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生颠沛流离，曾长时间在中国西南地区居住。精通俄语、英语、法语、汉语，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
顾彼德
1901年，我出生在俄国。
20世纪初以来席卷全世界的大动荡，震惊了少年时代的我。
变化如此突然而剧烈，以致我从不认为我的人生是连续而有序的；相反是一系列相互无关的生活片断。
然而岁月不能冲淡我对少年时代的记忆。
我两岁时父亲去世了，由于我是独生子，我就成了母亲专心照料的对象。
我母亲是个相当聪明而敏感的女子，对文学、音乐和自然美有浓厚的兴趣。
我总觉得她有点远离于众多亲友，可能是因为在聪明才智或见识广度方面没有一个亲友比得上她。
她能写诗作画，且很有灵感，所有这一切使她———最后连我也被吸引住，于是疏远了其他家庭成员。
在她的朋友之中，许多人是她那个时代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
这可能与我受教育的方式有关，我受教育的方式被认为是很特别的，接连由许多家庭教师来教我，其中包括一位哲学家和一位通神学者。
虽然那时我还很小，我清楚地记得莫斯科的生活充满活力，不同于巴黎优雅宁静的生活。
我从小就对东方充满兴趣，特别是对中国、蒙古国、土耳其斯坦、中国的西藏感兴趣。
这肯定是血统上的关系，并且毫无疑问是我母亲那边的血统。
在上一个世纪里，我母亲的父亲和祖父是有名的大商人，他们的马队去到科布多和基雅塔，甚至远至杭州采购中国茶叶和丝绸。
他们来回过蒙古，进行牲畜贸易，并与西藏进行草药、麝香和藏红花买卖。
当我问世时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那段发迹史的唯一遗老就是我外婆帕拉吉，她活到97岁高龄。
在漫长的冬季夜晚，她常跟我讲很长很长的故事，叙说她丈夫和他的父亲怎样旅行到中国和蒙古以及其他神话般的国度。
那些国家曾经被普列斯特·约翰和成吉思汗统治过，我睁大眼睛听着。
她四周是旧茶叶盒子，上面有中国仕女画，画中美女端着精制的茶杯，给蓄有胡须、手摇扇子、戴有头巾的中国达官贵人献茶。
盒子上印有文字，如像"红梅香茶"。
在她房间里的温暖空气中飘溢着这些罕见名牌茶叶的幽香。
靠墙而立的保险箱里放着奇异的蒙古和西藏的毯子，马队用的蒙古茶具摆在屋角里。
我还看到萨满教用的鼓和笛挂在墙上。
这就是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旅行所留下的一切。
那些旅行者们早已死去。
我很高兴帕拉吉外婆刚好在革命前去世了。
她已经是半失明，并且不能走路了。
可是当她谈到她喜爱的往事时，头脑仍然很清醒。
接着革命来了。
我和母亲决定离开俄国。
我们乘火车跑到土耳其斯坦，在撒马尔罕和布卡拉见到的尽是恐怖的场景和流淌的鲜血。
从那里到中亚的道路已被封锁。
我们回到莫斯科，又转到海参崴，并在那里呆了一年。
在路上我们又碰上了有名的捷克起义，数月后才得以通过。
最后我们来到上海。
1924年我母亲去世，我想她的逝世是难免的。
在悲伤中我去到杭州附近有名的西湖，在那里我十分偶然地认识了一个道士。
我们的友谊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我已经熟悉汉语。
他带我到他在的寺院去，这个寺院坐落在离城几英里外的一个山顶上。
在寺院里，他把我当作最亲的弟兄来照顾，寺院住持以极其理解的态度接待我。
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好像被施了魔法般得到了安宁，心里的创伤似乎痊愈了。
数年来，只要一有空，我就离开上海继续去拜访那古寺。
起初我在上海给商号当专家，鉴别中国文物、玉器和名茶，以此维持生活。
1931年我加入美国捷运公司，充当旅游服务员，陪同大批顾客到中国、日本和印度支那。
作为一个有名的旅游公司的年轻工作者，离开灯火辉煌的"东方巴黎"———上海，到寺院休养，可能显得有点奇怪。
可是正因为以旅游特征为主的极度欢乐的上海之夜，我才不得不退却到这样一个隐蔽处，以求恢复平静，并且重新获得镇静和力量。
我刚到美国捷运公司办公室没几天，一个美国百万富翁和他的妻子还有姨妹要我带他们去北京。
首先，这位百万富翁要求我买足够的酒和食物以备旅途之需。
令我为难的是，他递给我一万元的中国现钞。
我很难把这一大笔钱塞进衣袋中。
我预备了一个船舱的东西，24箱香槟酒、各种水果和罐装的美味食品。
不幸的是，当我们出航时，起了大风，轮船猛烈颠簸，几箱香槟酒被甩下来，船舱门猛地打开，酒瓶在交谊室地板上到处滚动，甚至冲下过道，撞在墙上，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富于幽默感的百万富翁却很高兴。
首次旅行给我树立了威望，我成为情趣相投的旅游随从。
这真是怪事。
接着有一位75岁的古怪的美国飞行员，长长的白胡须快垂到膝盖。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个飞机螺旋桨在手里挥动着，口里喊道："我是飞行员！"
他在远东寻找世间的乐园，这是他真正的古怪爱好。
我们飞到兰州，坐的是一架小型德国运输机，因为当时中国的航空系统还处在初期阶段。
后来我们去到北京，老飞行员在其他观光者中跑动着，在他们面前快速转动他的小螺旋桨，喊着，"我飞了，我飞了，你们看，像这样"。
他包了一架飞机飞到长城，带着几个记者，并且给德国飞行员作了秘密指示。
飞机旋转俯冲，有时长城出现在我们下方，有时在我们头顶上，有时我们似乎就要擦着城垛。
这是观看长城的非同寻常的方法，吓得记者们脸色发青地坐着。
在这段时间里，我广泛地旅游，因为有常规行程和夏季巡游，还有许多专程旅行。
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即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前，中国是个适宜居住的地方。
我也独自旅行，通过我那位西湖朋友的介绍，经常住在道家寺院里。
我在强大的唐朝首都西安度过了一段时间，又在当时的要塞潼关呆了一些时候。
我时常向我的老师傅即寺院住持说起，我渴望到中国西部去，到很少为汉人和外国人知道的遥远的西藏去生活。
可是他总是说时候未到。
后来，日本人又占领了北京和部分上海地区，这位师傅告诉我时机到了。
可是怎么去呢？
在战争期间我不能独自去那里。
后来突然有了个参加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机会。
我又一次请教寺院住持，对于我在今后的七年间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作了详细的预言。
后来一切都按他的预言发生了。
1939年9月，我作为合作社的一员，从上海出发到重庆，这是长途旅程的第一阶段。
中日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要到达重庆是一件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事。
我乘一艘荷兰船到香港，再从那里乘一艘小法国汽船到海防。
我的行李多，负担很重。
在海防我碰上一些传教士，他们要随南京大学师生疏散到成都去。
他们带有许多沉重的箱子，里面装有科学仪器和其他技术用品。
他们要把这些东西带到大学去。
海防是个嘈杂混乱的地方。
美国、英国的传教士和商人沿着街道和码头奔跑，尽力在堆积如山的行李中辨认自己的行李。
广场和公园都停满了各种各样的卡车和小汽车，等待运输任务。
越南没有通到中国的公路。
一切东西都得靠窄轨火车经过两天运到昆明。
这些传教士和商人当中很少有人懂法语，而法国官员很少有懂英语的。
虽然这些可怜的传教士比我早两周离开上海，可是他们还呆在海防。
他们不能向海关解释他们带着什么东西，要到哪去，更糟糕的是，他们不能填写法文表格。
被大批的人群、堆积如山的箱子和大包、无数文件弄得发狂的法国海关官员，只好把这些听不懂话的人推到门外。
我得知后为他们填写表格，领他们去见海关专员。
我说上一阵滔滔不绝的法语之后，把海关专员拉到一个酒吧，要了所有想得起来的开胃酒。
此时我的伙伴们瞪着眼睛看着我，大约半小时后一切事情都解决了，我的行李和他们的货物在下午都上了火车。
那些可怜的伙伴都已到崩溃的边缘，于是我劝他们跟我到河内，在那里等火车。
在河内我带他们到高级的首都饭店，让他们喝着香槟酒休息，我向他们保证说这种饮料不含酒精。
早晨我们按时赶上了火车，第二天下午我们到达云南省美丽的省会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