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花园口决堤事件」被称为「抗战三大惨案」之一，与长沙大火和重庆隧道窒息惨案并列。今天要谈论的是与武汉保卫战有关的「花园口决堤事件」。这一事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以水代兵」的结果不仅影响了抗日战争，还对解放战争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现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黄河花园口决堤事件」。
历史上的黄河治理和以水代兵
在谈及1938年6月在河南郑州附近发生的花园口决堤事件之前，我们先提及一位台湾作者名叫毛忠武，他在个人回忆录《滚滚黄河》中记录了这段历史。他回忆了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情景，描述了冬天逃难时马路两旁饿死的人满目皆是，尸体在寒冷的天气中没有腐烂，也没有人处理尸体的情景。这些描述着实令人心酸，反映了当时的惨状。
毛忠武于1930年离开家乡，虽然当时情况已经很糟糕，但尚未达到如此悲惨的程度。然而，花园口决堤事件导致了河南遭受了「水旱蝗汤」的四大灾害，这说明灾难的多发主要与黄河有着密切关联。除了战争带来的灾害之外，黄河的泛滥也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黄河的特性是如此独特，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其出海口每年似乎都在不断向外推进约1.5公里，形成了新的海埔和新生地。这主要是由于黄河的含沙量异常之高所致。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近几十年来，尤其是黄河中上游进行整治之后，才取得了这样的成果。
考虑到黄河含沙量之高，其淤积是十分正常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河床不断上升，甚至高于周围地面，形成了悬河的局面。古代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改道事件，这是因为黄河属于地上河，其河床高度造成了无法向周围水系汇入的困境。
地图显示，整个黄河以南的水系都往南流，这是由于黄河的河床高度限制，导致周围河流无法汇入黄河，而转而流入淮河、贾鲁河等水系。
过去对治理黄河的观点大多主张疏浚。然而，到了明朝时期，出现了一位水利学家潘季驯，他通过实地研究提出了治理黄河的全新理念——"束水攻沙"。这里的"束水"意味着约束河流，加快流速，以便将沙子顺利带至大海，避免沉积。
明朝治河名臣潘季驯
传统的治水方法通常主张疏浚，但潘季驯认为，黄河中下游河道频繁改道的主要原因在于河道的泥沙量过大，流速缓慢导致沙子沉积，加速了河床的淤积速度。因此，他提出了筑堤束水的方案。
潘季驯的方案包括设计"缕堤"和"遥堤"。"缕堤"是指修建在主河道附近的小堤，将水约束在河槽内；而"遥堤"则是修建在两三里之外的平行堤，作为备用防护。此外，他还设计了"格堤"作为缓冲。
整个设计有些类似于双壳体潜艇，其中"格堤"就相当于防水舱。这一方案颠覆了传统治水方式，同时证明了古代大禹治水的有效性。
潘季驯设计的"缕堤"和"遥堤"
黄河是一条难以治理的大河，其含沙量高、悬河形态、居高临下的地理特性使其治理更加复杂。因此，过去的策略有时是采取让黄河自然决堤，利用泛滥来阻止敌军的战略，这在三国时期的水淹七军中有所体现。
「花园口决堤」前的战斗 中国军队已经尽力了
「花园口决堤」事件主要考虑了军事因素。在抗战初期，国军在1938年3月10日至4月8日间在台儿庄取得了相对成功的胜利，蒋介石希望扩大这一战果，调集了60多万大军集结在徐州地区，准备进行一场重要的大决战。
然而，到了1938年5月19日，徐州却失守了，而兰封战役的失败使得郑州面临被攻陷的危险。日军即将沿着陇海铁路向西推进，面对这一局势，蒋介石下令打开黄河花园口大堤，让黄河水阻挡日军的进攻，以拖延时间。
因此，徐州会战和兰封战役的失利导致了花园口决堤事件的发生。虽然兰封在当时并不为人熟知，但1938年的这场战役是为了配合徐州会战而进行的，涉及日军第14师团在山东荷泽董口渡黄河，进入豫东地区，试图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并阻止第一战区增援徐州。
这一系列事件展现了以水退兵的战略，有时候虽然取得了一时的效果，却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相当于伤敌八百自损三千的七伤拳打法。
黄河在中国地理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陇海铁路与平汉铁路在郑州这一交汇点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日军土肥原贤二的第14师团旨在切断陇海铁路，蒋介石认为这是扳回局势的良机。因此，他亲自前往郑州指挥豫东战役，希望将土肥原的部队孤立消灭。为此，第一战区的薛岳组织了豫东兵团，调集了六个军、十二个师，以合围土肥原的第14师团。
在战役中，土肥原的部队很快被围困在兰封至商丘地区，即归德地区。商丘是豫东的门户，由黄埔军校出身的黄杰率领第八军驻守。而在兰封，也同样由黄埔军校出身的桂永清率领第27军防守，该军配备了中国军队中非常罕见的战车营，由邱清泉指挥。然而，桂永清决定撤出兰封，仅留下第88师防守，导致日军于5月22日顺利占领兰封。
此外，在商丘，奉命要守一周的黄杰的第八军却在短短一天内丢失了归德，虽然有说法称只守了三天。这种不战而退的情形使得战局出现了巨大变化。蒋介石曾怒斥此为“千古笑柄”，他命令动员12个师夺回兰封，但最终还是土肥原撤军才使宋希濂得以“收复”兰封。但不久之后，日军又卷土重来，兰封再次沦陷。这一场景让人不禁联想到蒋介石在会议上的怒骂，因为原本可以顺利进行的战役却在关键时刻失利。
根据黄杰的说法，当时临时配属在他指挥下的第64军168师师长何林生，未遵守命令擅自撤退，导致日军乘机突入，其他各师也受到了压迫，只得一起撤退。
文叔过去曾多次提及，国军部队在防守方面表现得很强，但没想到在这次战役中也出现了问题。围攻一个日本甲种师团的情况下，12个师未能实现围歼，这确实表现得不理想。有很多解释，比如新兵数量过多、训练不足、武器弹药不足等等。然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抗战主旋律的笼罩下，很少有人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要想打赢战争机会很渺茫，因此在上场之前都采取观望态度，保存实力。没想到这种消极的想法竟然如此严重！
在丢失徐州、兰封和归德后下达花园口决堤命令，情况已经十分危急。实际上的情况何等严峻呢？第71军第88师师长龙慕韩被枪毙，成为抗战期间首位被处决的将领。老蒋当时以杀人立威示众，曾多次表示只要守不住就会杀头。这也是陈明仁坚决守城的原因之一，他知道后果不堪设想。
至于黄杰和桂永清等将领，他们的命运也受到了影响。黄杰的第八军番号被撤销，他被调到陆军官校任教；桂永清也被撤职查办，并被外放到德国、英国，后来转为海军。因此，这场战役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轨迹。
兰封失守后，郑州面临紧急情况，因为日军即将继续向南进攻，沿着平汉铁路直逼武汉。国民政府被迫采取了以水代兵的策略，在黄泛区形成人工泛滥，以阻止日军的前进。国府还宣传说黄河溃堤是日军炸开的。
中国历史上以水代兵的战术并不罕见。1935年8月，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将军提出了《中国抗日战备建议书》，建议将黄河作为最后防线，并实施人工泛滥以增强防御能力。虽然蒋介石最初对此不以为然，但后来在失守的情况下，采纳了德国顾问团的建议。
《郑州文史》第二集专门讲述了花园口决堤事件，收录了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文章。其中，晏勋甫是一位重要人物，他当时在武汉行营担任第一战区的参谋长。根据他的回忆，他在1935年就曾提出利用黄河水来阻止敌人的建议。他认为，在中日交战时，要想保住郑州并将敌人完全隔离在豫东（即河南东部），最好的策略就是炸毁黄河河堤，甚至必要时可以牺牲郑州，实施焦土战。这种手法在当时国内外都颇有支持。
1938年6月1日，兰封会战结束，日军占领了兰封和开封，郑州陷入了紧急情况。如果继续南进并占领武汉，日军只需7到12天就能完成。因此，陈果夫、姚宗马、何成璞、刘仲元、罗仁卿、陈诚、黄新吾等党政要员建议采取掘堤来阻敌的方案，并报告给驻武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并于6月2日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豫东守军向豫西山地转移，并秘密决定掘开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南下。这一决定显示了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必须采取果断行动。
日军占领徐州
最初，决堤的地点并非在郑州的花园口，而是在中牟县的赵口，位于花园口下游。命令由第39军军长刘和鼎执行，限期是在6月4日午夜12点前完成。然而，刘和鼎动用了一个团的兵力，由于堤坝土质含有较多沙子，掘开后黄河水流未能有效冲刷泥沙，导致堤口堵塞，出水量有限。因此，后来决定将决堤地点移到花园口上游，因为赵口的出水量一开始较少，但后来也发生了溃堤，进一步扩大了黄泛区的范围。
总之，由于日军逼近中牟白沙镇，于是在6月4日下令在赵口上游的花园口决堤。这里的堤防有20米的厚度，因此命令由新八师师长蒋再珍来执行。根据文史资料，蒋再珍将花园口一带的居民赶到10里外，并组织了800名士兵分成5个小队，日夜赶工。晚上，他们甚至将汽车开到大堤上，利用车头灯照明。在这种日夜赶工的情况下，到了6月9日上午9点，终于扒开了黄河大堤，黄河水开始沿着贾鲁河一路南下。虽然花了5天时间才掘开大堤，但一开始破口并不大，因此新八师调来了平射炮，发射了6、70发炮弹。
决堤后的黄河在短短的10几天内形成了一条长500公里、宽约300公里的天然屏障。
日寇的多个师团深陷其中，梅津美治郎计划沿平汉直下武汉的计划破产，不得不撤出河南的师团，改道经安徽抵达长江，与畑俊六的华中方面军汇合，沿长江溯流而上，渐渐陷入全面战争的泥沼之中。
花园口决堤，既有弱国的悲哀，也有断腕的悲壮。
由于黄河汛期水量丰沛，水势滔滔不绝，主要泛滥地区为河南，部分安徽和江苏地区也被淹。总共有5万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泡在水里。
据《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记载，黄河花园口决堤造成3省44县市大面积受灾，死亡人数89万，千百万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而且，由于黄河决堤，直接导致了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并导致3000万人受灾，300万人死于饥饿！
为了防止日寇从平汉线进攻武汉，国民党政府掘开黄河延缓了日寇的进攻势头，但代价是5000多万中国百姓的命运！
直到抗战胜利的1947年3月15日才修复了黄河破口，但仅一年多时间，河南便再次丧失。因此，黄河花园口在抗战胜利后本应被堵起，这让人回想起日军占领河南时为何未采取行动，或者国民政府为何未趁冬季结冰或枯水期堵塞黄河。
美国学者穆盛博近年出版了《洪水与饥荒》，主要以河南历史为主，他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提出的“河防即国防”口号，以及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接受，都与第一战区军事长官在决堤过程中未充分告知沿岸民众有关，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这表明国府早已有准备，只是在作战最坏的时候才会考虑实施。
汤恩伯手下出版的一本回忆录《汤恩伯先生纪念集》中有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文章记载了汤恩伯在中原河南时期的一系列大胆举措，其中包括修筑花园口到淮河数百里的堤防和建立战时中学，吸纳了三万多名中学生。但为什么要修建花园口到淮河数百里的堤防呢？
黄河改道后，日军的进攻受到了黄泛区的影响，导致他们的向西推进战略暂时受阻。中日双方开始沿着黄泛区各自占据的地盘展开行动，动用社会资源，包括动员老百姓修筑堤坝，试图提高自己一边的堤防，以便将洪水逼到对方地盘。这种你来我往的竞争导致了整个河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几近耗竭。穆盛博这位美国学者认为，由于中日双方长期的竞争导致了老百姓的苦不堪言，地方居民开始采取“软抵抗”。
河南长期以来承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压力，给人一种河南贫穷、盗贼横行的印象，但实际上这些印象在历史上可能有一些背景因素。人们被迫离开家园，花园口的决堤对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当时也利用这一事件进行宣传，声称他们在救助中国老百姓。
然而，国军一开始的说法是日军轰炸导致的后果，而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当时的真实背景以及决策的过程，这是抗战中弱旅对抗强权而不得已采取的手段。既有弱国的悲哀，也有断腕的悲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