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忙的事情之一，是谈判和签署“安全保障协议”。
2月23日，乌克兰和丹麦签署安全保障协议。2月24日，泽连斯基和瑞典国防部长讨论了启动安全保障谈判的可能性。3月1日，泽连斯基和荷兰首相吕特签署安全保障协议。3月4日，乌克兰和西班牙的安全保障谈判启动。3月19日，爱沙尼亚和乌克兰开始起草安全保障协议草案。此外，乌克兰已和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签署了安全保障协议，正在和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就安全保障问题展开接触……
泽连斯基的外交事务顾问佐夫科瓦近日对路透社表示，乌克兰原本无意“在一周内达成10项安全保障协议”，而是希望“深思熟虑”。但谈判加速的背后，是泽连斯基感到“时不我待”：瑞士政府致力于在年内举行乌克兰问题国际和平峰会，得到西方主要国家及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响应。为此组建的专家组正在审议泽连斯基的和平方案，以挑出其中能和俄罗斯谈判的内容。乌克兰在战后的安全保障，正是关键议题之一。
欧洲议会官员泰蒂安娜·梅尔尼克去年12月撰文列举了几种从欧洲角度看可以讨论的安全保障方案，包括芬兰模式、日韩模式、以色列模式、无核武区模式，以及北约模式。目前乌克兰签署的大多数安全保障协议，包括为期十年的军事援助及培训计划，以及在俄乌再次爆发冲突时的“24小时紧急磋商机制”。这被乌克兰媒体视为无法加入北约背景下可以接受的“准北约方案”。
与这种北约模式相对的，是芬兰模式。梅尔尼克指出，国际社会从2014年起向乌克兰强烈推荐“芬兰化”（Finlandization），认为芬兰在冷战时期一边发展自身军事实力，一边在俄罗斯和北约之间保持中立的做法，是“完美安全模式”。但也有声音认为，如今连芬兰自己都放弃中立、加入北约，说明“芬兰化”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战略。
芬兰化是否是“历史错误”？在今天是否依然可行？北约式的安全保障真的是欧洲和平的解决之道吗？芬兰加入北约后还能否成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桥梁国家？就这些问题，《中国新闻周刊》3月27日专访了出席2024年博鳌亚洲论坛的芬兰前总理埃斯科·阿霍。
阿霍自1983年到2003年担任芬兰国会议员，1991年到1995年担任芬兰总理，当时是芬兰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也是带领芬兰加入欧盟的总理。他亦是商界领袖，曾任诺基亚副总裁。阿霍还曾任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董事会成员、俄罗斯国家经济学院顾问等职，在俄罗斯待过多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阿霍笑称自己是“最懂俄罗斯的芬兰人”。但他坦言，对于俄乌冲突和欧洲和平的未来，他感到非常悲观。
3月27日，阿霍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活动
“芬兰化”不是可接受的安全选项
中国新闻周刊：自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战事已经僵持两年多的时间了。瑞士政府将在今年举行关于俄乌冲突的国际和平峰会，近期乌克兰也和约10个国家讨论了双边安全保障问题。对于安全保障的具体构想，一些人提出“芬兰化”是可行的选项，也有人认为“芬兰化”不适用于乌克兰。还有人认为，芬兰放弃中立加入北约，意味着“芬兰化”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战略。作为芬兰前领导人，你如何看待这些观点？今天，“芬兰化”是否依然是一种可行的安全战略选择？
阿霍：首先，我希望俄乌战争能尽快结束，和平的机会尽快出现。但当前的局势非常复杂，我认为目前让双方回到谈判桌上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还很难估计解决危机的正确时机。
关于“芬兰化”，我们应当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评判芬兰过往的战略选择。在我看来，过去百年欧洲经历了三个构建安全秩序的阶段。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1945年在雅尔塔达成协定，设计了战后的欧洲安全体系。当时，芬兰被设计成“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之一。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状态，所以我们必须和苏联达成安全协议。这是冷战格局的一部分。
1990年，在冷战结束之际，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国家及美国、加拿大谈判形成了《新欧洲巴黎宪章》。这意味着各方放弃二战后的欧洲安全体系，为冷战后欧洲安全体系确定了需要遵循的原则（注：《新欧洲巴黎宪章》提出了“所有国家的安全不可分割”“新独立国家自由参与安全协议”等新原则，并重申了尊重各国主权、友好解决分歧等原则）。
苏联当时尚未解体，戈尔巴乔夫承诺苏联会遵循这些原则，此后独立的俄罗斯也继续承诺遵守这些原则。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和俄罗斯共同解决各自的关切和分歧。上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00年代初，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我们进入第三个阶段。
我认为，在当前的现实之下，只有一条路可以让欧洲重新回到和平，那就是重振1990年《新欧洲巴黎宪章》。各方必须重新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回到谈判桌上解决分歧。而重提“芬兰化”，其实是“怀旧”地认为，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回到《雅尔塔协定》设计的安全体系。至少在芬兰，我们不可能再接受这种安排。
中国新闻周刊：你和俄罗斯领导层的很多人交谈过，你觉得俄罗斯和欧洲可以在理性层面讨论欧洲安全问题的人吗？在当前的冲突结束后，你觉得欧洲还能重新和俄罗斯讨论《新欧洲巴黎宪章》的原则问题吗？
阿霍：今天的俄罗斯和上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已有很大的不同。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是与俄罗斯接触最多的芬兰人之一，我在俄罗斯待过很长时间。也正因此，对于2022年发生的一切，我比其他芬兰人更加失望。
苏联解体后，欧洲提出了一个观点：俄罗斯不能被孤立，我们也不能让俄罗斯被孤立。之后的30年，这是我们奉行的对俄政策主旨。但现在这失败了。
我不确定西方国家当前孤立俄罗斯的尝试，在长远来看是否有效。从商业角度，很多人都在说：一旦战争结束，（俄罗斯和欧洲）一切都会恢复如常。但我认为这需要时间。国际企业大多已经离开了俄罗斯，它们需要做出新的决策才会重返市场。俄罗斯和西方世界长期共同发展的机会已经被破坏了。对于未来，我并不感到乐观。
关于俄罗斯领导层，我认真阅读过叶戈尔·盖达尔（俄罗斯前代总理）的专著《帝国的崩溃：对现代俄罗斯的教训》，还用芬兰语翻译了这本书并写了序言。在我看来，盖达尔详细预测了俄罗斯的未来。他谈到了后帝国时代的“怀旧”风险，以及人们会按照这种“怀旧”的模式行事。如盖达尔所言，这“不仅对俄罗斯来说是危险的，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也是危险的”。
“尊重规则是接触的前提”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芬兰是否加入北约，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而是关乎芬兰的长期战略。那么，加入北约，是否意味着芬兰的长期外交和安全战略完全改变了？
阿霍：不是加入北约这件事本身改变了芬兰的战略。让我们回顾之前提到的欧洲安全三阶段。1944年苏芬战争结束时，我们就希望更加融入西欧。问题在于，雅尔塔会议的设计影响了我们的战略，限制了我们和其他欧洲伙伴深化政治及军事合作。
当冷战结束、《新欧洲巴黎宪章》达成，我们迅速、完全展开了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成为了“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欧洲（在各方面）是一体的，是很自然的事。只是当时我们没有看到加入北约、得到安全承诺的必要性。芬兰一直有良好的国防，我们对此有很大的投入。而且如果俄罗斯按照欧洲公认的规则行事，我们没有理由改变现状。
这是我的观点，也是芬兰社会一致的观点。到2022年2月之前，只有25%的芬兰民众认为我们需要加入北约。但在战争开始后，70%到80%的民众都认为我们必须加入北约。我们不想“怀旧”，我们必须准备好一切手段以保护自己。
就芬兰和瑞典而言，加入北约是我们当前的安全安排的一部分，目的是保证我们在目前这个历史阶段的安全。换句话说，当《新欧洲巴黎宪章》在90年代及00年代初执行的很好时，我们不需要这个安全选项。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芬兰、瑞典或其他北欧国家，在加入北约之后，依然希望成为西方世界和所谓“敌对国家”之间的桥梁吗？
阿霍：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和过去不同。冷战时期，芬兰希望成为（苏联和欧洲之间的）中立国。苏联没有完全接受这一点，但当时我们确实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沟通东西之间，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同双方相处的问题，这符合芬兰的国家利益。这种沟通也符合苏联及西方的利益，芬兰在其中完成了很好的“中间人”工作。
至于未来我们是否继续成为桥梁，要取决于具体情况。如果你想置身于所有规则之外，那谁能和你谈判？尊重规则是接触的前提。就像一场足球比赛，两队是相互争斗的对手，但他们遵守共同的规则。当裁判说“你违反了规则，你要受到惩罚”时，他们会尊重惩罚结果，即使他们对判罚有不同意见。
尊重规则的存在，就是尊重自己。这是我们在全球竞争中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只要我们能尊重共同的规则，我们就能共存。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中国和欧洲及俄罗斯都保持着良好关系。中欧是否可以共同努力，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问题的解决？
阿霍：我理解中国试图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保持平衡。我认为，中国在促进和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和平的时机在何时出现。我也希望中国向俄罗斯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请迅速回归“规则”。在我看来，俄罗斯人内心明白欧洲说的“规则”是什么。我希望我们能回到可以对话接触的基础。
记者：曹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