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明的神秘面纱下，隐藏着一种划分国土的古老智慧——九州与五服制度。
《禹贡》是最早的一篇全面而系统记录我国上古时期地理的专著，书名中所谓的“禹”，实则指的就是夏禹，是为了塑造他在治水过程中的一系列功绩而著。
禹在治水过程中历遍大河山川之后奠定了我国的疆土范围，并依据地理特质将这片范围划分成了兖、冀、徐、青、扬、豫、梁、荆、雍九个大州。
这不仅仅是一张地理版图，它是权力、文化与秩序的象征，如同一幅密码图，等待着我们去解读。而且，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九州的称谓、范围也是不断变化的。
这些概念如何塑造了古代中国的思想格局，又如何影响了千年的国家治理？
五服的产生与发展
五服，始见于《尚书·禹贡》一篇之末，据《禹贡》所载，五服是按照相距王畿的远近和受王畿的统治力度而按顺序划分的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个服地。其受统治的力度由甸服向荒服递减。
早在九州出现之前，也就是黄帝、颛顼这一时段，就已经出现了四门、四方、四岳和十二牧。据《尚书·尧典》一篇第二段所载，帝尧命令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分别到东、南、西、北四地的旸谷、交、昧谷、幽都四个地方居住，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并依此指导当地农业生产，其最终目的在于对四方之地实行教化。
之后根据一年有三百六十天，让他们以设置闰月的办法来确定一年中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作为规定百官职责的依据——“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这一点可以在《尚书·舜典》一篇之初所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以及《史记》所载“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等相关记录中得到印证。
所谓“四门”，即明堂四方之门。舜在尧帝指示下，掌管各部落联盟各种政务，而舜开四门正是出于迎接四方部落首领前来觐见的需要。舜在接受尧的禅位之后，挑选了良辰吉日，举行了仪式，天地四方、名山大川之神皆是其对象，且每到活动之时四方诸侯均要纷纷来朝见。等到舜巡视到东方泰山之时，举行了东方各族的朝见仪式。
最重要的是此时舜确定了时间月日，统一了一系列音律以及度、量和衡，规定了各诸侯首领前来朝见时所要遵循的五种礼仪。此后，依次到了华山和帝尧太庙举行了相同的活动，形成了五年到各地巡视一次的传统，每值巡视之际，诸侯须来朝见并汇报政绩，通过考察政绩考察来进行奖赏。
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四岳已经作为朝拜的标志物，通过其所承载的礼仪、职责规定等制度，已经成了当时的政治交流中心。尧帝在禅位二十八年后就逝世了，三年之后一个正月的吉日，舜到尧的太庙大开四门宣布政教，与各诸侯国共同谋划政事。据《舜典》所述的“‘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可见，在天子之下，天下分为十二州，各州均有一位政务首领，即十二牧。各州牧主要负责朝见、参与仪式、商讨国事等事务，换言之，这个时期天子与诸侯的权责和义务已初成体系了。
五服的政治内涵与夭折
前已述及，纵观《尚书·禹贡》篇末关于五服的记载，不难看出五服与九州的叙述显得尤其突兀，从文中找不到由九州过渡到五服的理论依据，因此可知五服只是后人对未来社会政治的一种构想。它只是作为一种依据与帝都远近而采取不同贡赋和政治影响力强弱的地域观念，其与九州的显著区别在于九州的划分尚且处于对国土疆域的一种区域性分类，而五服只能是出现在当部落联盟之上存在着一个上级行政中心的基础之上，它更加明确地表明王政的教化意图和对边疆的征服规划。
五服的出现与考古学的农山文化、夏朝晚期这一阶段相对应。也就是说，相对于九州、五服具有国家概念，有着一个明确的政治体系。其核心是王室与诸侯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因此九州的赋税交给的不是九州内部的邦国首领而是更上层的政治组织。
在周武王灭商刚夺取政权之际，社会尚不稳定，政治、军事和文化仍处于上升阶段这一背景之下，周王室并没有绝对的实力对各诸侯国进行全面的统治，因而五服这种政治理念刚好作为缓和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矛盾的理想手段，便在这一时期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服严格规定了各诸侯国对于周王室的权利和义务，各诸侯国必须承认周王室天下共主的绝对地位，而各诸侯国对周王室均有着不同的义务，各诸侯国国君在其范围内仍有最高行政权。
在周王朝前三代的经营之下，周朝在昭王时期发展到巅峰。因此五服的政治理念在成王、康王、昭王时期便主要体现在分封制的实施之上。周王朝对各大宗亲、贵族实行分封，以巩固其统治地位，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政治体系，确实体现了五服思想中王权与各诸侯之间政治地位的悬殊，也表明了分封制是经由前期的五服观念的实施而来。
分封制的出现，既是周王室得以稳定发展的倚仗所在，也是周王室衰落和诸侯战乱的祸端。之所以说五服理念只是一个未落地而中途夭折的规划，是因为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自身的不断发展与壮大，严重威胁了周王室的统治地位，直至天下共主名存实亡之时，五服的发展也就是分封制的政治体系，走到了末端，但其关于王室与诸侯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这一核心，还仍然存在。
九州的成书时间
前已述及，《禹贡》篇名中的“禹”字作何含义，而“贡”字又该作何解？在对每一州的系统记录之后，该篇对每一州描述都有一句叙述该州输送贡赋的贡道作为总结，如荆州“浮于洛，达于河”、梁州“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等等，这便是以“贡”为篇名的意义所在。
纵观《禹贡·九州》这一整篇，不难发现可以将其按记载顺序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各州水文土质特征；第二部分系统讲述全境山系和水系的分布与走向；第三部分讲述了五服的划分及各服的贡赋条件。而其中以第三部分显得最为突兀，与前两部分的自然地理的叙述极为不协调。显然，五服这一章节是后人加上去的，它实则是“略有点古史事实背景而大抵出于虚构的有关政治地理的一个空想性规划”。
据邵望平先生所述《禹贡·九州》篇成书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文字的出现，二是凌驾于诸系文化之上的中央王朝的出现。因此，《禹贡》只可能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在这篇文章中，他系统论述了黄河、长江流域的燕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等各文化区系与周朝大系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发展，得出了春秋、战国时期周文化影响所及已经大大超出了《禹贡》九州的范围。
因此他认为《禹贡》作者的地理知识还仅限于西周早期之前，约在公元前第2000年间。这一点在顾颉刚和刘起訏两位先生所著的《尚书校释译论》一书中也有相同论述。
二位先生认为，《尚书·禹贡》所载“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阳，至于大伾”，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尚书·禹贡》的作者不知道黄河流向早已改变，仍将黄河古河道的走向记录为自大伾向北行，而黄河在我国历史上有八次大改道，第一次改道便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所以这一点可以说是《禹贡·九州》篇的成书时间最迟不晚于春秋中期的铁证。
由此可见，《尚书·九州》篇的成形，并不是在某个特定时期一次性成书的，根据其作者对九州全境的山系水系的记录来看，大抵可以断定，其成书时间一定不晚于春秋时期，因为其作者的对地理知识的认知水平远远达不到战国时期的认知。
五服与九州思想的现实意义
天下观念的形成
九州的划分是中华意识产生的萌芽。九州的划分为夏商周的发展奠定了秩序基础，尤其是在九州基础之上产生的五服思想，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封建社会国家萌芽。在以王畿为权力核心的疆域范围内，以宗族、血缘为纽带为核心的分封制这一政治关系对社会稳定的稳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换言之，“就是根据天子与夷吾的距离远近和亲疏关系，对夷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得权利和义务予以不同规定，以此表明其向天子守“王臣”的本分，尽“王臣”的责任”。
尤其是到了秦汉时期，经历大一统之后，天下观念更是历代王朝的政治追求。任何王朝都兴衰史，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分与合的不断循环的过程。在天下观念的影响下，每一个王朝都把疆域与天下观念，看做是“权力正统”的标志，这种“权力正统”，就是历史逻辑的合理性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的统一体。
为早期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提供理论来源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五服制度客观反映了夏朝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主要包含两个要素，即：权利与义务（王室与诸侯的关系）——服，不同政治层次的甸、侯、绥、要、荒服；距离与控制——里数，不同地域地理层次，以五百里为单位进行划分。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严格标准化的区域划分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一种对于政治体系规划的臆想罢了，它不可能落地实施。
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后来社会政治秩序建立的理论来源。孔子在《论语·为政》表明“周因于殷，商因于夏”，也就是说商虽然夺取政权取代了夏，但其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仍然承于夏。这一点也是有史料可证的，据《尚书·康诰》中记载道“侯甸男邦，采卫百工”，以及《尚书·酒诰》中记道“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
可见，商代仍然有侯服、甸服等区域称谓，并且有内服与外服之分，按照内外服的政治地位悬殊，内服在王室供职，外服在王畿之外供职。由此可见商代的内外服与夏代的五服制度有一定程度上的继承关系，或者可以说，夏代的五服制度就是商代内外服制度的理论来源。
国家更替与地理格局
划分九州之前，权利中心尚处于部落联盟或邦国阶段，此时的政治权利中心主要集中在部落联盟，而九州的划分，决定了国家从初期的古国阶段，发展到九州制度的产生之后，必须还有一个凌驾在部落联盟之上的政治组织。
自夏朝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之后，帝位的继承争执以及国家的更替，由此变得激烈起来。先有太康失国，后有武王伐纣，由最初的“天下为公”的禅让制，到夏启开端“家天下”制度，再到周朝“嫡长子继承制”。从领土范围的纷争，到国家的政权的斗争，在夏商周时期愈演愈烈，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到高潮。
在划分九州后，不同民族的界限变得逐渐清晰起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再加上中原地区，“五方之民”的概念便出现了。最早到黄帝、炎帝、蚩尤三个部落首领的战争开始，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便接踵而来，而这一过程，无疑催化了夷夏政治秩序。各民族在不断的交流和联系中逐渐出现了共同心理素质，民族认同感也不断的加强。九州的出现，是之后的行政区域划分的重要前提。
总的来说，九州与五服的最大区别在于九州只是以各州地理特征为标志，对不同区域进行的横向划分，而五服则是源于九州而发展成的具有等级分化和政权组织从而有着纵向联系的政治产物。
五服是纵向上级权利中心对下属执行机构的统治体系，也是封建社会国家政权的必然产物，其特点是每一不同等级对应的职责范围并不相同，且王畿对五服的统治力度跟随距离的递增而不断削弱。无论是九州思想还是五服制度，把这两种思想兼收并用，建立起广博宏大、气象万千的天下观理论体系，九州和五服思想依然会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