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青身边一众工作人员当中，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阎长贵，其学历是最高的一个。1967年1月，在戚本禹的推荐下，他来到了钓鱼台11号楼，彼时的江青在这栋楼里居住办公，阎长贵也就成了11号楼的首任机要秘书。
可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的秘书生涯居然很短暂，说巧不巧，当他从秘书位置上被扒下来的那天，是1968年的1月，正好在秘书这个位置上坐了一年。
在秦城的日子，就连提审也是一种享受
1867年8月26号，这天晚上，关锋和王力一起被送去了钓鱼台2号楼，名义上是要求他们“请假检讨”，实际上是隔离了起来。有意思的是，那天晚上，是戚本禹亲自送这两个人去2号楼的。戚本禹走之前，还特意嘱咐负责看守的士兵，说这两个人还是领导，要好好照顾。
或许，当时的戚本禹也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对士兵的嘱咐，倒是有些像是对自己命运的嘱咐。
戏剧性的是，关锋都消失了一个星期，作为关门弟子的阎长贵居然一点都不知晓；但凡稍微嗅觉敏锐一些的人，都能察觉出空气中异样的氛围。看来，关锋当年直言自己的这个弟子在政治上不够“敏锐”，还真是说得入木三分啊！
虽然，他从江青口中得知关锋已经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但是依旧没有引起重视，他认为那都是工作上的事，而且自己行得正，坦坦荡荡，只要把工作做好，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1968年1月14号，戚本禹也难以独善其身，直接被送去了秦城监狱。关锋和戚本禹都被定性成坏人了，和这两个人关系匪浅的阎长贵自然也是难以独善其身的。就在戚本禹被送去秦城监狱的第十天，同年的1月24号，这天深夜时分，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把阎长贵押进了一辆吉普车离开了钓鱼台。夜色当中，一路行驶在北京北郊的公路上，朝着赫赫有名的秦城监狱而去。
至于他的罪名，就是两个字“坐探”，具体的说，他是关锋和戚本禹安插在首长身边的一个探子，一个坏人。
阎长贵到了秦城之后，换上了一身黑色的囚衣，他在里面的编号是“6820”，这个数字也是有含义的，意思是1968年第20个被送进来的人。阎长贵在秦城监狱里，成为了所谓的“要犯”，享受着单独关押的待遇。
对于在秦城里面的生活，阎长贵最深刻的体会就是两个字：孤独。
自打他被送进来之后，自己好似一下就被全世界给遗忘了，再也没有人过问过他的情况。监狱的工作人员和牢门外的哨兵，基本上是不允许和他说话的，身处牢房的阎长贵，似乎一下子就成了一个“哑巴”和“聋子”。
监狱的生活是枯燥无味的，每天早上七点吹响起床哨之后，一直到晚上九点就寝哨吹响，这漫长的时间内是不允许睡觉的。可以坐在床上，但是不可以躺着。牢房里面的布置也很简单，就只有一张床，一个人在十多平方的牢房里面，从早上七点起来之后，就无所事事的等到晚上九点才能睡觉，这其中的煎熬是很难感同身受的。
一开始，阎长贵还能喃喃自语，自己做一些打油诗自娱自乐，日子一久，他也无聊了，以至于，反反复复数着床头暖气罩上的小孔打发着漫长的时间。这度秒如年的牢狱生活，让阎长贵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那就是人是社会动物，是要和人联系交流的。对于当时的他而言，哪怕每天让自己干脏活、累活都可以，只要能有机会和人接触，说上一两句话也是很好的。
他觉得，就连提审也是一种享受了，毕竟提审还能有机会和人说说话，还能和人交流。但是呢，在他七年多的牢狱生涯当中，提审的次数屈指可数。即使是提审他，也只是走走过场，简单的询问一些话，尽管这样的机会不多，尽管提审的时间很短暂，也让阎长贵心里很开心，因为总算有难得的机会，和人说上几句话了。
枯燥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69年，在九大召开之后，阎长贵的日子才有了些许的改善。监狱的工作人员不仅给他提供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还把入狱前没收的一些书籍发还给他了。这样，他才有报纸、杂志和书籍来阅读，来打发无聊的时间，比之前坐在床头发呆，数着暖气片的孔度日好太多了。
虽然给了他一些书籍、报刊杂志阅读，但也熬不过漫长的时间，监狱又不会再次给他提供新的读物。因此，那些读物他是反反复复看上了不知道多少遍，可谓是烂熟于胸了。有的文章，他甚至反反复复的阅读了很多次，譬如《论持久战》这篇文章，他就阅读了上百次，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记得很清楚。
后记
1975年5月22号，这一天，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来到牢房里，告诉阎长贵一个消息，决定把他送去湖南的西洞庭农场进行劳动。对于这个消息，阎长贵心里十分的激动，因为他可算要离开秦城监狱了，可算有机会和人接触，说上很多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