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同悲巨星陨落
1976年1月7日深夜，周恩来总理从长时间的昏迷中短暂的醒了一下，他对身边的吴阶平大夫微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话没说完，又重新陷入了昏睡。这是总理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是在一心想着为别人考虑。
8日上午9时57分，仪器上的心电波跳扬了一下，立即象划破夜空的流星栽入地平线般，一头栽落划出一条长长的水平线。
年轻的共和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当中，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失去了自己最受人敬爱的开国总理，中国人民永远失去他们最爱的好儿子-周恩来。
联合国降下了半旗向中国致哀，向伟人致敬。
超荷载高强度超长时间工作引发病魔相继至
中央档案馆珍藏有几张台历，它们都是源自周总理桌面的普通台历上，唯一珍贵的在于上面有周总理写着这几天的工作日程安排。
就以1956年9月26日的那张日历为例，上面苍遒有力地写着
二时，八大；
三时，机场接尼首相；
七点半陪主席，见尼首相;九时，便宴尼首相（西花厅）;
最后一行红字写着，晚十一时半中央开会。
这些台历是周总理经常性通宵达旦工作的一个佐证，但这也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周总理要更为忙碌。
1968年，总理曾对来阿尔巴尼亚来宾说过，他的秘书，每人每天工作都要工作十二小时，晚上得去休息，而秘书下班后，他还得自己办理事务。
也就是说总理的秘书得人均工作十二小时，而他们下班后，总理还得工作，工作时长远超十二小时，甚至可能二十四小时。
这种长时间高密度高强度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就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啊。终于在1967年2月被确诊累出了心脏病。
然而疾病并没能让总理停下来好好休息，当时正处在那特殊的十年时期，国内形势复杂混乱，看着一件件不断出现在桌面的复杂棘手问题总理，总理根本不可能安心养病。那段岁月里，镜头前的总理鲜少能有一丝欢容，他总是担心他哪一天没扛住就倒下了，事情还没安排好，那国家怎么办，人民怎么办。他说“我就是没躺倒，我希望不要躺倒。”
不能停止工作，鉴于总理身体状况，医生和护士只能守候在办公室外，时刻作着抢救的准备。
繁重的工作让总理的身体状况一天天变得更糟糕。心脏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光是在1972年的九月，就发作了两次心绞痛。
不单如此，同年癌魔又悄悄地瞄上了人民的总理。
从1971年6月开始，周总理不断出现了便血现象，到1972年5月19日更在尿液中发现了红细胞。至5月29日专家会诊后几乎确诊是癌症。虽然执行了中央对周总理保密病情的指示，但是周总理仍然是注意到尿中红血球的异常，从此，他要求每天验尿来观察病情。
直到1973年2月5日 周总理的血尿现象肉眼可辨，病情无法再隐瞒下去，经毛主席批准后，3月2日晚由叶剑英来向总理夫妇说明病情。在接待基辛格完毕后，总理提出了病假申请，申明治疗期间，不能再见外宾和参加会议。由叶剑英来接替主持会议和签署报告工作。毛主席签字同意。
1973年3月10日至24日，邓颖超陪周总理到玉泉山做全面检查治疗，病情得到有所控制。
国事难弃，病体支离仍鞠躬尽瘁
然而当时国家局面就象一群脱缰的野马，让周总理根本无法放松一丝一毫，更不论完全放手治病，他只能在治疗的同时坚持工作。
据记录统计：1974年1月到5月期间共151天里，有9天是工作12-14小时，74天是工作14-18小时，38天工作时长19-23小时，还有5天是连续工作24小时的。其中3月中旬到5月底的这76天里，还额外附加有以下工作量：21次各种中央会议，54次外事活动，以及57次其他会议和谈话。超负荷的巨大工作量，让周总理稍有好转的病情又开始加重。
周总理不得不依赖输血和其他治疗去坚持工作。3月确诊复发，4月25日起大量尿血，这情况表明，再也没法拖延下去了，入院治疗已经是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1974年6月1日中午，总理被送进了解放军三零五医院，在这之前他整理了办公室的文件，他交代工作给秘书，最后站在车旁对着自己的院子看了许久，没有说话。 他好像预感到了什么，向着这个工作和生活了25年的地方无声的告别。
之后就再也没出院。
在最后的治疗时光里，他经历了13场大小手术，约合隔40天一次，其中苦痛，常人能想象得到的不及真实的万分之一。但就是在这种身体情况，只要是身体尚能支持，周恩来总理就坚持继续工作。
他积极配合医生，但也一再交待医生，一定要随时如实告知他病情，以便他能及时安排工作。
直到这时，他心里仍然想着的是工作，是国家，是人民。
甚至有一次麻醉后手术台上等着手术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云南锡业公司矿工矽肺病和肺癌高发的问题，直接立马将医生叫来了解这种病并让其安排人去做治疗。
整个住院期间，总理的休息没有能够增加一点，工作量也没有能够减少一点。
看起来周总理是在住院，好像是在治疗了，但一会一个问题，全都是工作，就没有一刻停歇的时候。
时而约谈某人，时而会见外宾，时而还跑出去开个会，时而探个人，还有各种其他活动，一次用时1个小时左右是常态，三四小时也非罕见。
为了消除当时国内局势对外交的消极影响，总理不得不病室内大量进行外事活动，用良好的精神状态会见外宾。事实证实这些举措非常有用，我国的外交关系得到了很好快展。外宾池田大作回忆说：“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不放……他的目光非常严峻，但又非常柔和，非常难以形容的一种非常感人的目光。”
力挽狂澜于病榻
周恩来总理人在病床，心却无时无刻都在国家，都在人民。
他批示解决甘肃定和庆阳地区百姓因旱灾而缺衣少粮问题；指示解决山区群众吃盐难问题；批示国务院发通报表扬对辽宁营口、海城区地震做出预报的有关单位，提议派代表团到灾区去慰问并鼓励受灾群众重建家园；请参加西藏十周年庆典的华国锋带去他的问候，和“养蜂促农”的科教片等等事件，数不胜数，总之就是有操不完的心。
他关心着受到当时运动冲击、迫害的老干部和各阶层人士等，努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为逝者平冤，恢复名誉，想办法保护在世者不受冲击影响，恢复应有名誉地位等等。努力地试图将一切乱象理顺返正，而国内外的成效都显示着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致力于消除国情对外交关系的不良影响。致力将于停摆搞运动的国民生产回到正常轨道，发展国民经济。竭尽心力将脱缰的国情扳回到正道上去。
这一切的一切恰让周恩来总理成了某些人的绊脚石，拦路虎。“四人帮”以“评法批儒”“反经验主义”并将“批林批孔”延伸出了批周公，矛头直达指向周恩来总理及一批复出的老干部。对他进行攻击和污蔑。
周恩来总理不得不拖着病体顽强斗争，不是为了私人恩怨，而是为了国家。靠着毛泽东理解与支持，遏制了某些人的许多有害国家行为。
例如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面，“四人帮”为了在文化、教育、体育部门安插亲信，王洪文故意跑到长沙毛主席面前告黑状，说周恩来病床前若闹市，日夜谈话人员往来川流不断，就差明摆着说是在谋算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了。这时周总理刚在八月动了一次大手术，术后没几天又忙于处理国事，十分影响恢复，但情况十分急需获得毛主席的支持，周总理顾不上病痛，带上三个做好的人事方案，要和王洪文一起，飞到长沙去见毛泽东主席。但临行前，又出现了便血现象，周总理却拒绝医生立即治疗的建议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叶剑英只得忍泪对随同总理前往的医护人员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同志安全回来。
四次汇报，听取双方意见后，毛泽东高度肯定了邓小平的工作，说周恩来还是“还是我们的总理”。批评了王洪文搞四人帮搞宗教主义，责成他们要作自我批评。
12月26日午夜，毛泽东籍81岁生辰之际会见了周恩来，这对携手半世纪的老战友长谈了4小时，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
取得了主席的支持后，从长沙回来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顾不上休息，不在医院病房里修改报告，批阅文件，不然就在大会堂里开会，再不然就在京西宾馆会见各界代表。医护人员都心痛地看着总理在病床上仍然连续工作，但是除了加强护理和及时用药之外，毫无办法，不能也不敢去打扰他分毫。
1975年1月13日，病到只剩下一把骨头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发了言，他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他对政治遗言和对国家未来的愿景，并为大家指出了努力的方向，
他说“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如今盛世果如君所愿。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因为病情加重不得再次回到病床上。1975年9月20日，再次大手术。术前，邓颖超、邓小平、汪东兴、李先念都来到手术室门口等候。周总理却反锁在卫生间里写东西。
他找来自己在1972年6月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签上“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二十”为他自己50年前的一段历史清白申辩作证。
当年国民政府发布了一篇《伍豪启事》，文用词极端恶毒地污蔑化名伍豪的周恩来，不忠于我党，还贪赃枉法。当时一些“造反派“借由着批林批孔整风运动，拿着这样一件无中生有的事来批周公，说他是需要被打倒的党内”投降派“。
这是周恩来总理的最后一次亲笔签字，为一个根本不需要澄清的事实去澄清，为一个根本不需要申辩根本不存在的污点去申辩去自证清白。
这就是我们的周恩来总理啊，生性高洁，眼里容不下半点不洁，哪怕是别人强加在自身上根本不存在的污点。
周总理上了推车正要推往手术室，却又突然叫住了护士，周总理用力握着邓小平的手，大声说：“小平同志，你的工作做得很好，证明你比我强得多啊！”
随后周总理大声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陪伴在旁边的邓颖超跟汪东兴说将此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在这次手术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到总理的全身，无法根治。邓小平只得含泪指示“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0月24日，周恩来进行了最后一次手术，术后他再也无法坐起来，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
毛、周情谊
病中的周总理总是通过书信来给不良于行的毛主席报告自身病情，让他放心。
1975年6月16日，自感不好的周总理，在化疗后，强撑着，用颤抖的手给毛主席写了最后一封信，报告了自己的病情，他写道“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仍有六十一斤，一切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
到1975年12月时，高烧不断地纠缠着总理，他总是昏迷多而清醒少。某天醒来后，用近乎耳语的音量吃力地问询毛主席情况。
听到回答后，他说“只要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话毕又再度陷入昏迷了。
那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很不好，不良于行，双手也无法拿起文件，没有人扶着连站起来都办不到，有一只眼还看不见了。
周总理去世的当天，毛主席几乎是睁着眼到天亮，当他看到送来审阅的关于周总理追悼会相关文件时，痛苦而又吃力地对秘书张玉凤说“我走不动了。”
最后他用颤抖的双手在送审报告上写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画了一个端端正正的圆圈。
那天晚上陪护人员注意到，毛泽东看着看着电视，就无声地流下了眼泪。
他没有出席追悼会，他派人送了一个花圈，放在了老战友遗像旁。
参考文献：
顾保孜、杜修贤.毛泽东周恩来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情谊（节选自《红镜头中的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DB]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2014.01.13
廖心文.生命的最后旅程 ——周恩来在病中[DB]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2016.02.19
揭秘：周恩来弥留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DB]周恩来纪念网2020.1.0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
毛泽东年谱（1949—1976）[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出版
伟人周恩来[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年版
邓颖超文集[M]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我们的周总理[M]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年版
生命的尽头：周恩来生前五个“最后一次”.[N]福州晚报2008.0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