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马振甲，1931年生，曾任上海市静安区人武部部长（正团）。
马振甲接受采访 谢飞君摄
替父从军上战场
我老家在山东阳信，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我所在的村子土匪恶霸猖獗，解放区动员大家参军，我的父亲是村农会主席，也是村里的第一个党员，他立即报名了。但回到家，家人都反对，因为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我听后决定替父从军，母亲一开始不同意，第二天父亲找到驻村干部说明情况，干部欣然同意，16岁的我便参军了。
不久，我们这些新兵集中到一起参加操练，之后我便加入了山东渤海军区四分区二十一团一营二连。1948年3月，我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战役——周张战役。那场战役打得异常顺利，行军的时候走到一个村，一边是国民党军一边是解放军，国民党有个人抽烟要借火，“老兄，借个火。”火柴一划着，一看戴着国民党的军帽徽，我们的人不吭声就跑回来，说是看到了国民党军了。团长一声令下，一枪没放就缴获敌人了。
1948年4月的淮县战役让我终生难忘，那时，我给连长当通信员。在进攻到县城西南关时，我所在营的重机枪连也投入了战斗。起初战斗还算顺利，但负隅顽抗的敌人在控制了附近的制高点后，向我方阵地投下照明弹，接着又大量投掷凝固汽油弹，让战斗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连长安排我向营长请示进攻方向。从连队阵地到营部，要穿过被敌人封锁的街区，枪林弹雨中，我就在两个阵地之间往返，随时都会倒下。
在我完成第一趟传信任务后，战况突变，敌人的炮弹一下子就打了过来，连长一面安排各班转移，一方面命令我把变化的战况及时向营长报告。在我向营长报告后返回连队的路上，遇到3名其他连队的通信员，我们都要返回自己连队的阵地，但居高临下的敌人发现了我们，用机枪封锁了我们返回的道路。在既无有利地形可以利用，又没有后方连队火力掩护的情况下，我们四个人施展出平时练就的功夫，四散开来，或左或右地利用一切可以隐蔽的遮挡物，利用敌人机枪停顿换弹闸的几秒时间穿梭奔进，最终一名战士中弹牺牲，两名战士身负枪伤，只有我一人安全回到阵地，战争真的是非常残酷。
去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3年解放战争，我参加过昌潍、济南、淮海、广德、上海等战役，经历大小几十次战斗，被授予过大小功勋30多次。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要说内心从不害怕是不可能的，但我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所跟随的这支队伍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人民过上好日子而战斗，所以面对任何困难，内心不曾有动摇。
马振甲珍藏的部分纪念章
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和平年代，我在上海五角场翔殷路888号公安十四师四十一团当兵。
自1946年参军到1955年，我没有回过家，当时部队是可以请假回家的，但考虑到自己是共产党员，我就一直没考虑请假回家的事。营里的副教导员知道我的情况后，一再劝说，后来在1955年4月，我和另一位连里的同乡，向团里申请了假期和通行证，踏上了回山东的火车。
整整9年没回家，家乡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循着记忆里的方向，竟然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只能凭着家里的地址、父亲和爷爷的名字，向别人一路打听，才在一天半夜跌跌撞撞回到家中。
家人看到我回家非常高兴。第二天，村里的邻居也都来家里问候，还有一位叔叔张罗邻居给我介绍对象。我回上海时，把未婚妻一起带上了。婚后，我们夫妻二人上海、山东两地来回奔波，过了几年“双城生活”，直到1961年，妻子符合了户口迁移条件，才把户口迁到了上海，一家团聚。
马振甲夫妇和三个儿子
生活实现了小团圆，工作上依然是服从安排，去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1961年，我被调往上海崇明富民农场进行开荒，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大家都吃不饱饭，但每天的任务按连按区域分配，区域大，任务紧，总是披星戴月地干。让人欣慰的是，军民关系如鱼水情一般亲密，老百姓经常会主动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忙，我们总是婉拒，因为部队有纪律，只能我们自己吃苦，不能让老百姓受苦。
为了赶季节种稻，我们向老百姓商量借黄牛犁地，老百姓都会爽快地答应。为了完成任务，连队之间也会相互帮忙，很多同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却不愿意回去，而是到其他连队帮忙。那是深厚的战友情谊啊。
1983年,我离开了部队。我很喜欢和青少年交朋友，在离休后我收集整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战斗故事，把做人的道理融在生动有趣的革命小故事中，坚持利用寒暑假和社区青少年交流，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一转眼，我离休已经40年，我的三个儿子早已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我们经常对儿孙们讲：我的一生很简单，就是听党的话，做党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对人民有益的事。经历过战争的人，会倍加珍惜今天的生活，我也总是鼓励年轻人，去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