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真实身份是我党地下党员，在1949年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一事上，立有大功。平津战役前半段，东北、华北我军联手，百万大军在东西两线连战连捷，并将30万北平国民党军包围，傅作义战败只是时间问题。但傅作义能否“识时务”起义投诚，关系到北平百姓的生命安全及六朝古都安危，是一件大事。
傅冬菊1947年正式加入党组织，原本不在北平，而是在天津《大公报》社工作。48年辽沈战役期间，北方战局对我方日益有利，下步我军就要解放华北，此时她被组织安排回到父亲身边，原因不言而喻。傅冬菊革命立场坚定，并且讲究工作方法，在信仰与亲情之间进行了很好地平衡，她潜移默化地影响傅作义，希望父亲能下定起义决心。显然，傅冬菊的角色特殊而又关键。
傅作义对女儿的思想、言行状况，其实也有所察觉。但据傅冬菊后来回忆：父亲在世时，从没亲口问过我“是不是中共党员”。傅作义作为手握重兵的国军上将，自然有他的渠道，只是不愿点破傅冬菊的身份，这也是对女儿的一种保护和尊重。
就客观军事实力而言，傅作义可战可降。尽管战则必败，却可以给解放军造成较大杀伤，毕竟国民党军也有数十万部队，且依托北平坚固城防，真打起来军民损失都很惨重。整个平津战役期间，傅作义心理负担极大，他不是不清楚战争走向，主要是担心起义后被我方“追责”，沦为阶下囚、甚至面临生命危险。
随着女儿傅冬菊的“耳边风”，以及秘密谈判进程的推进，傅作义既感受到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又对我党政策产生信任和憧憬，最终签署和平解放协议，下令所属部队出城整编。北平这座千年古都，上百万百姓及珍贵古籍，全部得以保全。北平问题解决，虽不是傅冬菊同志一个人的功劳，但她处在关键位置上，作用无法取代。
除了对国家和百姓的贡献外，傅冬菊的做法，客观上也保护了自己的父亲。傅作义没有在歧途上越走越远：若当年北平开打，傅作义要么被俘要么战死，结局都不会好。建国后，作为起义将领的傅作义，成为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保留了较高的权力地位，算是非常理想了。
稍有遗憾的是，父女二人的关系，不如建国之前那样亲密，有了一定的隔阂。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傅作义在国民党阵营任职时，女儿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其实对两人而言都比较危险。尽管傅冬菊的选择，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作为当事人之间，感情上还是会有些别扭。
傅冬菊参加革命的目的很单纯，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谋前途。按照她的学历、背景和实际贡献，本可以在新政府出任一定职务，但她没有真正意义上“从政”，而是在报社担任普通编辑，多年后才成为新华社香港分部编辑部副主任，这主要是个人的意愿。傅冬菊心中有大义，一生过得十分低调，却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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