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玉珂是河北省阜城县张庄乡黄家庙村人。1917年出生于贫农家庭，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阜东县第五区农民救国会主任。1943年4月英勇就义，年仅26岁。
虽然他参加革命时间不长，职位不高，仪表平平，一生短暂，然而，他的一生，却是一曲用鲜血谱写的正气歌！他的名字深印在阜东人民的心里，有口皆碑，不可磨灭！
满腔热血赴国难
陶玉珂自幼家境贫寒，只上过四年小学。卢沟桥事变后，日寇侵略，民族危亡，加上洪水泛滥，兵荒马乱，天灾人祸，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39年冬，玉珂家眼看揭不开锅了，为了活命，他和二弟玉琪带上几个糠菜饽饽，冒着刺骨的寒风，登上开往东北的“闷罐”车，来到吉林省蛟河县奶子山，下了煤窑。在日本人的皮鞭下，苦干一个月，才挣三元满州票。下窑不能糊口，他拉着弟弟逃出了煤窑，又到哈尔滨去投奔舅父刘风来。舅父以收破烂为生，哪里养得起他们！况且，这里日本鬼子闹得更凶，人民的生活更苦，他把心一横，说：“死也不做外乡鬼！”和弟弟一路乞讨，又回到老家。
年纪轻轻的玉珂经历过生活的坎坷，体验过做亡国奴的滋味。
一天，在徐桥村集上，他听到抗日干部讲演：“中国共产党在号召工农兵学商，共赴国难，抗日救亡！”这句话他记在心里，觉得只有把日寇赶出中国，不做亡国奴，人民才有生路，国家才有希望。
1940年初，听说阜东县抗日民主政府举办了干训班，陶玉珂便急如星火地去找干训班的负责人张自强同志，恳切要求参加干训班。在干训班，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耳目为之一新。学习期满后，他被分配到第五区农民救国会当干事。革命的队伍，使他感到无比温暖，生活虽苦，但他心里却觉得比喝了蜜水还甜，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抗日工作中去。为了分割敌人，上级决定把南运河上的码头大桥烧掉，断绝敌人的交通。这个任务很艰巨，桥西边有码头敌人的炮楼，东头便是伪警察所，东光县城又近在咫尺，一不小心就有生命危险。领导在物色执行这个任务的人选时，陶玉珂激情满怀，主动请战，他说：“革命就要流血，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去干！”他到附近村庄挑选了三十条精壮小伙子，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便带领人们出发了。他们轻手轻脚摸到大桥下，把事先捆好的黄草塞在木桥桩上。他们的行动被敌人发现后，哒、哒、哒……一阵机枪扫过来，等敌人枪声一停，陶玉珂便提起油桶，奋不顾身，第一个冲上去，把煤油浇在黄草上，大家一齐动手点着火，迅速撤离。火借风势，顿时烈焰熊熊，映红了夜空。当敌人赶来时，大桥已被烧为三段，只好望河兴叹了。
机智勇敢斗穷寇
阜东县境内的崔家庙据点，是属东光县敌人管辖的一个顽固堡垒。陶玉珂同志考虑如果把敌人的电话线掐断，敌伪军就会变成哑巴和聋子。1942年春的一天晚上，他带领全区青抗先“模范班”一百多人，到码头去掐敌人的电话线。为了稳住敌人，保护的安全，他不顾个人安危，站在敌人的炮楼底下，对伪军训话。他一边喊话，“模范班”就动手掐电线。第二天敌人发觉电话失灵了，一下子傻了眼。
陶玉珂对敌斗争胆大、心细，遇事善于动脑筋。破交战对阻止敌人车辆通行起作用很大，但陶玉珂却觉得仅仅靠扒路还不够，因为不仅做起来费时费力，而且我们晚上扒了路，敌人白天又抓伕来修，也给群众带来一定的损失。他对埋地雷这种战术很感兴趣，可是手中只有手榴弹没有地雷，他就琢磨用手榴弹自造地雷。但有个难题：手榴弹是拉线引爆，如果埋在地下怎么踏响？为此，他一连数日苦思冥想，也没有想出好办法。一天，他发现裤腿上挂上了一颗苍子，他一拍大腿，说：“有了，真是窗户纸不捅不透!”他用苍子靠刺扎在布上可以带走的原理，造出了土地雷：在木板上密密麻麻地楔上大钉子，用一根桩，上头用铁丝绑上集束手榴弹，下头把弹弦拴在带钉子的木板上，钉尖朝上，将集束手榴弹覆盖起来，然后封土。他把这颗土地雷埋在阜码公路崔家庙东边的路段上，为了过往行人的安全和看一看这东西究竟行不行，威力有多大，他亲自趴在路旁庄稼地里观察。一会儿，敌人的汽车由远而近，一辆满载鬼子的汽车呜呜地开过来。原来是崔家庙据点的日军头目胡纳带着几十个鬼子，全副武装的乘着卡车去码头。土地雷还真灵，当汽车在上面一轧，只听“哧”地一声，车身一仄歪，随着“轰隆”一声巨响，汽车一撅屁股不动了，满车鬼子叽哩骨碌被颠到地下，一个个被弄得懵头转向，不知所措，有的闪了腰，有的摔瘸了腿，有的跄破了脸，有的磕掉了牙，狼狈极了。胡纳则滚到汽车道沟里，摔得鼻青脸肿，沾了满身土、啃了一嘴泥，变成了“土驴子”!老半晌才爬起来，当他“叭嘎、叭嘎”地骂看，查看汽车时，发现右前轮胎瘪了气，上面像长了胡子，瞅了好一阵子才看清是一块木板带着一撮弹弦，紧紧贴在轮胎上，车后边制动轴的外壳也呲了牙，汽车开不动了，只好到附近村里牵好几头大牛来拉，急得胡纳像热锅上的蚂蚁，直打磨磨。从此，敌人的汽车每次出来，前头先由工兵撅腚猫腰地用扫雷器小心翼翼地扫雷，汽车哼哼地简直象头老母猪，再也跑不起来了。
一身正气对屠刀
陶玉珂烧大桥，炸汽车，掐电线，可把敌人治坏了！日军头目胡纳便处心积虑地搜捕他。
1943年4月7日，陶玉珂同志正在李言庄村布置抗日工作，特务王占义探听到消息，报告了崔家庙据点，胡纳接到密报，带领日、伪军和特务队一百余人，突然闯进村子。陶玉珂已来不及转移，便装作捣粪。特务队长、叛徒侯占元对群众逐个相面，突然两只眼睛在陶玉珂的脸上乱转起来：“陶玉珂，真是冤家路窄，看你今天还往哪里跑!走吧！”陶玉珂被捕了。
敌人押着他从徐桥集上路过，玉珂同志想，敌人的公堂就是我的讲台，趁集上人多，应作些宣传，并将个人被捕的消息告诉组织，免得敌人借机设下圈套，诱使别的同志被捕。想到这，他大声说：“我有句话说！”便站在摊贩的凳子上，神态自若地开始演讲：“乡亲们，我叫陶玉珂，是黄家庙村的，今天被捕了，请给我家捎个信！”接着就大声讲起来：“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敌人长不了啦……”。敌人一听惊恐万状，慌忙从凳子上把他拉下来，押往崔家庙据点。
胡纳惧怕和嫉恨陶玉珂，但也佩服他的才干，妄想在他身上下点功夫，收买他为敌“效劳”。胡纳亲自审问，为“感化”他，先叫玉珂坐下，胡纳伸出大拇指，皮笑肉不笑地说：“你是有才干的，八路长不了啦，你要为皇军……”“住口！”陶玉珂义愤填膺，严肃地说：“日寇侵略我国，杀我同胞，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胡纳理屈词穷，但仍贼心不死，又改变了花招，妄想以恫吓使他屈服，便瞪着牛眼，拍起桌子，像一头野牛，哇哇直叫，翻译对玉珂说：“太君说，只有投降才是唯一出路，否则死了死了的!”玉珂怒气冲冲，毫无惧色，指着胡纳的鼻子说：“要我投降那是妄想！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我一个陶玉珂倒下去，有千万个陶玉珂站起来，共产党杀不完，中国人民是杀不绝的!”拍的桌子当当山响，大义凛然，忠贞不屈。被关押在隔壁的群众听了，暗暗佩服。号称“砍头太君”的胡纳，听了目瞪口呆，无计可施，凶相毕露，嘴唇哆哆嗦嗦地嚎叫一声，“死了死了的!”
4月11日，天气阴暗，愁风凄凄，敌人将陶玉珂押往刑场。玉珂同志镇定自若，视死如归。在刑场，陶玉珂双手抱拳，向围观的人们频频作揖，镇定地说：“乡亲们，永别了！”然后整整衣帽，面向西南对着革命圣地延安三鞠躬，转过身来，面对敌人的屠刀，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杀人魔王胡纳恶狠狠砍掉了他的右臂，血流如注。围观的人们一声惊叫，不忍再看。陶玉珂未吭一声，忍着剧痛，又顽强地举起左臂，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中国共产党万岁!”残忍的胡纳，又砍掉了他的左臂和头颅。我们年轻的英雄，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陶玉珂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就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那充满了爱和恨、恩与仇的呼声，在田间久久地回荡着，他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