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皇城墙含光门遗址博物馆”内的抗战时期的防空洞（2012年） 图/@张宇明
西安城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现存城墙为明代建筑，全长13.7千米，始建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洪武十一年（1378年）竣工，是在隋、唐皇城的基础上建成的，当时是西安的府城。近现代以来，现代武器取代了冷兵器，每遇战事兵临城下，伤亡无可避免，面临空袭更加了大死亡率！为减少战斗伤亡，在城墙墙体上挖防空洞便成为一种自然选择和有效手段。
城墙建成伊始，东南西北四个城门瓮城内的两侧，就有驻兵室，长乐门瓮城内的公厕就是历史遗存。还有四个城角登城马道附近的藏兵洞。1926年，刘镇华率镇嵩军围困西安，为躲避炮轰，官兵们在城墙上挖防空洞，在城墙内外修碉堡、筑暗堡等掩体以减少损失。近年来通过城墙的科技探测发现，城墙马面内还有碉堡。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南京政府派轰炸机飞临陕西，先轰炸潼关，施压西安，造成“轰炸西安”之实，当局、市民便在城墙上开挖防空洞。
长乐门瓮城内防空洞外窗，两侧为曾经搭建痕迹
1939年7月20日《西安警备司令部召集各有关机关讨论堵塞防空洞会报记录》载：“查城墙防空洞自双一二事变时即为掘挖之始，但而时为数尚少且所挖之洞皆宽大而不坚固”。（见《民国西安城墙档案史料选辑》89页）
西安城墙历史上大规模开挖防空洞，乃在抗战初期。日机轰炸密集，使得“躲警报”成为西安军民的日常要务，在城墙上挖防空洞，亦是简单、快捷、有效的防空方式。除此之外，开辟城门向城外疏散也成为当务之急。1939年11月11日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西京建委）工程处如下一件报会呈文：
查本市南四府街、大差市（此门尚未动工）、崇礼路、西北三路等处防空便门，均经先后凿通，而南四府街一处复令加砌砖?，以资坚固。现该城门工程行将修筑完竣，对于防空交通，颇感便利，自应定立名称，以垂永久而资识别。兹按各该城门所处区域方向，及本复兴我国西南、东南、东北、西北各地文物，以完成建国大业意义起见，拟将南四府街城门定名为“西南门”，大差市城门定名为“东南门”，崇礼路城门定名为“东北门”，西北三路城门定名为“西北门”。所拟是否可行，理合具文呈请钧会鉴核示遵，实为公便。
当年大差市便门，今和平门
其中南四府街便门，就是今小南门，崇礼路便门，就是今朝阳门，大差市便门，应该就是今和平门的位置……（见王民权《建国门的开辟与命名 》）
1939年4月11日，西京建委会工程处致函省防空司令部，提出：“查日来本市迭受敌机扰乱，关于防空设置应力求其完善，加强公共地下室，开辟城墙窑洞，即由贵部主持进行，不久当可兴修。兹查各城门洞及四方城墙下似可利用，加筑小规模防空洞；钟楼下亦可设法将四门洞口用短墙沙包堆掩洞道加柱，即可成极好防空处……”（见《民国西安城墙档案史料选辑76页）
除了人员的防空需要，许多重要部门也有同样需求，比如，市政处工务局申请在药王洞城墙挖筑地下机室；省防空司令部在本市西北隅喇嘛庙（广仁寺）附近城墙，“开凿窑洞三眼，并附城墙建房三间”等都得到批准与实施。此时，防空为军民头等大事。（见《民国西安城墙档案史料选辑94页）
尚武门内顺城西路
同时，政府对掘透、渗漏等有安全隐患的防空洞进行维修。1939年2月17日《长坪路驻省办事处宋建庭为调查环城墙防空洞掘透情况给该处处长的签呈》谨签呈者：前奉钧座饬令协同警备司令部调查本市环城防空洞掘透情况并按造价预算一案，当于十五人会同该司令部陈副官非常环城逐外详查，按城墙掘透之处颇多，其能容人出入，应行补修之洞孔者为数七十六个……（见《民国西安城墙档案史料选辑》80页）此时，西安城墙上共探明大小洞穴211个。
从1937年11月13日，日机首次轰炸西安，便掀开了古城军民开防空便门、挖防空洞、防空袭、躲警报的忐忑生活。
谢轶欧在《抗战时期的西安记忆》一文中记叙道：“‘七七事变’后，西安加速修筑郊外防空壕、市区防空壕、主要大街防空洞、私人地下防空室、避难室和城墙防空洞。我家附近沿南城墙一线的街巷民居后院，大都挖了城墙防空洞。洞口在后院城墙内侧设置木门，通风口在城墙外侧。洞高约1.5米，宽约3米。通风口较大，10岁上下的孩子可以爬出爬进，我就爬着进出过。南城墙防空洞，修建得最好，当属旧军队将领冯钦哉在书院门路南公馆内的防空洞（西安解放后，这座公馆曾做过陕西省人民政府第二招待所，后又长期做过中共西安市碑林区委、区政府的办公院）。我父亲的好友渭南人李先生，曾在冯钦哉公馆做事，父亲带我去看李先生时，参观过公馆后花园的城墙防空洞。其两扇油漆木大门，拱形洞顶和洞壁用青砖砌，地面也铺着青砖。洞内宽敞，容量大，洞内摆放着坐凳，还有一些防空应急物品。
抗战时期西安军民躲警报场景
当时传唱的《防空歌》唱到：
日空袭，夜空袭，时时刻刻遭空袭。
自从鬼子入关后，我们从此不安逸。
为了生存起抗战，万事莫如防空急。
防空工作做不好，家财性命都难保。
说防空，道防空，快快起来办防空。
政府为我做计划，节约献金来推动。
多买飞机高射炮，打得敌机不敢凶。
情报防护都做好，防空工作全成功”。
根据《西安市志》在抗战时期的资料记载：自1937年至1944年，日军空袭西安累计147次，共出动敌机1232架次，投弹3657枚，造成2719人死亡、7972间房屋被炸毁。
1939年，时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的胡宗南，把西安作为进攻延安的大本营，在下马陵董子祠办公住宿，熊向晖担任他的侍从副官。熊向晖女儿熊蕾著文载：“从董子祠大门进去，朝南一幢正屋，东西约五丈，进深约三丈。这就是胡宗南办公与住宿的地方。正屋后面有一座坟，即是董仲舒墓。”胡宗南把他的指挥部设在城外小雁塔内，他自己却一直住下马陵，并把下马陵、东仓门1号、效忠里这一片设为军事禁区。警卫日夜荷枪实弹，戒备森严。
当时正值抗战初期，日本飞机不时轰炸，为防止日机空袭，胡部在城墙上开挖了防空洞。熊蕾文载：“下马陵旁边那段城墙内，修有一座钢筋水泥的防空洞，并有钢梯通往城墙上面的出口。胡宗南接待客人，有时候就在城楼上谈。遇有日机空袭，胡宗南能很快进入下面的防空洞躲避。抗战初期，日机经常飞临西安上空轰炸，蒋鼎文、祝绍周等陕西省军政大员，都曾到这里躲避。”
董子祠附近城墙
由于胡宗南的防空洞为钢筋水泥所筑，非常坚固，加之其出入口贯通南城墙和城外小树林，进可上城墙作战，退可及时疏散，因此未有伤亡报告。在距此一箭之地的天水行营驻地（东厅门西安高级中学），也于学校操场下边构筑了互相连接的东、西、北三个防空洞，洞深约15米，每个洞都有通气孔，按说“能够经得起重磅炸弹”。但1939年3月7日下午16时，天水行营驻地遭到日机轰炸，三个防空洞悉数被炸，所幸程潜所在防空洞的洞口并未被炸垮，而是被倒塌的房屋树木堵塞了，有一个小孔尚能通气，因此逃过一劫。当时，警卫连长程杰当时正带着官兵在城墙下的防空洞躲避空袭，接到“防空洞被炸垮了，程主任、晏参谋长、张副参谋长等人都被封闭在里面……”的报告赶去救人。此次轰炸造成上将程潜昏迷，64名将士遇难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