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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上，有一位在国民党内部高层潜伏的“将军”，他以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在为国民党“运筹帷幄”的同时，却又将许多重要的情报送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案头，从而让中共决胜于千里之外。
这位在蒋介石身边参与作战指挥的高级将领就是出身于黄埔军校，深受蒋介石重用的郭汝瑰。
1925年底，高中毕业的郭汝瑰站到了学工、学医和从军的三岔路口，在老同学的建议下，他顺利考入了黄埔军校，成为了第五期学员。
在校期间，郭汝瑰接触到了共产主义，并阅读了陈独秀等人的著作，他渐渐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被残忍杀害，革命由此陷入了低潮。而郭汝瑰就是在如此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于1928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不久后他便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0年11月，郭汝瑰来到日本留学，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教育，军事素质得到了迅速提升，但同时，他也感受到了被歧视和看不起的痛苦。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郭汝瑰等中国留学生退学回到了祖国，并辗转进入了中国陆军大学深造。由于当时国民党还在继续反共，郭汝瑰不愿加入其中。于是，直到西安事变前，他一直留在陆军大学学习和任职。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第14师42旅旅长心生怯意，不敢出战。为不耽误战机，师长命令副师长顶上，没想到副师长同样是个孬种。这时，郭汝瑰主动请缨，来到前线代理42旅旅长。
郭汝瑰率领42旅在前线与日军激战7天7夜，写下遗书，随时准备牺牲，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时，原本8000人的部队打得只剩下了2000多人。
郭汝瑰一战成名，加之其黄埔军校的出身，很快便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之中，升任54军参谋长。
此后，郭汝瑰凭借自己的战略眼光和作战指挥能力，先后在武汉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鄂西会战等关键战役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军的作战目的，并针对性地制定出作战计划。
郭汝瑰也凭借自己的本事在国民党高层如鱼得水，深受国民党内陈赓、何应钦等高官赏识，蒋介石更是将他视作“军界精英”。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平，毛主席、周恩来等人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郭汝瑰参与了此次谈判的全过程。不久，他又随周恩来、张治中带领的军事小组，先后前往北平、太原、延安等地，与刘伯承、贺龙、聂荣臻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友好交流。
短短一段时间里，他看到了腐败、黑暗的国统区，又深刻感受到了解放区人民的由心底里散发出来的幸福，欣欣向荣的解放区跟死气沉沉的国统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他的内心再一次受到了震撼，也让他看到了希望，更让他坚定了回归共产党怀抱的信念。
于是，在中共秘密党员任廉儒的介绍下，郭汝瑰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根据党组织指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出任作战厅厅长。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郭汝瑰将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和方案转交给党组织，甚至有时候，一些作战方案还没有下达至有关国民党军队时，解放军的指挥机关就已经收到了郭汝瑰送来的情报。
当然，身处秘密战线之中，郭汝瑰也时刻面临着怀疑和危险，当时，许多共产党人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好情报，保护好郭汝瑰这条情报线。
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严重怀疑郭汝瑰“通共”，不过，由于没找到切实的证据，他仅仅以“郭汝瑰太过清廉”为由，向蒋介石汇报。
虽然蒋介石表面上继续相信郭汝瑰，但暗地里还是让蒋经国进行了秘密调查。最终确认郭汝瑰无疑，蒋介石自此对他更加信赖。
不久，郭汝瑰“引咎辞职”，被调往四川担任72军军长，这一任命恰好与他党组织要求他为解放大西南做准备相符。于是，郭汝瑰欣然赴任。
1949年12月10日，郭汝瑰通电起义，蒋介石先是震惊不已，继而勃然大怒，他在大西南所筹划的所谓“反攻”计划彻底失败。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郭汝瑰始终没有恢复共产党员的身份，此后几十年间，他一直申请归队，但得到的回复是只能重新入党。虽然十分受挫，但他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继续为人民服务。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郭汝瑰更是由于曾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原因，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他当时进行的工作也因此陷入了停滞。
1966年，根据叶剑英的指示，时任南京军事学院副处长的郭汝瑰组成了编写组，就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开展研究，编写书籍。
然而，这项伟大的工作刚刚开始不久，便被迫停止，好不容易收集到的资料几乎都被破坏，研究人员也被分散到了各个地方。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切才迎来了希望。1980年4月，郭汝瑰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交代自己的全部历史经历，并再次申请入党。这一次，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郭汝瑰在时隔五十多年后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
与此同时，在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将军的支持下，郭汝瑰等人马上联系到了之前编写组的成员，共48人。大家在收到编写《中国军事史》的消息后，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编写工作中，尽管他们中年纪最小已经有60多岁了。
恢复编写工作后，由于大家分散在各地，没有统一的办公地点，家中也很少有电话，因此，大家都靠写信联系。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也没有稿费，但他们却都乐此不疲。
1983年，《中国军事史》第一卷《兵器》出版，叶剑英题写“中国军事史”五个大字，张震亲自作序。
到1990年，经过十年时间的努力，郭汝瑰等人编写的《中国军事史》终于完成，共600万字顺利交稿。同年，《中国军事史》刚刚交稿还没有刊印出版时，郭汝瑰再次来到了北京找张震。
见面后，郭汝瑰先向张震汇报了在编写《中国军事史》时领取的5万元经费的使用情况，紧接着，他便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这次前来的主要目的，即新的写作计划——《抗日战争正面战争史长篇》，并表示要筹措一笔捐款。
当郭汝瑰正准备进一步详细讲述自己的写作计划和目的时，不料却被张震打断，他当即承诺道：“你不用去找人筹集捐款，我支持你。”
不久，根据张震的指示，郭汝瑰便收到了国防大学5万元的拨款，他拿着这笔钱又跟编写组成员一起投入到了新的“战斗”中，并在6年时间里完成了六章内容的编写。期间，他们先后查阅数百份资料、档案，亲自前往各地访问数十位抗战老将军。其中的艰辛和困难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更不幸的是，就在编写组的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时，郭汝瑰却被诊断出患有脑血栓。为了不耽误编写工作的进展，他将主编工作交给了其他可靠的同志。
虽然不再负责主编，但郭汝瑰在接受治疗期间也一直没有与编写组断了联系，时刻关心着他们的进展。1997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史长篇》终于完成了。
但唯一遗憾的是，郭汝瑰于1997年10月23日因车祸身亡，没能亲眼见到这部巨著出版发行。
在解放战争期间，郭汝瑰在没有解决自己共产党员身份的情况下，始终坚持为党工作，传回大量重要的机密情报，这是他信仰坚定的真实写照。他的逝世，对我党、我军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损失。
参考资料：红岩春秋2015年1期、时代邮刊·上半月2021年9期、《湖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