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周总理应邀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所以中央对此十分重视。
在出发前，作为代表团成员的李克农和师哲一起到西花厅看望邓颖超，邓颖超首先祝愿代表团一路顺风，圆满完成任务，接着又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周总理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状况，她嘱咐说，总理时常流鼻血，请大家对总理多家关心和照顾。
这次出国，代表团计划顺道访问苏联，协商中苏双方在日内瓦会议中采取的方针和政策，但当时飞机的质量没有么有那么好，途中发生了故障，不得不在蒙古乌兰巴托降落。
飞机降落后不久，周总理一行人刚刚走进休息室，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的电话就打来的，他询问机场的工作人员：“这是什么人的飞机，为什么飞来飞去不打招呼？”
机场的工作人员向他说明了情况，担任我方代表团翻译工作的师哲被叫去接电话，他告诉泽登巴尔：“这是周总理的的飞机，本来没有在蒙古降落的计划，是中途飞机故障所以才暂做停留。”
听了师哲的话，泽登巴尔似乎有些不高兴，他客气地说：“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按照一般的情况，你们降落的时候应该向我们打个招呼，这样我们也好前去迎接和招待。”
师哲听后回答道：“泽登巴尔同志，大家都是老熟人了，不必客气，招待的礼节可以免去。你们什么时候愿意去北京都可以，我们都表示欢迎。我会向周总理汇报我们的谈话，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我向他进行转达。”
泽登巴尔回答：“事发突然，我们也没有准备，来不及去机场迎接周恩来同志了，请你代我向他问好。”
师哲回去之后，把这番对话告诉了周总理，总理听后思考了一会儿，说：“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一次正式访问。”
稍作休整后，周总理一行抵达了莫斯科，受到了苏联方面的热情接待。在临行前一晚，赫鲁晓夫设宴为代表团送行，在宴会上，他不停地向周总理劝酒，又抱着周总理旋转，周总理当时的肝脏不是太好，加上疲劳过度，一向以善饮著称的总理竟然呕吐了。
见到这种情况，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都慌了神，莫洛托夫连忙陪同张闻天把周总理送上了汽车，在路上他还不停地道歉说：“都是我们的过错，没能照顾好周恩来同志，我们感到非常内疚，我们应该吸取这次教训，责任在我们。”
回到住所后，周总理已经不呕吐了，但头脑依旧昏沉，大家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扶他上床休息。苏联方面也派了一位皇宫医院的老名医给他诊断，好在总理并无大碍。
睡了一夜之后，总理在第二天早上8点醒来，尽管他的头还是有些昏沉，他第一件询问的事情就是：“我昨晚都说了什么，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我记得我说了一些话，但具体内容已经不记得了。”
师哲告诉周总理，他讲的大多都是应酬话，没有什么出格的。而且，周总理的言语和表现都非常正常，一点看不出喝醉的样子，否则大家早就劝他回住所了。周总理这才放心。
在莫斯科的这几天，周总理和苏联同志对日内瓦会议的流程有了一个基本的讨论，为了进一步确定我方的立场和态度，周总理立刻又独自飞回了国内，和中央汇报讨论了相关的情况。之后他又返回莫斯科，我方代表团的同志在机场迎接了他。
这时的周总理已经恢复了平常的神采奕奕，他告诉师哲：“我回去之后，向主席汇报了我喝醉酒的事情，承认了错误。主席听后笑着说，这是常有的事情，不算丢丑。”
师哲听后感到有些疑惑，问总理：“多喝了一杯酒这样的事情还要汇报吗？如果这样的话，苏联的那些酒桶们恐怕三天两头就要写检讨了。”
周总理不赞同师哲的看法，回答道：“那不同，那是他们。”
4月26日，周总理率领代表团抵达日内瓦，这次日内瓦会议上，周总理用他卓越的外交家风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一致的赞誉，实现了印支半岛的和平，确保了我国南部边境的相对稳定，对中国与西方国家、印支国家的关系，以及我国后来的对外政策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7月，在结束了日内瓦会议后，周总理率领代表团动身回国，途中他在莫斯科停留了两天，并联络了蒙古方面，于7月31日抵达乌兰巴托国际机场，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首次对蒙古国的访问。
当周总理的专机降落在乌兰巴托国际机场时，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等人早已在机场等候，他们为周总理举行了隆重盛大的欢迎仪式，车队从机场到宾馆，沿途都有人民群众夹道欢迎，客卫万人空巷。
在结束了对蒙古国的访问后，周总理一行在8月1日下午返回北京，结束了他长达4个月的漫长旅程。
据师哲回忆，周总理在这4个月里，一星期难得有一两天能睡够8个小时，每天一睁眼就是工作，没有片刻的休息时间。他在工作上认真具体，同时又展现出极强的策略性和灵活性，他的思想精神，作风态度，对我们来说，永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