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毛主席为深入了解基层情况，进行了一次南巡，经过皖中时，特意在当地停留调研。
时任安庆地委书记的傅大章前去汇报工作，谈完公事还提了句：高敬亭同志在这里影响很大，上了年纪的人至今还常提到他。
毛主席本来微笑的面容，听后瞬间涌上悲痛，叹息一声：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
这个“他们”，指的是新四军军部的几名高级干部，当年在没得到组织批准的情况下，仓促地将高敬亭处决，引起了巨大的动荡。
毛主席对此非常有意见，不止50年代说过高敬亭的事，70年代自身健康状况已出现问题，仍不忘指示有关部门去深入调查、给高敬亭一个公正的评价。
客观来讲，高敬亭的确对革命的贡献很大，但他也确实犯过错误，这特殊的情况让组织内部出现了两种想法。
一种是新四军军部认为必须杀之树立典型，另一种则是中央希望采取帮助教育的方式将高敬亭扭转过来，可惜由于距离问题，高敬亭最终被错杀。
那么，当初的事情经过究竟是如何呢？
高敬亭参加革命的时间很早，不过最初在军中不算出众，没办法，鄂豫皖苏区能打的太多了。
直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转移，留守的高敬亭才逐步展现自己的才华。他担任重建后的红25军75师政委，与吴焕先、徐海东等人一起继续领导根据地的革命。
奈何在国民党不断进攻之下，红25军伤亡惨重，被迫于1934年11月出走。高敬亭没跟军主力在一起，未接到通知、再次留守。
此时的他已成为根据地级别最高的干部，危急关头，决定扛起这面大旗。
之后高敬亭重组红28军，全面领导鄂豫皖的党政军大权，两次主力离开几乎带走了根据地所有资源，留给高敬亭的基本都是伤兵、新兵。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他还能始终站稳阵脚并成功应对国军的多次进攻，名将之称当之无愧。
毛主席就给出了高度评价：高敬亭同志在大别山以极少的部队吸引国民党17万正规部队，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的长征。
1937年9月，两党达成合作，高敬亭率部接受改编，成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主力，此时的他麾下有1500余人，是新四军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个支队。
后来的一年多抗日经历，高敬亭运用出色的游击战术，与日寇、日伪战斗接近百次，规模达到上千人的对战有四次，共歼灭1700多名日军及4000多名伪军。
如此突出的成绩，吸引到许多有志青年加入，在高敬亭被杀之前，第四支队已扩张到了8000多人，跟被改编之初一样，是新四军最强的支队。
如果光看这一面，新四军是没理由杀他的，可高敬亭也并非完人，在留守期间犯过不少错误，隐隐有拥兵自重的倾向。
鄂豫皖苏区自从张国焘到来后，就盛行肃反之风，即便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风气仍然没有改变。
留守的红25军三名政工干部：红25军政委吴焕先、74师政委戴季英、75师政委高敬亭都错杀过不少人。高敬亭非常狠，将包括师长姚家芳在内的近千名指战员都肃反掉了。
后来红25军主力进行小长征，高敬亭就奔赴皖西与坚持在此斗争的红82师会合，并出任师政委。然而没过多久，高敬亭就以肃清“第三党”为由把红82师长林维先抓了起来。
高敬亭是想杀掉林维先的，好在后者在部队里很有威望，高敬亭初来乍到不敢逼得太急，就退了一步将林维先发配到苦工队。幸好如此，让新中国多了一个开国中将。
后来高敬亭重组红28军，为能绝对掌控部队，他一面跟国民党对抗，一面又在内部不断“清理”，江求顺、余雄、刘正北等一大批干部被处决，就连协助他重建红28军的重要助手徐成基也没能躲过。
在复杂的环境中，高敬亭将部队变成了自己的“一言堂”，不允许任何人挑战自己的权威，哪怕是中央派来的人也一样。
全面抗战国共合作后，高敬亭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中央派出了高敬亭的老领导郑位三前去第四支队担任副支队长，当时我军取消了政委制度，郑位三实际过去是负责政治工作。
他到达四支队后，代表中央批评了高敬亭的肃反扩大化，这惹得高极为不快，就抗拒任命，不接受郑位三到四支队任职。
一切服从安排，这是组织纪律，高敬亭公然挟兵自重，是想干什么？中央为了团结，没有追究，改派戴季英去四支队。
前面说过，戴季英和高敬亭在红25军是平级的，本以为两位故人能相处愉快，没想到还是闹矛盾了。
当时中央要求四支队尽快东进抗日，高敬亭却以各种理由推脱，戴季英抵达当晚与他发生强烈的争执。
高敬亭内心不满，便在公开的欢迎大会上擅改中央命令，宣布戴季英的职务为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比支队长级别低，最后还是高敬亭说了算。
为了震慑，高敬亭还将四支队里与戴季英关系好的人抓起来拷打，开国少将江腾蛟是戴季英的老部下，就被高敬亭逮捕差点处决。
江腾蛟在一个晚上听到守卫说准备后半夜下手，连忙就翻墙跑出去，转到五支队战斗。
江腾蛟的事极大地刺激到了戴季英，都是肃反狂人，戴季英明白高敬亭接下来要做的事，随即跟中央派来的干部一起出走，是为“新开岭事件”。
高敬亭的种种行为，已经属于不小的错误，中央还是忍了下来，就反复让他向东进发，可高敬亭不愿意。
一方面不想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另一方面他对组织也有怨言。新四军改编之初，高敬亭以为凭借自己的功劳和实力，能够在军部有一个位置，得到的任命却只是支队长。
这让他感觉很不平衡，去武汉开会时都不睡客房，说客房是给军部首长住的，自己只配在走廊打地铺。这闹脾气的行为，就是在宣泄不满。
等他开完会回到四支队，说什么都不执行中央的东进命令，为了躲避，他称病藏在后方，哪怕叶挺、项英等人找上门，他都说身体不适无法带队行动。
部队一直这样僵持在原地，项英对高敬亭就产生了很大的意见，1939年1月项英给中央的电报已经说得很直接：
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正对党及军部极不满。
此后一段时间，新四军军部对高敬亭逐渐没了耐心，电报措辞越来越严厉：
“我们正在着手解决高敬亭问题，你们有何意见？”、“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
廖磊是国民党桂系将领，牵扯到不同阵营后，高敬亭的忠诚就受到怀疑了。
5月10日，叶挺去舒城相劝，召开四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中央和军部的指示，全体指战员一致表示服从命令，高敬亭见群意难违，也举手表示同意。
叶挺有些不放心，等到部队开拔才离开四支队，可他一走，高敬亭又命令第7、9团停止东进。这就让问题变得复杂了。叶挺无奈，绕过高敬亭直接给那两个团下令，部队才勉强继续东进。
然而在5月20日，四支队7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带着两个警卫班叛逃了。
敏感时间发生敏感事件，军部一致怀疑这是高敬亭在背后指使，以此抗拒东进。到这一步，高敬亭的命运基本就定下了。
6月4日，高敬亭被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扣押，随后多位领导对高敬亭展开批判，军长叶挺对高敬亭说：
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改正你的缺点，你都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为你的命运惋惜。
案子上报到中央时，毛主席还是想以教育为主，就批示把高敬亭押赴延安处理。然而，叶挺、项英在得到蒋介石允许后，于6月24日将高敬亭枪决在了肥东青龙场。
项英电告中央这个结果后，毛主席大为震惊，电报上面冷漠的措辞更是令主席愤怒，他气得直哆嗦：简直是胡闹，怎么能这样处理问题。
后来七大召开时，毛主席专门找新四军代表周骏鸣进行谈话，主席问：那个高敬亭，不杀可不可以？周骏鸣答曰“应该可以”。主席点了点头没有再说。
往后很多年主席都没有忘记高敬亭，70年代仍耿耿于怀。
到1975年，主席身体已经很不好，但仍指示相关部门重新侦办，最终在1977年4月27日，总政发出了《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文件。这段历史，终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