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电影《援军明日到达》即将上映，让衡阳保卫战的主角方先觉再次成为热点。方先觉是个争议很大的人物，最大的争议在于当初他到底应不应该投降。这种争议当年就有，当年许多事情仍处于保密状态，外人很难对事情全局有深入了解，出现争议再所难免。
好在如今，许多历史档案已经解密，并且有大量当事人撰写了回忆材料，只要读者不带偏见，且有兴趣了解事情的详情，其实并不难做出判断。
俗话说兼听则明，要想了解一件事情的详情，必然要听听各方面的表述。笔者反复研读中日双方史料，其中中方史料包括留在大陆以及去台将领的回忆材料，今天就通过这些材料，来还原一下方先觉当年投降的原因和详细经过。
方先觉为什么选择投降？
关于投降的原因，第10军大多数将士认为任务早已经达成，而多路日军已经突入城内，守军弹尽粮绝，且有大量伤员，既无法阻挡日军，也不能丢下伤员突围，只能选择“与日军谈判停战”。
注意，第十军大部分将士认为不是投降，不过这并不重要，结果都是投降，这点没什么好说的。
关于投降的原因，国内网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分歧。唯有一点，一些网友拿出日军战史材料，说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以证明城内守军并未弹尽粮绝。
日军战史
以轻机枪为例，国军标准配置是一个班12人配一挺，日军缴获429挺，算一下人数才5000多人。而衡阳保卫战参战正规编制16000多人，加上各种杂役将近两万人。衡阳并无成建制部队突围，日军才缴获了这点武器，正说明前线武器缺乏，衡阳并无库存。
其实大炮枪支都耐消耗，再怎么打不太可能把枪打没了，守军最缺的是手榴弹和炮弹。而日军的战报中只是言语不详地说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大量”到底是多少？显然是为了宣传战果，这种现象其实非常常见，几乎所有部队都有过这种夸大式的宣传。
事实上，7月24日衡阳就给重庆发电报告情况时称“弹药除步机枪弹尚有少数外，炮弹手榴弹已尽，虽空运一部但为数寥寥。”当时确实有飞机空运弹药，但运力根本不足以支撑消耗，而且据官兵回忆，许多空投丢在了日军阵地上。
时任预10师第28团团长曾京（解放后留在大陆，武汉市建筑管理局退休干部），于1987年发表的《回顾衡阳抗日保卫战》中称：
至此，我军弹尽粮绝，官兵伤亡殆尽，幸存者包括老弱伤残不足二千人，再无法守住衡阳城，击退敌寇的攻势了。
时任暂编54师少将参谋甘印森（解放后留大陆，任重庆市政府参事室参事），于1987年发表的《有关衡阳战役的一些回忆》中称：
随着战斗的持久，敌我的伤亡很大，而城内粮、弹、医药，日益紧缺，虽偶尔获得空投补给，但数量甚微，而且多数飘落敌方，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伤病官兵，既少食品，又缺医药，加以气候炎热，创口溃烂，蛆蝇趋附，呻吟呼号，为状甚惨。
时任预10师28团3营营长李若栋（49年在广州起义，离休干部），于1987年发表的《我参加衡阳保卫战的前前后后》中称：
第10军已弹尽粮绝，几无可用之兵，曾空投一些粮、弹，但很多投到日军阵地内，也未解决问题。
时任69兵站医院护理长（解放后留大陆），于1986年发表《衡阳战役中见闻》称：
由于各医院的医疗器械和设备不完善，药品又缺乏，不能动手术，甚至棉花、纱布都没有，致使一些能够救活的伤病官兵，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一个地死去。
时任3师9团机枪2连连长李罗先（解放后留大陆务农），在1987年发表的《衡阳名城血战记》中称：
随着战争的持久，城内的机枪子弹及粮食，渐成问题。虽然每天都有我方空军投下大批子弹及粮食，但由于风向的影响，往往落到敌人手中。
其实几乎每个亲历过衡阳保卫战的人，在回忆时都提到弹药缺乏的问题，不论是留在大陆的还是去了台湾的将领。笔者只挑了几个留在大陆的，当时两岸尚未恢复交流，而方先觉早已于1983年去世，他们总没必要帮方先觉隐瞒什么吧？
在巷战中，缺乏炮弹和手榴弹等于被动挨打，日军躲在建筑后面，步枪子弹根本打不穿墙，而日军则可以使用手榴弹、掷弹筒、迫击炮等各种武器打击守军。
投降决策的经过
关于方先觉投降的经过，现在大部分网友使用的史料是时任暂54师师长饶少伟于1963年写的《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饶于1947年再次被俘，后来留在了大陆。
饶的暂54师属于薛岳系统，只抽调了一个团临时配属给方先觉指挥。因此饶在文章中很强烈地区分出“他们”“我”，意在向读者表明双方分属不同阵营。
同时他还在文章中极力贬低第10军的将领，并把自己描绘成被迫投降。但是这篇文章关于方先觉投降的经过，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如果没看过他文章的人，建议先在网上搜索标题看一下全文。
按照饶的表述，他到会议地点时，第10军的人已经到了，先是方先觉表演了一番自杀，然后周庆祥师长想威胁他投降。他自己则是义正严词地拒绝了投降，他怀疑第10军的人早已经串通好了，要拉自己下水。
第一个矛盾点：如果第10军的人早已经串通好了，方先觉根本没必要在饶面前表演自杀，因为自杀也无法压迫饶同意投降，正确的做法是把枪顶在饶头上。另外如果早就串通好了，堂堂一个军长在下属面前如此迈力地表演，日后还有何颜面与下属共处？
第二个矛盾点：其实饶的文章里面也说了，方先觉与周庆祥是有矛盾，这一点到真是有史料可查。
因为原第10军军长李玉堂升官，周庆祥在第10军中的根基比方先觉深，他认为必然是自己接替军长，没想到后来任命了方先觉。周不服串通营团长集体闹事，重庆方面干脆另派一人来接任，不料人还没到，日军毕竟，只能继续由方先觉当军长。
所以，两个矛盾如此深的人怎么串通？
不过饶少伟的文章中提到整个会议过程似乎都是周庆祥在主导，先是他的部队打出了白旗，后来在军部的会议上，整个过程似乎也只是他在发话。
类似的还有190师师长葛先才的回忆：
葛先才回忆
第10军作战参谋钟汉光的回忆：
结合众人回忆，推测整个过程。其实是周庆祥的部队先扛不住，打出白旗与日军联系，但在军部的会议上，他强烈建议突围。精于官场的人一定不难联想到，周庆祥的建议其实与饶少伟坚持固守的建议一样——无法实现。
他们提出一个无法实现的建议，却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最终的结果是将皮球踢给决策者。如果决策者选择投降，日后追究责任便怪不到他们头上。作为决策者必须为整个军队着想，不论突围和固守显然都不是最佳选择。
其实饶少伟的文章，前面这些内容还只是算添油加醋，到后来便有疯狂加戏的成分。他说方先觉不让他走，他自己好不容易离开了，想叫部下渡江，结果部下也不听他的，才被迫投降。这显然演得有点过了。
暂54师只有一个团参战，在战争中也有伤亡，剩下人数不多，他投不投降对整个局面影响不大，方先觉不让他走的动机是什么呢？再说饶少伟回到师部以后问部下愿不愿走，你是师长啊，跟方先觉一样，到底是走还是投，最终还不是由你拍板。
如果其他人不愿走，你可以带着警卫班自己走呀。不论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突围时长官都是只带贴身副官和警卫排，到了最后都是各走各的，以分散注意力。别人不走，不是饶少伟不走的理由。
其实，饶少伟这么写，也可以理解。这篇文章写于1963年，亩产万斤的年代刚刚过去，他自然也有他的苦衷。当时两岸还在打笔仗，很多将领都成了提供炮弹的或材料，杜聿明、廖耀湘、王耀武等著名将领都写过类似的材料，饶少伟自然也不能免俗。他在文章结尾似乎也故意留下一个曲笔。
饶文章结尾
方先觉真的怕死吗？
饶少伟在文章中说方先觉是表演自杀给他看，显然是有意贬低对方。先来看看方先觉自己怎么说：
日本产经新闻社记者古屋奎二编写《蒋介石秘录》一书时到访了台北，并采访了方先觉，时间大概是1973年前后。
方先觉说，8月7日给老蒋发了最后一电后便决心自戕，当手枪对准太阳穴之际，被两个副官打落在地。翌晨有自称为日军第11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当即告诉他：我们绝对没有投降之意。
同时提出：1、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2、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日方代表对这些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记录说第10军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方先觉表示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
方先觉整个表述当然有美化自己的部分，对自己不利的一些细节也没有提及。但两人最明显的区别是：饶说他找了三个抽屉没找到枪，是在表演自杀。而方先觉却表示自己决心要自杀，只是被手下挡住了。
到底谁在说假话呢？其实当时在现场的不止一人，最后一次决定出路的会议，军部人员及营以上干部都参加了。我们来看看其他人怎么说？
时任第10军参谋处中校作战参谋钟汉光，解放后留大陆，曾任长沙市政协委员。80年代写过一篇《碧血丹心 保卫衡阳》的文章。他是军部人员，又是营级以上干部，是有资格参加最后一次会议的。
他在文章中提到，第3师师长周庆祥主张突围，但方先觉认为不能丢下伤兵。“急得拔枪自杀，幸经副官夺下手枪，才未死去。”
时任预10师28团3营营长李若栋，后再广州起义，1982年离休。他在1987年发表了《我参加衡阳保卫战的前前后后》，其中提到：
方先觉“正欲举枪自杀，在旁的副官处长张广宽扑去保住军长痛哭并夺去其手枪。”
时任46军直属炮兵营第3连（临时配属给第10军使用）连长彭礼光，解放后留大陆，于1987年发表《衡阳抗战的回顾》中提到：
他虽然没有参加军部的最后一次会议，但营长回来说了相关情况。营长提到的第十军提出的几个投降条件，基本上于其他人提到的相吻合。方先觉也确实有拔枪自杀的举动，但被参谋长等人拦了下来。
以上几人的描述显然与饶少伟的描述不同，并且他们都留在大陆，两岸尚未恢复交流，方先觉也早就于1983年去世。这些留在大陆的人并无任何必要美化方先觉，他们的说法显然更有可信度。
所以梳理整个过程并不难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方先觉并没有贪生怕死，还一度打算自戕。主张投降绝对不是为了个人苟活，而是确实想保存士兵们的生命。如果要苟活，他完全可以让剩余的士兵为其打开一条通道，然后丢弃几千伤兵，自己逃命。
方先觉等人
到底是有条件停战还是无条件投降？
去台将领包括方先觉都认为当时谈判是有条件停战，饶少伟的文章中也提到方先觉要提条件。另外还有多则史料都提到谈条件的事，笔者认为时任190师569团团长梁子超的报告可信度最高。
8月15日，他便逃出战场，通过电话向时任军政部部长徐永昌汇报了投降经过，徐永昌将内容写在当天的日记中。一般而言，史料越接近事发时间越准确，与事件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描述会更客观。
梁子超作为一个团长，并不是决策层，不需要为投降负责。同时，这是他私下向上级报告，并不是什么正式文件，也不怕得罪人，所以不需要隐晦什么内容。他的报告中提到：
1、日军确实从三个突破口窜入城内。前文描述过，城内守军缺乏弹药，尤其是炮弹和手榴弹，根本无法将日军赶出去，衡阳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2、方先觉确实向日军提了条件。诸如保持建制、集中训练、不得杀害受伤官兵、保障生命安全、送南京、眷属送到安全地点。这些与饶少伟及其他将领的回忆基本上一致。
3、梁子超还提到重要一点“结果被敌所骗”。
徐永昌日记
方先觉如果贪生怕死，直接率部投降就好了，没必要去争什么条件，像他这个级别的将领日军是不会杀的。比如之前投降的吴化文、庞炳勋、孙殿英，日军不仅没有杀，还重用了。反倒是方先觉等人，投降后一直被严格看守，是不是说明日军也怀疑他们是假投降？
事实上，他提出的那些条件，大部分是为了救部下。而且方先觉也决定，如果日军不同意，便战斗到底。
这一点从日军的战史记载中也可以看出来：8月7日黄昏便有部队打白旗与日军联系投降，但日军要求方先觉出来谈。方先觉一开始并未答应，此时日军已经知道守军撑不下去了，加大了攻击。当天晚上，方先觉仍未出面，而是派孙鸣玉与一名师长去与日军谈。
据彭礼光连长回忆，当时方先觉派孙鸣玉参谋长于某师长去与日军谈判，日军除了“保持建制”这一条除外都答应了，城内才答应投降。彭礼光虽然是听开会回来的干部说的，但他的记忆与日军的战史记录吻合，说明是正确的。
所以8日凌晨方先觉才出面向日军投降。而前文提到的梁子超团长说他们被骗了，是因为方先觉一到日军司令部，日军就变卦了。
日军战史
日方战史
据饶少伟的回忆中描述，日军一个师团长“杀气腾腾地说‘本官以日军最高指挥官的资格，向贵官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他拒绝了方先觉的7项投降条件，并威胁着说‘请即时答复’。”
此时投降的消息已经传出，军心已经动摇，人员和武器开始集中，但日军突然变卦。方先觉还能怎样？拒绝不仅一个都跑不掉，还给了日军屠杀的借口。
至于去南京那条被很多人解读为要去南京巴解汪精卫，试问一下，如果是你你愿意留在日军手里还是留在汪精卫手里？
方先觉显然知道日本人的残暴，要保全部下性命，只能去南京求汪精卫收编。二战时期那些被日军俘虏的战俘，要么被送去做人体实验，要么被送去做苦工折磨致死。留在日本人手里就算不死，也会被强迫去进攻中国军队，相反去投靠汪精卫自由度则要高很多，甚至有逃脱反正的可能。
当然不论是“有条件停火”还是“无条件投降”，都是向日军投降，结果没有太大区别。但两者动机不同，方先觉确实不是什么贪生怕死之徒，他是真的想挽救伤兵的生命。只是把结果想得过于美好，后来被日军骗了，也就无法控制之后的杀戮。
如何看待方先觉的投降行为？
梳理这些人的回忆录，其实方先觉投降的过程一点都不复杂。
首先是周庆祥的第三师顶不住，有人打出白旗与日军联系。接着军部召开了最后一次决定去向的会议，整个过程由周庆祥主导，他先提出突围。
但事实上，突围已经不可能了，方先觉害怕突围后城内的伤兵会被日军杀光，有损指挥道德。最后的办法只能提出有条件的投降。
而一开始日军答应了大部分条件，但方先觉出去谈判时，日军却变卦了。此时的方先觉已经没有选择了。
至于还有人说方先觉被俘后如何如何，讨论这些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落在敌人手里，敌人有一万种手段让你配合。
但可以确定的一条是，所谓的“先和军”从未成军，有人说方先觉配合日军打中国部队更是无稽之谈。
衡阳被俘人员中，伤兵大多被日军杀害，其余人员也大部分陆续逃走。剩余少部分人一直被关押在收容所中，根本没有机会出来。
据时任10师28团3营中尉书记回忆，抗战胜利后曾在衡阳设立第10军脱险官兵收容所，只收容了300多人。
至于如何看待方先觉的投降行为？笔者始终认为，军人的职责是完成上级赋予的军事任务，绝对不是死节。
进攻衡阳的日军
换句话说，当一个将领的任务完成后，他的死活已经不能在军事上产生太大影响，只能起到宣传作用。宣传不是军人的主要职责，如果因为一点宣传价值，就要牺牲一个经历过战场考验的将领，这绝对是国家的一大损失。
宁死不屈固然值得提倡，但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多是普通人，选择苟活也没什么可谴责的。军人首先是人，他们也是有情感的生物，他们也有自己的家人。为什么一定要他们去死呢？如果军人上了战场就一定要死，谁还愿意去参军保家卫国？
日军没有杀他们，我们反而希望他们去死节，难道我们对这些抗日将领的仇恨，比日军对他们的仇恨还深？换句话说，如果他们死了，收益最大的不是日军吗？那些想让他死节的人，难道是日军的粉丝？
二战时，美国将领温莱特率领7万人向日军投降，但战后他回到美国受到十多万民众欢迎，杜鲁门为其颁发代表最高荣誉的银星勋章。温莱特被视为英雄，因为他已经努力了，无法改变战局，只能尽量让更多的部下活下来。
奠边府战役，法国指挥官卡斯特里准将率领1万余人投降，但战后他回到祖国，仍然受到举国英雄式狂热的欢迎。
阵亡将士遗骨
回到方先觉，他参与过的战役并不止衡阳保卫战。此前还参加过长城抗战、武汉外围作战、三次长沙会战、增援常德作战。这些功绩，难道就因为一次投降就要抹杀？
打仗不是旅游更不是打游戏，试想一下换成你上去，别说打仗，就是让日军的炮弹在你身边炸47天，让你47天没有规律的饮食和睡眠，又有几个人能扛得住？那些口口声声抗日的人，方先觉在衡阳与日军激战的时候，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干什么？
笔者看过无数战史，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中国大地上没有一支军队比守衡阳的第10军做得更好了。
最起码，开战之前他们就疏散了衡阳的老百姓。他们没有打一枪就跑，丢下老百姓不管。他们更没有一触即溃，而是在优势日军的进攻下，整整坚守了47天。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遭到日军包围，指挥官并没有丢下伤员自己跑路。这种道德水平，在当时属于现象级的。
有些人苛求方先觉，并不是他自己因为道德水平有多高。笔者理解，肯德基的员工看到麦当劳的广告，心理难免有各种不舒服，要想尽办法把广告撕掉。
但笔者还是希望他们好好想一想，假若没有这批人，当时还有谁能抵挡住日寇的铁蹄，假如没有他们我们的国家将会变成怎样？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并不期望曾经保护过的老百姓的后代，给予什么回报，只需要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这点要求过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