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安理会3月25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以色列和哈马斯在伊斯兰教斋戒月期间立即停火，从而实现持久休战。
决议同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但不作为以哈停火的必要条件。
这项决议获得通过，关键是美国投下了弃权票。
就在稍早些时候，安理会对另一项决议进行了表决，核心是呼吁停火，以释放人质。
但该决议由于中俄投下反对票而流产。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美国在联合国背弃了它的政策，背弃了其自战争开始以来在安理会的一贯立场。强调新决议要求停火，但不以释放人质为条件。
自去年10月以哈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成为特拉维夫最坚定的支持者。在历次以不利于以色列的条款呼吁停火的决议中以其拥有的一票否决权对其诉求给予了坚决捍卫。
在促成以哈停火及如何实现停火的问题上，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利益的代表者和以色列利益的代表者进行了长达数个月的博弈。
3月25日的决议案是美国几个月以来首次放弃其一票否决权。
内塔尼亚胡政府认为，这份决议给哈马斯带来了希望，损害了战争和释放人质所做的努力，将迫使以色列在不释放人质的情况下接受停火。
以色列为此作出的第一个回应措施是取消代表团赴华盛顿作拉法问题双边协调的计划。
对于以色列对人口密集的拉法实施军事进攻，拜登政府持续作出反对，双方在此问题上产生了两国关系上罕见的分歧。
但内塔尼亚胡政府坚持自身策略，执意推进对拉法的行动，从而使白宫对其失望达到了极点。华盛顿甚至发出了希望以色列政府变更的信号。
在安理会新决议中背弃过去的一贯立场，为挺巴力量支持的以停火为核心且无必要绑定条件的决议草案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开了绿灯。
这是挺巴力量、巴勒斯坦政府和哈马斯的一场胜利。
哈马斯对新决议表示欢迎，重申愿意就释放人质以换回巴勒斯坦囚犯谈判，同时坚持，要求永久停火、以色列从加沙撤军、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加沙北部，以及进行“真正”的囚犯交换。
尽管拜登政府坚称其立场没有丝毫改变，但从外交上来说，这是它的一个重要挫折，而且就其深层意蕴来说，也是其在战后首次具象征性的重要外交失败，意味着在一个日趋复杂的大国竞争时代，其在冷战后形成的首要大国地位面临问题，其所主导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不再理所当然地赢。
拜登选择弃权票拥有强大的动力：
该决议提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由头，即要求在“伊斯兰教斋戒月”期间停火，渴望连任的拜登显然希望以此博取国内穆斯林群体的欢心。面对咄咄逼人的特朗普的攻势，拜登将在选举季寸土必争。穆斯林及亲穆斯林群体对于其赢得大选至关重要。
在以哈战争中，形成了挺以和挺巴（哈马斯）两个阵营，前者日益孤立，后者日益扩大。
随着这场战争已造成逾10万巴勒斯坦人和哈马斯伤亡，拜登政府面临日益巨大的压力。
而他推行的大国竞争战略的一个重点，就是在全球争取盟友和伙伴。
中东及更广大的伊斯兰世界是华盛顿无法回避的存在。
作为以色列的长期盟友，拜登政府要支持以色列政府打击哈马斯，但作为一个世界的领导者，作为新世界秩序的积极倡议者，它要争取最广大国家的支持，而中东、伊斯兰世界及更广泛的亲巴国家，是其必须重视的“统战”对象。
在连续三次就以哈停火达成安理会决议的表决中，美国都投下了关键的反对票，第四次它改变了态度，而且就在数日前，它支持的另一份决议案刚遭否决，凸显了其妥协和让步。
而妥协和让步的重要原因在于，它必须争夺中东、伊斯兰世界和同情巴基斯坦的国家对其外交政策的支持。
第三，从根本上来说，美国的对外战略的重心正从传统的中东和欧洲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拜登政府由衷地不希望以哈冲突升级和扩大，甚至向别的地区“外溢”，打乱其战略部署。
在此情况下，我们看到，美国一面力挺以色列，一面竭力控制以哈冲突不越界为地区新的全面战争，包括在红海采取克制的态度打击胡塞武装。
在支持以色列的同时，维持以巴之间的微妙平衡，是其总体策略。因此，虽然特拉维夫一直很反感，但它始终都在促成“停火”的框架下就制定以哈冲突的安理会决议方案展开博弈。
在内塔尼亚胡政府的词典里，原本就不想有这个词汇，只是随着形势变化，不得不接受它。
美国当前的大国竞争战略是拜登政府的优先考虑，支持以色列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华盛顿绝不希望其战略力量被这一地区新的扩大的战争拖累，甚至陷入持久战泥淖中。这将有损于其全球战略的推动。
由此来看，在安理会新决议中投下弃权票是一个合乎其自身逻辑的选择，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策略。
但这一事态远远超过了其本身的含义和意义。
以色列显然是哈马斯突袭的受害者，但数月以来围绕以哈冲突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正确”，即以色列对加沙、对拉法的军事进攻如果不能说是绝对错误的话，那么也是十分不合理的，对巴勒斯坦作为弱者的同情，超过了作为突袭的受害者的以色列，是国际和地区主流。从新决议除美国弃权，其他14国均赞成来看，可见一斑。对哈马斯的直接批评退居次席，而对以色列的“滥杀”的批评犹如潮涌，使得战争性质从以色列为抗击侵略而进行的自卫战，变成了其为消灭哈马斯而进行的“不正确”的战争。
自二战以来，美国还从未像在新的以哈冲突中那样，无法建立一个自身主导、居于主流和有力的挺以联盟，无法成功塑造自己的话语优势。
围绕以哈冲突进行的博弈是大国竞争时代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和“标本”。大国竞争实际向其延伸。
拜登政府的外交失败就在于，它不仅没有在这次战争中扮演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和斡旋者，没有建立自己的话语优势，反倒被牵着鼻子走。
这是拜登政府的隐痛，绝不想公开承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