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高层有两个著名的“袖珍将军（袖珍智囊）”，即蒋介石的亲信陈诚，以及陈诚的老部下罗卓英。
他们二人均以足智多谋著称，罗卓英更是长期在国民党参谋部门任职。
在抗日战争期间罗卓英也是蒋介石最为倚重的将领，其领导的上高会战以及仁安羌大捷均是国军抗日的代表性胜利，其指挥功底也受到了国民党上下的一致认可。
但在此后的解放战争中，罗卓英昔日的部下大多成为了国民党的军团司令员，但他却从一线指挥岗位上淡出了。
虽然在辽沈战役时他也曾经去到过前线，但也没有对战事进行太多干预，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有人认为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蒋介石需要同时处理多个战场的情报，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因此其必须组建一个值得信赖又能力突出的智囊团，罗卓英自然是这种人才中的佼佼者，便被蒋介石留在身边，无法外出领兵作战。
但在解放战争进行过程中，蒋介石身边的作战参谋人数众多，其中杜聿明等人在解放战争进入胶灼阶段后纷纷化身为“救火将军”，到各个战场领兵作战，唯独罗卓英是个例外，这说明情况恐怕不是这么简单。
笔者认为真正让罗卓英从一线指挥位置淡出的原因，是其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以及在抗日战争中和共产党员的合作经历，这让蒋介石无法对罗卓英百分百的信任。
首先罗卓英对共产党的态度，和蒋介石的亲信并不相同。
出身官宦之家的罗卓英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从军报国的思想，在他二十岁创作的诗歌中，就有“丈夫记取平生事，要把胡夷一战擒”的豪情壮志。
在加入国民党军队之后，罗卓英也始终没有放弃驱逐鞑虏的理想，这一点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体现的尤为明显。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部部分将领对抗日前景产生了悲观的看法，但罗卓英却觉得这是清算国仇家恨的好时机，并写下了《芦沟曲》一首：
今日芦沟桥上血，飞奔东海吼狂涛。
姗载深仇终一洗，中华儿女尽英豪。
之后他也是国军中抗日热情最为高涨的将领之一，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接连败退，但即使如此罗卓英依然没有发生动摇，还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这从他的《平倭曲》一诗中便可窥见：
男儿志气壮如山，争掷头颅岂等闲。
报道战场花正好，吾军雄武荡凶顽。
由此可见罗卓英将军是一个有着强烈家国情怀的爱国将领，因此在抗日战争中他对于共产党员的态度非常积极，只要能够为抗日做出贡献的人都会受到他的重用。
在其指挥的上高会战中，共产党员们就发挥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当时上高县长是中共特别党 员黄贤度，他在去到上高之后便迅速重建了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在会战开始之前，已经成立了政府和学校两个支部，发展了不少党员。
这些共产党员在当地深入群众进行抗日思想宣传，这让上高百姓的抗日决心空前高涨。
会战开始前，国民党方面得到情报称日军将派出四万余人进攻上高，部分将领有了怯战心理，想要退守南昌，这时黄贤度主动找到国军领导，表示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国军作战，这才让罗卓英等人下定了作战的决心。
在会战开始之后，当地的共产党员们便发动群众前往前线助战，帮助战士们运送食物和武器弹药，在战况最激烈的那段时间里，每天的支前群众约有四千余人，而整个上高才不过12万人口，当地的群众发动力度之强令人赞叹。
除了保障后勤的支前群众之外，其他百姓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军提供帮助，高安农民金有 水，在为我军带路后，又被敌军抓去带路，他将敌军带入我军包围圈后大叫敌军来了，随后壮烈牺牲。
靖安农民涂长洪，为国军传递情报，回程中被日军抓获，遭遇严刑拷打的他宁死不屈，保护了情报安全。
上高农民熊先移，只身潜入敌指挥所窃取情报，之后他将情报文件用油纸包好投入江中，让其漂向国军阵地，但他却被日军逮捕最终英勇就义。
除了这些英雄之外，支前民众的牺牲也不可谓不惨重，当时日军的飞机和大炮用火力覆盖了整个阵地，缺乏军事常识的百姓经常被炮弹击中，但他们并没有因此退却，这让作战的将士们感动不已。
有了民众的激励，上高会战中的国军将士各个奋勇争先，他们用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飞机正面对抗，有的连队战至最后甚至只剩下了不到三十人，但他们始终没有后退一步，依然积极向敌人的阵地发起冲锋，这样的士气在其他国军队伍中是相当罕见的。
在战争结束之后，罗卓英也意识到当地百姓的鼎力支持，是他们能够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其对黄贤度等人的工作也表示了高度赞赏。
要知道当时皖南事变已经发生，国民党内部对共产党的态度变得十分微妙，罗卓英如此举动很难不遭到蒋介石的怀疑。
而且在更早的淞沪会战之中，罗卓英的部队里就活跃着一支主要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 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该团的团长是何香凝先生的秘书胡兰畦，这支队伍当时在抢救伤员和抗日宣传工作中表现十分出色，也受到了罗卓英的嘉奖。
考虑到以上种种，蒋介石很有可能怀疑罗卓英将军和共产党员之间有着密切的接触，疑心病甚重的他，在解放战争中自然不愿给予罗卓英前线指挥权了。
——●?参考资料?●——
何浩瀚：《罗卓英抗日赋诗篇——读<呼江吸海楼诗集>札记》，岭南文史，1991年04期；
邹耕生：《上高会战述评》，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