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印度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极度复杂的存在。
一方面，两国都是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理应在反霸权的斗争中站在同一阵营，然而事实却截然相反，无论中国如何努力推动中印关系向正常化发展，印度似乎永远都对中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尤其是在领土问题上，将侵占中国领土当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认为西藏应该属于他们，这已经是触及了全体国人底线。
很多国内网友都将其解读为：“印度人三观清奇，对自身的实力缺乏必要的认识”。
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印度人之所以会对中国存在离谱的幻想，本质上是在印度人眼中，中国人似乎天生就对印度人存在某种亏欠，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究竟是啥？
认为中国对他们存在亏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是新中国成立时期，印度是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的国家。
第二，在1950年解放军在解放西藏的过程中，印度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军事、经济、政治影响力，给解放军带来更多的障碍，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做，因此，中国“应该”对他们表示感谢。
第三点就是，印度认为，中国能够获得五常席位，是印度支持的结果，而且中国的五常席位，原本应该是属于印度。
看到上述三个理由，很多国内网友已然被彻底刷新了三观。如果说这些观点是印度网友在外网的个人叫嚣，尚且可以理解。
但是，这些观点竟然都是见诸于印度外长苏杰生本人的著作，因此，就有必要对上述三种原因进行简单的分析。
首先，关于印度方面的第一种说法，本身没有明显的问题。印度确实是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而且本身也因此要承受来自宗主国英国、美国的压力，尤其是引发了美国的不满。
印度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在当时承认新中国是一个重大的站队问题，如果印度追随美英的态度，拒绝承认新中国，就会给外界一个美英跟班、附庸的印象。
所以，印度当时的领导人尼赫鲁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认为，新中国的体量足够庞大，国际社会迟早会承认新中国的存在，与其被迫承认，不如主动亮明态度，以此彰显印度的影响力，以及表现出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在国际事务中独立果断的行事风格。
除此之外印度还认为，无论是国民党当局，还是新中国，二者不管是谁掌控大陆，都会影响到他们在西藏地区的利益。
他们认为，蒋家王朝事实上已经败退海峡对岸，尽早承认新中国，并且和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有利于维护自己在西藏的利益。
关于印度在西藏地区的利益，我国各项史料其实一直讳莫如深。
站在客观的角度，包括藏南地区在内的整个西藏地区，自古以来主权虽然确认属于中国，但是，居住在这个地区的边民，由于地理位置、极端环境的限制，存在较大的流动性。
往往同样一个族群的牧民，夏天是在青藏高原牧羊，到了天气转凉之后，就会前往海拔相对较低的印度一边，与印度人展开贸易。
这些牧民会同时向两个区域的统治者缴纳赋税。因此，殖民印度的英国人借此开始对我国西藏地区实施过侵略渗透，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印度依旧继承了很多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
在英国殖民时期，英国殖民者在西藏地区的利益，要排在与中国关系之后。
原因十分简单，无论该地区涉及到英国何种利益，都要保持一条底线——不管做什么，都要避免激怒中国。这也是紫石英号事件后，英国殖民者得出的结论，用一句当下时髦的形容词叫做“盗亦有道”。
然而，随着印度接手了英国在南亚地区的地盘之后，展现出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强盗逻辑。
事实也最终证明，就是这种盲目自负且毫无逻辑的强盗思维，导致了印度在六十年代出现了彻底的惨败，尼赫鲁本人也抑郁而终。
至于印度对中国施加的第二种“恩惠”，解放军在解放西藏的过程中印度没有出兵干预，所以认为解放军应该对印度表示感谢。
这种论断，三观扭曲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事实上，当时的印度正在面临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激烈角逐，根本没有实力开辟第二战场。
而且印度认为，西藏地区地势险要，解放军最少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才能攻入西藏地区的腹地。
然而战斗力强悍，且得到广大藏区同胞支持的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打垮了西藏奴隶主武装。结果，印度将自身这种消极不作为，当成了自己对中国的恩惠，甚至希望中国对其感恩戴德，简直可笑至极。
至于最后一个原因，中国的五常席位是拜印度所赐，这种说法在国人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我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所有权益，都被蒋氏当局窃取，而且美国和苏联先后阻止新中国返回联合国。
与此同时，美国率先邀请印度加入联合国五常，理由是蒋氏当局仅仅控制数万平米的小岛，根本无法执行五常国家的义务。
面对美国抛来的橄榄枝，放在今天的印度身上，那必然是毫不犹豫接在手中，毕竟五常席位是印度心心念念多年而不可得。
不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印度看来，当时的印度以第三世界国家领导者的席位自居，按照尼赫鲁的设想，印度应该在中国的支持下，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
因此，为了展示与中国共同的国际立场，印度毫不犹豫拒绝了美国的拉拢。当时尼赫鲁表示：“印度应当拿到符合自己实力的国际身份，但是，应该是以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作为前提”。
印度的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确实很讲义气，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战略伙伴，实际上，尼赫鲁的做法是基于本国利益的选择，也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所具备的基本判断能力。
无论是今天还是当年，美俄、美苏对印度入常的承诺，更多是一张空头支票，因为印度的实力还达不到五常水平，一旦贸然站队，最后的结果依旧是被美俄其中一方果断否决。
而且，美国当初表示印度可以进入常任理事国之列，前提是印度不会拥有一票否决权，这也难怪尼赫鲁会果断表示拒绝。
正是有了上述一系列的前提，印度与中国的交往，一直是存在一种微妙的姿态，对于我国当时以教员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而言，印度和中国不仅是邻国，而且同样是第三世界，理应展开友好交往。
双方出发点不同，但是彼此又有共同利益，1952年2月份，印度方面向我国递交了一份《关于印度在西藏利益现状》的备忘录。
按照我国当时的外交原则，对于西方殖民者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在华利益，进行了强硬的取缔。
面对印度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我国经过内部磋商之后，总理向印度方面表示，中印已经达成友好邻邦关系，很多问题都合力通过协商谈判解决，最终经过一系列磋商，1954年中印签订了《潘查西拉协议》。
该协议对印度与西藏地区的贸易往来，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让两国的边民，尽可能不受影响，彼此能够像过去一样自由贸易。
而且，在这份协议中，双方还创造性制定了“五大戒律”，也就是之后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项原则是周总理率先提出，成为了中印两国的交往准则，随后又成为了我国与所有国家，乃至世界各国之间的共同倡议。
让印度人没有想到的是，当年并肩发展，甚至综合实力还略逊色于自己的中国，在如今却成为了印度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尼赫鲁和国大党遭到了印度人大肆批判，认为是尼赫鲁的决策失误，让印度失去了常任理事国席位，更让中国最终崛起。
而且，竞争者为了进一步夯实这样的理论，开始大肆宣扬“国大党误国”的理论，同时加深对中国的敌视。
甚至，现任的印度当局已经开始将所有的内外问题，都朝中国甩锅，诸如中国出口廉价商品，是侵害了印度本土企业发展，霸占了本该属于印度的“世界工厂”角色，中巴走廊侵害了印度主权，就连印度内部的发展问题，都可以归罪于中国。
这种畸形到变态的叙事理念，最终是影响了印度长期的发展，因为认不清问题的根本，导致印度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持续走向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