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13日，布鲁塞尔的建筑街景
4月5日，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宣布驱逐常驻在北约总部的俄罗斯外交使节，并且指责他们从事超出外交职权的事情。没错，作为一个重要的跨国际联盟，北约总部内部是有外国外交使节进驻的。即使是俄乌战争爆发后，依然有俄罗斯的外交人员和武官长期驻扎。当然，北约允许自己总部内部驻扎的俄罗斯人数在近年来一直收紧。自从2021年开始，北约总部的俄罗斯驻员从20人下降到不够10人。
北约总部所在城市是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50多个国际组织在布鲁塞尔设有总部，这里面就包括北约和欧盟议会这样举足轻重的国际组织。为了获得一手情报，“詹姆斯·邦德”的故事在布鲁塞尔屡见不鲜。在地铁舒曼站，在奥登海姆的别墅里，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里都充斥着间谍的身影。
欧盟总部警告他们的工作人员在下班以后千万不要去旁边的一家牛排店，而恰好在欧盟总部旁边开牛排店的老板菲利普·维尔纳也打趣说道：“对的，我每天会给普京打个电话。”
生活在布鲁塞尔的各国间谍充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角落。为了获取情报，他们身份各异，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是高校学者、也的则是外交官。
在布鲁塞尔生活的普通市民，可以说习惯了多年来自己城市生活的“谍影重重”。
防敌人也要防盟友
隔墙有耳在布鲁塞尔可谓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但目前比利时政府却对此无能为力。
首先，被窃取情报的大多是欧盟组织，而不同于具体的国家实体，欧盟并没有真正的反谍报组织，这也就让反间谍的压力落到了势单力薄的布鲁塞尔有关部门方面。除此之外，在很多时候布鲁塞尔方面明知对方是间谍却对他们无能为力。尽管一些人呼吁建立一个欧洲版“中央情报局”，但目前来说这个目标依然是遥不可及。
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大楼
反谍战就意味着欧盟各国之间需要相互协作、共享信息。但显然，欧洲各路诸侯并不愿意把自己的私家秘密分享给别人。信息的不足，权限的缺乏，都让布鲁塞尔的反谍战工作变得异常艰难。同样艰难的还有他们紧缺的人手。目前比利时国家安全局大约有600名员工，尽管布鲁塞尔希望在2024年将这一数字增长到1000人，但对于布鲁塞尔这个国际之都来说显然是不足的。
一些人呼吁建立一个欧洲版“中央情报局”，但目前来说这个目标依然是遥不可及。
除了反间谍组织的实力微弱，另一个原因就是布鲁塞尔的很多间谍都是外交官员。对于间谍来说，外交护照是终极掩护。与高級官员接触和挖掘信息不仅是工作职责的一部分，而且根据《维也纳公约》，外交官也受到保护免遭起诉。比利时安全官员估计，在一些大使馆中，10%至20%的外交官是情报官员。2022年，比利时将21名被怀疑是间谍的俄罗斯外交官驱逐出境，这21人在被驱逐出境前在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的使馆工作。
除了来自俄罗斯的间谍威胁，其实盟友的间谍渗透也无处不在。比利时记者Kristof Clerix对布鲁塞尔的间谍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且写了一本叫作《目标：布鲁塞尔》的间谍类专著，该著作同样引起了比利时的轰动。同样是这位记者，曾经披露西方阵营内部的不同国际组织，也会相互监视：北约总部内的美国情报人员，其实执行着对欧盟成员国首脑的监听任务。据其报道所言，北约总部和欧盟总部之间的电话连接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特工做了某种“处理”，好让欧盟机构领导层和欧盟成员国官员之间的电话内容被直接传输到北约总部。因此这名记者认为，北约总部里面其实存在着一个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欧洲的隐形总部。
比利时不仅面临来自敌国的间谍渗透，还要经受盟友暗地里的监听监视。对于实力弱小的比利时政府来说，偌大的欧盟都需要他们去罩着，也是一件不小的挑战。
在布鲁塞尔取景的电影《危机解密》剧照
不同的领域，一样的谍战
2003年，由于电话故障，维修工人打开了欧盟理事会总部大楼的墙壁，而后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他们在混凝土墙壁内发现了五个黑匣子，这些黑匣子可以通过外部激活并且连接到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西班牙以及奥地利代表团的办公室。时任安全办公室主席亚历山大·莱金称这些黑匣子是“工艺的典范”。事后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决定对此事进行调查，尽管以色列被视为有最大的嫌疑，但他们最终在2010年决定不起诉任何人。
2014年3月，YouTube上流传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凯瑟琳·阿什顿与爱沙尼亚外交部长乌尔马斯·帕特之间10分钟的电话交谈。政治家的会谈被泄露在互联网上瞬间引起轩然大波，并且他们的谈话是在布鲁塞尔而非塔林被截获的。调查的重担再一次落到了比利时检察官办公室上，他们表示要采取一切措施保障欧洲利益，而这一事件最终同样也不了了之。
北约总部内的美国情报人员，其实执行着对欧盟成员国首脑的监听任务。
除了政治上的你争我夺和尔虞我诈，经济间谍在布鲁塞尔同样异常活跃。
Lernout & Hauspie曾经是比利时本国一家前途无量的语音技术开发商，但后来由于欺诈性建设导致其股价大幅下跌，该公司最终破产。但据比利时记者René De Witte报道，该公司破产的深层原因是因为它早已被德国联邦情报局渗透。
2006年，多家美国报纸披露了“恐怖分子金融追踪计划”，这是美国政府访问国际支付系统SWIFT数据库的秘密计划。总部位于布鲁塞尔附近泰尔胡尔彭的SWIFT（全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为212个国家/地区的10000家金融机构之间的支付通信提供保障。通过布什政府的秘密计划，美国反恐官员可以获取SWIFT流量数据。也就是说，银行间的国际支付信息其实早已被美国政府掌握。信息被披露时，当时的比利时首相伏思达声称不知道此事。但消息传出仅四年，美国就与欧盟就SWIFT数据交换达成协议，监视SWIFT资金流向已经成为了美国和欧盟可以在光天化日下干的行为。
布鲁塞尔是国际政治机构的中心、是国际经济组织的总部，但同时也是人道主义的避难胜地。据说当年卡尔·马克思就是通过在布鲁塞尔进行政治避难完成了伟大的《共产党宣言》。今天同样有很多的人来布鲁塞尔寻求政治庇护，但与此同时，也有其他国家的间谍和刺客试图远程追踪他们。
游说者戈尔卡·埃莱贾巴列塔·迪亚兹是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在布鲁塞尔，他通过游说希望为巴斯克地区获得更大的支持。与此同时，他也是西班牙政府的眼中钉。2007年，他在自己的公寓里发现了窃听装置。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接受了此案并对其进行调查。而在相关的议会辩论中，比利时的司法部长劳雷特·翁克林克斯表示比利时的国家安全受到了西班牙的威胁。
除了欧洲国家，在布鲁塞尔，有关刚果、摩洛哥、卢旺达这些非洲国家监控自己海外人士的新闻也层出不穷。
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
一切始于冷战
1967年，北约总部从巴黎搬到了比利时。一起来到这座城市的除了职业军官和外交官之外，还有各个国家、各个门类的间谍。冷战时期，这里是华约和北约间谍们争奇斗艳的舞台，是东德和西德间谍智力大比拼的地方。
他們有的是为了获取政治情报、有的是为了贿赂国际机构官员、有的是为了追捕本国犯人、有的则是利用现代科技在布鲁塞尔截获重要情报。
1967年4月21日，比利时内阁会议纪要指出“由于布鲁塞尔已成为西方世界的重要中心，我们必须防止它成为重要的间谍活动中心”。但一切都是徒劳，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利时首都成为俄罗斯克格勃、东德斯塔西、罗马尼亚安全局以及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官员互相争斗厮杀的谍战竞技场。
虽然无法准确说出冷战期间有多少间谍活跃在布鲁塞尔。然而，6个前华约国家情报部门档案中的文件确实说明了其规模。1980年代，布鲁塞尔的斯塔西官邸向东柏林的间谍总部发送了59个不同来源的信息。在同一时期，共有75名不同的斯塔西特工在比利时的酒店过夜。
东德间谍之外还有苏联克格勃。比利时国家安全局估计，1980年代上半叶，驻比利时的苏联情报官员人数在40至45人之间。当然，并非所有东欧集团国家都曾向布鲁塞尔派遣如此多的间谍。1980年代末，捷克斯洛伐克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在外交掩护下雇用了7名间谍。
冷战后解密的档案显示，捷克斯洛伐克曾试图吸纳布鲁塞尔前市长弗雷迪·蒂勒曼斯，当时他还是埃尔韦·布劳洪市长的幕僚。经过1986年至1989年间的几次会面，捷克斯洛伐克间谍得出的结论是蒂勒曼斯不适合这项工作。无独有偶，1980年代，比利时空军上校盖伊·比奈被认为是合适人选，他在1980年代中期与苏联合作，使用一个镂空底部的假公文包从比利时陆军总参谋部大楼给东欧国家走私秘密信息。
面对着严峻而且多层次的谍战模式，布鲁塞尔有关部门则显得无能为力。多年以来，布鲁塞尔就这样跟各国蛇龙混杂、怀着各种目的的人生活在一起。比利时方面早就知道这其中的很多人是间谍了。但是即使把他们驱逐出境，也会有新的间谍到来，与其面对新的对手不如继续观察熟悉的对象。于是，只眼开只眼闭地跟间谍共存，成为了比利时首都的生活日常。（范一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