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知道“毛泽东”这个名字，最早是在1919年冬天的法国巴黎，当时他在勤工俭学。当时他们这批旅法学生刚到巴黎不久，就又有一批湖南籍的俭学中国人到法国。“毛泽东”这个名字，正是这批湖南籍的学生带来的。
他们告诉陈毅，自己等人是由新民学会组织来法的，毛泽东是新民学会的发起人、组织者；若不是有毛泽东，他们不可能这么顺利的来法，甚至还可能来不了。从他们口中，陈毅知道了毛主席的贡献和思想。
1921年10月，陈毅等人被法国当局武装遣返回国，之后他往返北京、四川等地参加革命工作，听到“毛泽东”这个名字的次数越来越多。1924年1月国共合作，毛主席代表我党参与不少工作，陈毅因此对他有了更多、更深刻的了解。
1927年年中，毛主席、陈毅都在武昌工作，毛主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陈毅在隔壁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院做文书工作。他们近在咫尺，却还是擦肩而过，没有碰面。
两人的初次见面，是在1928年4月28日井冈山会师。之后，因工作需要两人分隔两地，毛主席给陈毅写过一封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红4军成立后，陈毅在其中担任过师长、军委书记等职务。
建国后有学者说：“陈毅一生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与毛泽东的相识。由于有了毛泽东，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陈毅。”两人的联系，从1928年到1972年，整整持续了44年时间，有合作有分歧，大概是八二开。
一开始，陈毅并没有把毛主席视作唯一的领袖，甚至阴差阳错地让毛主席离开红四军养病；幸好陈毅及时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公开道歉，并亲自登门把毛主席请回来。之后，陈毅曾为维护毛主席，与项英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当时，情绪激动的陈毅脱口而出：“你不信润之，只能说明你没水平。”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次闲谈中，陈毅“当仁不让”地说：“将来革命成功了，你让我去当外交部长吧。”毛主席笑着应允道：“行，一言为定了。”
新中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是周总理，第二任就是陈毅，而且他是我们唯一一位有军衔的外交部长。他担任外交部长期间，在周总理的基础上，让新中国的外交风格更加独树一帜，既有元帅的豪爽，又有文人的儒雅。
陈毅担任外长期间，发生了两件外交大事，这也是他的功绩证明。一件是中苏关系恶化，他顶住压力，化解苏方逼债、撤走专家等造成的恶劣影响，并在苏军压境的情况，仍从容不迫，不失我们大国风采。
另一件是中美建交，陈毅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幕后推动角色；很多人只知道毛主席、周总理的作用，常常忽略陈毅作为外交部长在其中的重要戏份。但是让人感到无比遗憾的是，陈毅未能亲眼见到美国总统尼克松——他在一个月前去世了。
最让人感到难能可贵的是，陈毅的外交工作和外交成就，是在一种身边环境和外部环境极度恶劣下完成的。而陈毅对“文革”的态度，也有着明显的转变过程。
一开始，他对于这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运动”，不理解但拥护，尤其是在1966年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挽着陈毅示众并照相登报。
毛主席还主动拉起陈毅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回了个军礼，表示自己一定能过关，并向毛主席讲解了自己对此次“运动”的一些看法，及是否可以采取的做法。毛主席大力支持，表现得很高兴：“好嘛。”
于是在1966年11月的北京寒冬，多场群众大会上，有的规模甚至达到10万人，陈毅逢出席必讲话。有一次他开头就讲：“今天我来这个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的。”后续，他还说：“我很坚定，我做好惨遭不测的准备，准备好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
陈毅的演讲，鼓舞了一大批迷茫彷徨的老干部，也为一些参与到“运动”中的年轻同志指明了方向。他演讲时，台上台下的干部群众，都是聚精会神的，全场鸦雀无声，并随着他的话语和动作，时而惊愕，时而大笑，时而悲伤，时而紧张，时而叹息...
他演讲结束下台时，掌声总是十分热烈得响起。
可惜，在那滚滚而来的“运动”大势下，陈毅一个人的能力是渺小。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搞鬼，使得陈毅在政治上“靠边站”。渐渐的，他不再像“文革”初期那么开朗、有信心和能说会道。
1972年1月6日，陈毅带着对亲人、人民、老战友和新中国的无限眷恋，离开了人世。不知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有没有听到叶剑英给他念的，毛主席给他写的纸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