黄金时代。

并不是所有在内地上映的港片都能唤起观众的情结,香港导演北上的合拍片不会,观众数量太少的《年少日记》也不会。像《九龙城寨》这样的商业制作,愿意把重振港片当作目标,在创作中埋下某些文化符号的电影,才能普遍唤起观众对于“港片崛起”的想像。

我看过一个采访,一位内地影评人与一位港片影迷聊天。

他们可以从《九龙城寨》第一幕开始侃侃而谈,在巴士打斗情节里辨识出《警察故事》,从烧腊店厨子身上联想到《新龙门客栈》,在龙卷风递给大老板的漫画书和四仔的录影带里找到港漫历史,再从黑帮元素里读解杜琪峰的政治史诗……有的引用致敬,有的融入叙事,半个香港影史滋养了《九龙城寨》的文化意涵。

这位影迷应该具有一定年纪,香港电影曾在他的成长中留下无法抹去的痕迹,每聊到深处,便自然而然会带上一种时光逝去的惆怅,一种对黄金时代旧港片的乡愁,个中还包含着某些回到过去的念头。郑保瑞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位“影迷”,《九龙城寨》的底色是乡愁的底色。

《九龙城寨》的故事依城寨而始,于城寨而终,情节的藤蔓在城寨里里外外攀爬蔓延。电影里的城寨有着杂乱拥挤的阴暗街巷,密集如麻的广告招牌,烟火缭绕的市井生活,那些凌乱的管道和缆线像人物命运的脉络,谁也不知道会通向何处。如果没有摄影师格雷格·吉拉德留下的照片对比,对城寨一知半解的局外人还真不知道它被仿建得如此逼真。

不过,晦暗、暧昧的影像带给城寨一种抽象的距离感,使它看起来更像一个夹杂着记忆和想象的综合体。

记忆来自于历史,影片被设定在80年代,那是城寨命运,也是香港命运一一被重新决定的时刻。而“想象”则生发自对城寨生活的怀念,当飞机从头顶轰鸣飞过,余晖洒在破败的墙面上,观众才恍然大悟,让人“离不开,留不低”的城寨俨然是香港整座城市的喻体了。

影片最终以一组空镜结束,做饭的女人、打牌的老人、上香的阿婆、包糖纸的孩子、修鞋的鞋匠、货架上的汽水瓶……在粤语流行歌曲的吟唱里,乡愁被呈现得如此浓郁又如此具体。

如果没记错,这大概是郑保瑞电影里为数不多的温情时刻。

制造疼痛和身体表演

因为电影制度审查,内地电影有自己的商业逻辑。相比《狗咬狗》等等早期作品,郑保瑞北上后的作品在观感上是憋屈的,《西游记》系列几乎要故事没有故事,要类型也没有类型。不知是否是厌倦了这种双重束缚,郑保瑞回归香港本土后的作品把类型做得非常极致。

《九龙城寨》做动作的方式,与《智齿》《命案》做悬疑和惊悚的方式如出一辙,都是把类型元素铺展到很高的密度。影片时长126分钟,大部分时间被不同分量的武打场面填满,如果你在上一场武打戏时稍稍走神,很可能会错过某处关键情节,待回过神来便是下一场战斗了。

影片对动作的编排建立了传承的意味,让它既有发展更新,也有对过去的致敬。动作指导谷垣健治给城寨四少设计的动作是漫改风格,融合格斗、跑酷、冷兵器等元素。而每位大佬各自秉持一种经典功夫范式,有完整的亮相,清晰的招式,旋风拳,铁线拳,虎鹤双形拳,洪家班打法……镜头运动也更强调仪式感。

遗憾的是,港漫武打和经典功夫均是过去事物,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并不意味着在观感上会出现新意,人物反而变得更像美式超级英雄了。即使在个人观影经验里,功夫看的是男人之间的身体表演,看的是一种相似的疼痛体验,《九龙城寨》并没有带来什么新鲜东西。

相比之下,《导火线》要好看的多。

按《九龙城寨》的镜头和剪辑,郑保瑞依然像过去的动作片那样,以制造疼痛的方式建立动作逻辑,一个人的招式必以另一个人的疼痛为结果,进攻与格挡,见招拆招,仇恨意味着疼痛,背叛也意味着疼痛,“要死一起死”的兄弟情义更是靠两肋插刀来加以证明的。

或许影片最大的亮点是把动作装进城寨,在一种受限的空间里进行展现。城寨是个非常有利于制造疼痛的空间,它的廊道狭窄,钢筋铁栏犹如荆棘载途,杂物堆积,随便一抓便是一件武器。

青年们张扬、肆意、热血,不可避免会让身体与环境发生更多冲撞。

而大佬打起拳来是一连串的疼痛暴击,他们死亡的姿态像是自我献祭的过程,对疼痛可谓忍耐至极。

《九龙城寨》功夫风格虽拳拳到肉,但不追求写实,倒是有很多写意成分,动作及动作的后果常常违背物理规律,人物的疼痛看起来也会更甚。

狄秋转手一掌,陈洛军的身体弹出三丈远,信一被砍断三指还能流畅耍动蝴蝶刀,每个镜头都让喜欢他的观众自动带入持续的折磨。

反派王九集齐了近乎无敌的增益效果,性格卑劣使他无所顾忌、手段狠辣,带有巫术色彩的硬气功则让他的身体刀枪不入,一阳指一挥便能使人受伤,而一般兵器却无法伤他分毫。

一个毫无弱点的反派,正是激发主角身体表演的最好对手。

无法调和的乡愁与热血

掰开经典动作片的戏剧核心,或是民族性、江湖情,或是黑白分明的道德理念、对政治权力的批判,这些关于个体和社会困境的隐喻和探讨,让人物得以穿过时间屏障触动更多观众和影迷。

毕竟人活一口气,气不能短,人物才能立得住。

到底《九龙城寨》呈现的是什么呢?

一座不见阳光、充斥尸臭的危楼,两个帝国携手缔造的遗弃之地,既然被拆除的命运已经注定,它如何承载两代人的传承,如何抒发一种深情,如何刺激青年们生出守护的力量?把城寨作为香港主体性的喻体,会不会是对香港的某种天真的错解?

这部电影对于文戏部分确实太薄弱了,原本依靠点滴细节累积的因果逻辑,被写成明晃晃的台词对白,以极短的篇幅迅速交代,这是追求叙事效率的代价。

于是,无限哀伤的乡愁叙事和激烈残酷的动作类型之间,留下了很多暧昧、模糊的裂缝,呈现出许多创作矛盾。

过度追求城寨的还原,但为何不让空间成为叙事的主体。

影片斥资三亿港元,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城寨重建,然而视听是平庸的短镜头和蒙太奇组合,城寨空间几乎是碎片化的,是不连贯的。看完整部电影,观众依然无法知晓城寨全貌,不由得让人羡慕奉俊昊《寄生虫》的视听水准,他建立了一种视觉和叙事层面的垂直关系。

过度消耗演员身体,但为何做不到让人物形象清晰立体?

《九龙城寨》的老一辈有招式而无性格,年轻一辈既无招式也没有性格,对比一下绵密的咏春拳能描画叶问的沉稳,内敛的八卦掌可以体现宫二的倔强。

郑保瑞和谷垣健治还是把香港功夫电影扎实剧作的里子给丢了!

过度留恋市井人情,但为何不凝视人的面孔。短镜头绝不会在肖像上多停留一秒,鱼蛋妹和妈妈的遭遇,竟是为四少的首次亮相做铺垫。据郑保瑞介绍,欧健儿是根据真实材料编入的这个情节,这令人大惑不解,城寨资料千千万,为何偏偏选择了这一个,毕竟郑保瑞不是第一次在电影里杀风尘女了。

过度强调命运的强大,但为何感怀人的渺小。在命运面前,人真的只是蝼蚁,只能在不可抗力下转换自己吗?命运是个中性词,如果在明媚上升的时代,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顺从命运,但如果在黑暗下沉的时代,影片所宣扬的顺从,难道不是一种对黑暗的默许,对建制的宽容?

《九龙城寨》像一个偏执的侠客,凭借一点记忆,在黄昏的废墟里追逐某种宏愿。

然而记忆是行踪不定的幽灵,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口中的善变的蜥蜴。

试问影片是否真能把记忆指认出来——香港什么变了,而什么又是不会变的?

一个情怀中的香港

不难理解,“港片回春”在本质上是一个复兴话语。

在政治上,权力为了寻求集权常常渲染某些话语,复兴某种文化和体制,换来的结果是个体无限让渡权利和生存空间。

所以,任何一种将复兴叙事化的做法都是可疑的,即使在文化、电影领域。

复兴叙事需要不断地贩卖情怀。

《九龙城寨》过度强调乡愁和传承,对演员的身体进行剥削式呈现,不得不让人怀疑,进入官方叙事,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原本就在它的预期规划里,这样做能获得体制认可和更多市场预期,在人情纠缠的香港电影行业,亦能最大范围收拢人心、资源和嘉奖。

97之后,香港电影不乏《无间道》《黑社会》这般优秀的类型叙事,但大多是孤例。

在商业叙事和类型探索上,世纪之交的《卧虎藏龙》堪称武侠片的一个壮举,无论从性别、身份认同、个体价值各个维度去看,都带有丰富的现代性意涵。

而在世界上,女权主义理念也正在给类型电影带来新鲜的经验。

阿里·阿巴西在电影《圣蛛》里呈现女性被伤害情节,却几乎没有剥削意味,不仅对议题有深入剖析,且以惊悚的气氛迫使世界直面伊朗女性的严峻处境。商业电影《芭比》做法和《九龙城寨》一样融入了大量影史元素,还能以一种全新的、尖锐的方式揭穿父权制的运转逻辑。

跟这些电影比较,《九龙城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它和当下大部分华语类型片一样,缺少一些理性的头脑,或许太想传承或遵守某些陈旧的视听范式,同时又陷进宏大叙事的沼泽里,无力触及历史和当下的深层问题。

《卧虎藏龙》之后至今,华语电影再也没能出现几部当代的兼具商业和艺术价值的武侠片。

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里描写了一种叫“呼愁”的情绪。

他写道,伊斯坦布尔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了衰亡帝国落日般的忧伤。

数百万伊斯坦布尔人站在现代欧洲和曾经辉煌无限的奥斯曼帝国废墟之间,由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其中包括身份认同的迷失,和关于自身文化主体性的焦虑。

这种失落感似乎也是我观看《九龙城寨》时的感受。一边是黄金时代的菲林废墟,一边是北上市场的金钱诱惑,提供一种情怀的香港,而不是真实的香港,对郑保瑞来说是最稳妥的选择,毕竟商业电影能爽就可以了,没有谁会期待更多。

港片回春,大抵只是一个心理安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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