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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龙事件的背景与爆发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际形势与国内政治环境都在迅速变化之中。滇军主力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部分，长期在缅甸和印度东北地区作战，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战争后期，根据盟军的战略部署，滇军被派往越南北部地区，负责接收日本投降兵的武器并维护当地秩序。这一举动虽然是对日战争胜利后的常规军事行动，却意外地为昆明地区的安全留下了隐患。
昆明，作为滇军的主要驻扎地，其兵力随着主力的南下而大幅减少。此时的昆明，城防空虚，仅有少数守军及新组建的部队在城内维持秩序，这对于任何企图改变力量平衡的行动来说，都是一个机遇。
蒋介石和他的高层在战后不久就开始筹划如何巩固权力，特别是在战后中国即将面临的国共内战中。蒋介石认为滇军在战后的安排中显得过于独立，而且与其它地方势力相比较独立，这在蒋介石看来可能会成为未来内战中的不稳定因素。
1945年10月2日，这一天的昆明异常平静，天气凉爽，街道上的行人来来往往，一派和平的景象。然而，这种平静只是表面现象，暗流涌动。在蒋介石的直接指示下，第五军已经悄然进入昆明，整装待命。第五军原本主要驻扎在云南省东部和南部，此次被调往昆明明显显示了蒋介石调整兵力、控制军事要地的决心。
日间，市民们并未察觉到即将发生的变化。而当夜幕降临，第五军突然发动行动，他们迅速控制了昆明的主要交通要道和政府机关。与此同时，一支特别行动队伍直奔滇军在城内的几个营地。这些营地的守军在突如其来的袭击面前几乎无力回天，大部分在短暂的抵抗后被迫缴械投降。
“驱龙事件”因此得名，象征着蒋介石通过军事手段“驱除”了滇军在昆明的影响力。这一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人们对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分裂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王慧生与蒋氏政权的决裂
王慧生作为国民党的一员，曾在“驱龙事件”中扮演了不小的角色。在这次事件中，他的任务是确保昆明城内的关键军事和政治设施迅速、有效地转交给蒋介石派来的第五军，以此完成对滇军的全面缴械。这一行动虽然在表面上看似平稳执行，但实际上伴随着巨大的冲突和混乱。昆明的街头巷尾，曾经是滇军士兵的欢声笑语之地，一夜之间变成了紧张和不安的象征。
行动中，王慧生负责协调与第五军的接触，确保命令的执行。他与第五军的指挥官在昆明的军事指挥部进行了多次会晤，安排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他们一同巡视了城内的多个重要地点，确保了第五军能够迅速控制这些战略要地。而滇军的官兵在经历了初步的震惊和迷茫后，大多在王慧生的组织下，被有序地解除武装，随后被集中起来，并接受了临时的安置。
这次事件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看似是王慧生的一次成功，但在整个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许多战友之间的猜疑和背叛，以及一些无辜的滇军士兵在混乱中受到的不公对待。尽管没有直接表达，这些场景深深地触动了他。事件结束后不久，他便开始审视自己的职业生涯与未来的道路。
在深思熟虑之后，王慧生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决定辞去所有的公职，撤出政坛，不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他撰写了一封措辞恳切的辞职信，通过可靠的渠道送到了蒋介石的手中。在信中，他未详述具体原因，只是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辞职的决定。
辞职之后，王慧生没有立即离开昆明，而是安排了几个月的时间，处理个人的事务和关系。这段时间，他逐渐将自己的日常职责移交给其他官员，并与一些密切的同僚告别。随后，他带着家人离开了昆明，回到了贵州的老家。
回到贵州后，王慧生选择了一处僻静的乡村作为定居之地，那里有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环境，远离了他曾经所在的政治漩涡。他购买了一些土地，开始着手经营农场，种植作物和养殖家禽。他的生活变得简单而充实，与当地的农民一样，早出晚归，依靠自己的双手与大地亲密接触。
王慧生的影响力与起义选择
王慧生虽然已经淡出政治舞台，选择在贵州的乡村过着隐居生活，但他在国民党体系内积累的人脉和影响力，并未因他的隐居而完全消散。尤其是在西南地区，多年的政治和军事活动让他与多个地方势力有着深厚的联系，这些关系在关键时刻显现出了其独特的价值。
1949年，随着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力迅速上升。此时，龙云在香港筹划起义，试图在西南地区形成更大的抗国民党力量。王慧生虽然已隐居多年，但对于国家的未来和西南地区的稳定，仍持有强烈的关注。得知龙云的起义计划后，王慧生决定支持这一行动，希望能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出一份力。
在王慧生的协调和影响下，一些原本犹豫不决的地方势力开始倾向于支持龙云的起义。王慧生利用自己的联系网，秘密地与这些势力进行沟通，传递信息，尽量减少直接的冲突，而是通过策略和谈判来争取支持。他的活动虽然低调，但效果显著，为起义的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地方支持。
此外，王慧生还利用自己在西南地区的影响力，为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家提供了一些必要的保护和支持。这不仅帮助了共产党在西南地区的力量扩张，也为他自己在新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中保留了一席之地。通过这些行动，王慧生逐渐从一个政治隐居者转变为一位在幕后发挥作用的政治顾问和支持者。
随着龙云起义的正式爆发，王慧生所做的准备和努力开始显现成效。他组织的多个关键人物在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南地区的一些关键城镇较为顺利地接受了新政权的控制。虽然王慧生自己并未公开露面，但他在背后的推动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局
新中国成立之际，整个国家洋溢着改革和重建的氛围。然而，在这种全国性的胜利与兴奋之下，贵州的局势却显得异常紧张。蒋军残部不愿接受失败的现实，他们在贵州山区游击，试图保留最后的势力，并计划反扑。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中，“救蒋军”的活动开始逐渐增多，这支力量主要由不愿投降的国民党残部及其支持者组成，他们在贵州的多个地区积极进行抵抗。
王慧生的家乡，作为这些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自然成为了新政权重点关注和治理的对象。尽管王慧生已深居简出，不再涉足政治，他过往在国民党中的身份和在西南地区的广泛联系，使得他在当地仍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一点，在当前的政治转型期间，被视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新政权为了稳定地方，防止“救蒋军”势力的扩散，开始在贵州实施一系列严厉的措施，包括加强军事存在，清除潜在的反动势力，并试图赢得民心以消除支持“救蒋军”的社会基础。地方政府官员与军事指挥官频繁会见，讨论如何有效地进行反游击战斗，同时确保不影响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
王慧生的最终命运
到了1950年，随着中国新政权逐步巩固，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局势开始趋于稳定。为了彻底消除内部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那些在抗战和国内战争中活跃的反革命力量，中央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加大力度进行清查和打击。在这种大背景下，贵州地区也成为重点清剿的区域之一，尤其是那些曾经是国民党力量集中的地方。
王慧生，一位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虽然在新政权成立后已深居简出，但他过去的身份和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始终是被警惕的对象。加之，他的家乡正是“救蒋军”频繁活动的地区，尽管他本人已经退隐多年，但他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使得他在这一波反革命力量清查中被卷入。
1950年，中央政府决定在贵州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剿行动，目的是彻底摧毁仍然藏匿在该地区的“救蒋军”残余势力。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接到指令，需要彻查那些可能与“救蒋军”有联系的人物。由于王慧生的历史身份以及他与一些仍未彻底投降的国民党军官曾有交往，他很快就被地方政府视为重点调查对象。
在调查过程中，有骨干分子指认这支“救蒋军”的军长就是隐居乡下的王慧生。公审在1950年9月举行，王慧生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与“救蒋军”有勾结的行为被详细陈述。最终，王慧生被判处死刑，审判后不久，即被执行枪决。
参考资料：
来自 陈予欢编著. 黄埔军校将帅录[M]. 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