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是1922年入党的老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以及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市委书记）等职务，长期主政上海。客观来说，主政上海期间，柯庆施对上海的建设与发展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尤其是他首创了“全国一盘棋”的说法，这一口号也对当时全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柯庆施的工作既有成绩，也有错误，比如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作为华东组的组长，不断责难张闻天的正确发言，对后续的“大跃进”负有一定的责任。1965年，柯庆施当选为副总理，但当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好，也是这一年，柯庆施因病去世，享年63岁。
柯庆施的妻子名叫于文兰，1948年，柯庆施与于文兰在石家庄结为夫妻。于文兰也是老革命家，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于文兰离开延安，进入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是那个年代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
在大学期间，于文兰学习的主要是土地改革与农村教学，为将来建设新中国做好了准备。1947年年底，石家庄解放之后，于文兰被分配到石家庄市工作，进入政策研究室，充分发挥自己所学，参加了石家庄市八区的土地改革工作。
也是在石家庄工作期间，于文兰与柯庆施结为夫妻。当时是1948年，柯庆施担任石家庄市市长，两人也因为共同的革命理想走到了一起。婚后，柯庆施与于文兰一共养育了四个孩子，分别是三女一子。
新中国成立后，于文兰一直跟随丈夫的工作地点而工作。对待自己的妻子，柯庆施要求非常严格，多次拒绝提拔于文兰，这也导致于文兰虽然参加革命较早，但级别并不高。值得一提的是，在个人生活方面，柯庆施严于律己，不管是妻子还是子女，从不搞特殊化，生活非常简单。
1965年，柯庆施去世之后，于文兰一直生活在上海的康平路家属院，过着简单的生活。当时物价也不高，于文兰的工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也没有问题，但粉碎“四人帮”之后，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伴随着物价的上涨，再加上于文兰的级别也不高，她的生活一下子就过得捉襟见肘了。
为此于文兰多次给中央写信，反映生活困难。比如1980年6月12日，邓公批复于文兰来信：“请中央办公厅商同彭冲同志斟酌处理。”彭冲曾在上海与华东局任职，与柯庆施共事过，所以邓公批复彭冲处理这件事。
1983年，于文兰再次给中央写信，这次写信主要反映在上海生活的种种“不便”。这种“不便”主要是伴随着对柯庆施评价的质疑，于文兰在康平路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耀邦对于文兰的来信作出批复，并且批示于文兰搬到北京。12月，于文兰搬到北京生活，同时，中办的老干部局也调整了于文兰的待遇。
1985年，于文兰又一次向中央写信反映生活困难，7月2日，邓公再次批复了于文兰的来信：“请中央办公厅酌处，如确有困难，可适当予以解决。”在这之后，于文兰的生活与医疗待遇也得到改善，晚年她过着颐养天年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