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4年，奥斯曼帝国老苏丹塞利姆二世去世，新苏丹穆拉德三世登基继位，随后后宫干政、谗臣当道、近卫军叛乱、贪污贿赂之风大开、土地经济濒临崩溃，由此揭开了奥斯曼帝国持续衰落的大幕......
而伴随苏莱曼大帝遗留老臣——大宰相穆罕默德?索库鲁的突然去世，整个帝国再也无力维持苏莱曼时代的余晖，而种种苏莱曼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制度问题也终于开始对帝国施加压力。就这样，在16世纪辉煌鼎盛一时的奥斯曼帝国正式走上了下坡路......
对外战争
1578年，奥斯曼人在海上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了摩洛哥。由于此前葡萄牙人早已在摩洛哥登陆，并支持了当地的一个王位觊觎者——非斯（Fez）的谢里夫（sherif）。于是当地摩洛哥人请求奥斯曼人前去帮助他们对付葡萄牙人。
出于对西地中海利益的考量，奥斯曼人欣然同意了摩洛哥人的请求。当时奥斯曼人在地中海的主要对手是西班牙殖民帝国，并且非常担心西班牙人会与葡萄牙人合作，一同在地中海对抗奥斯曼。于是应摩洛哥人之邀，奥斯曼人在阿尔卡扎奎维尔（Alcazarquivir）的大战中击败了葡萄牙人。甚至就连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昂（Sebastian）和他所支持的王位觊觎者谢里夫，还有他们四分之一的军队都在马哈赞河之战中命丧疆场。
马哈赞河之战（也称“三王之战”）导致了葡萄牙的衰落，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则趁此机会，以武力吞并了葡萄牙。至此奥斯曼势力扩张到了摩洛哥地区，并开始涉足广阔的大西洋......
格鲁吉亚示意图
陆上方面，大宰相索库鲁又发动了对东方波斯帝国萨法维王朝的战争。当时波斯的老沙阿塔赫玛斯普一世刚刚驾崩（据说是被他的妻子毒死的），整个国家陷入了血腥的内乱之中。利用这一时机，奥斯曼帝国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于1578年出兵入侵波斯。奥斯曼大军从克里米亚出发，由穆斯塔法帕夏指挥，同时还得到了鞑靼人的支援。他们接连击败了两支波斯军队，随即征服了格鲁吉亚（一个基督教王国，波斯的盟友）的大部分地区。奥斯曼人随后进入达吉斯坦（Daghestan），抵达了里海之滨，完成了索库鲁在塞利姆统治时期的夙愿（当时索库鲁想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修建一条运河以达到这一目标，但没有能够实现）。
而在跨越草原直抵黑海北部的进军路上，负责管理亚速的贝伊一直充当着大军的前锋，此时也因功获得了显赫的头衔，被擢升为里海卡普丹帕夏（即里海海军司令）。但波斯人的抵抗却开始变得越发顽强，导致这场战争又持续了12年。
当然最后波斯人还是签署了和约，同意割让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希尔凡（Shirvan）、大不里士和其他一些省份。与此同时，奥斯曼人则在卡尔斯修建了坚实的防御工事，将这座城市打造成了针对波斯的军事基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座城市都将是帝国在东部的重要屏障。但是想要控制新征服的行省并不容易，当地的大部分居民都是什叶派穆斯林，而非奥斯曼治下的逊尼派穆斯林，所以这些新征服的波斯居民仍忠于波斯。并且奥斯曼帝国的行政体系有着自己独特的征税和租地制度，当地人也都不习惯，对其充满了反感。包括当地的游牧部落也更喜欢波斯沙阿相对间接的统治方式，而不喜欢苏丹直接的中央集权统治。而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像以往针对波斯的战争一样，这些新征服的土地远离本土的基地，因此会产生运输和补给方面的问题。
穆罕默德?索库鲁
正因如此，自信可以靠水运来解决这些问题的索库鲁并不同意通过陆路来发动这场战争，他认为此举需要的资源超过了奥斯曼帝国所能提供的限度。事实上在接下来50年不断发生的战争中，索库鲁的观点不幸得到了证实，只不过他却早早死去了。
在穆拉德三世在位的第四年，索库鲁就在有组织、有预谋的暗杀下身亡，从此帝国再也没有任何一名大臣可以像索库鲁一样维持着帝国表面的繁荣，终于穆拉德三世统治时期的衰败之象开始显露......
衰败之象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期直接体现在苏丹权威的下降和政府机构的弱化上：苏丹个人权威的下降要归咎于他个人对国事缺乏关注；而政府机构的弱化则缘于对政府责任的忽视和分解，以及对制度原则的漠视。
长期以来，奥斯曼帝国的运转一直依靠君主对个人绝对权威的有力使用。苏丹通过掌控精明强干的“奴隶之家”的成员，有效地控制着帝国的政府机构。而现在苏丹权威的下降和政府机构的弱化很快引发了崩解、混乱和大范围的无序状态。
从奥斯曼帝国崛起之初，在欧洲进行领土扩张就一直是这个国家运转的主要动力，事实上整个帝国制度也是作为一架战争机器而存在的。而如今奥斯曼帝国已经既没有足够的土地资源，也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去支撑进一步的领土征服了，而这也是导致其衰落的部分原因。
奥斯曼扩张示意图
多少个世纪以来，战争都为奥斯曼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并且给他们带来了财富，不仅是战利品，还有可以用来移民的土地。而现在他们缺乏塑造共同目标的机遇，也缺少获得新的财富的机会。既然没有了可供劫掠的敌人，那么他们就只好相互倾轧；既然没有了新的土地，他们就只好蜂拥挤进城市里面，或是在乡间散播混乱。
并且苏莱曼时代所推行土地改革中的瑕疵现在变得越发明显。以前分配封地的权力分散在各个行省的政府手中，而苏莱曼将这种权力集中到了首都的中央政府手中。这项改革的动机是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制度出现了问题：一个人是否有正当的权利诉求就不再是决定他能否获得封地的关键，更重要的因素变成了宫廷内部的暗箱交易和个人关系。结果就出现了与苏莱曼的动机背道而驰的现象：占有大量土地的庄园越来越多，土地世袭也逐渐变成了通行的原则。这种现象的发生与奥斯曼土耳其对外扩张的逐渐停歇是同步的。
以往帝国的对外扩张可以给土地持有人带来好处。而现在他们却只能加紧对农民的压榨，并且想方设法把更多的土地划到自己的名下。不仅如此，在此之前一直是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流砥柱的西帕希骑兵也不再具有军事价值了。
这些持有封地的西帕希骑兵，依靠封地上的收入和封地所属的农民的劳作取得生活来源。他们习惯于以往的奥斯曼传统，只能适应短期作战，而不适应现代战争的需求。现代战争需要更多受过火器使用训练的步兵和在其他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专业化部队。在欧洲战场上，西帕希骑兵被证明无法抵挡火力更猛的德意志燧发枪兵。
因此作为一个阶层，奥斯曼的西帕希骑兵正在衰落，实际上他们变得越来越容易违抗命令，并产生破坏性的作用。面对充满艰难和危险但又不像以往那样有物质奖励的战斗任务，西帕希骑兵往往拒绝参战。即便到了战场上，他们也会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时机逃离战场。
比如1596年匈牙利的迈泽凯赖斯泰什（MezoKeresztes）战役中，西帕希骑兵就因战况不利而逃离战斗，所以此战之后，有约3万名西帕希骑兵被剥夺了封地。这清晰地表明：这套体系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了。
虽然西帕希骑兵已不再可靠耐用，但帝国制度仍旧需要规定他们有服役的责任，于是这些西帕希骑兵通过出钱来替代服役，否则就会被剥夺封地，由此因失去土地而心怀不满的人就越来越多。
而随着这些封地的流转，加上帝国政府内部的腐败，不可避免地会让某些特权阶级享受到更多的土地，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地主阶层，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宫廷里的官员、侍从和仆人，也有不少人来自宫廷之外，但他们往往居住在城市里，而不居住在他们的封地上。
就这样帝国内部形成了外居地主世袭的土地制度，这些外居地主往往不负任何责任，承担所有重担的都是农民。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上，这一体系都与历任前代苏丹精心设计的国家制度背道而驰，并且在农民和城市人口之间造成了日渐扩大的生活方式和利益上的鸿沟。
而在首都内部，政府官员的任命机制也发生了类似的急剧转变。在此之前负责管理国家的苏丹的“奴隶之家”的成员全都是身为奴隶的前基督徒。他们基本上都来自农民家庭，从小在乡村长大，因此都保留着对农民的亲近感，也熟悉农村的事务。但在苏莱曼统治的末期，这套体系出现了松动。到了16世纪末，身为自由人、成长于城镇之中的穆斯林子民也可以进入苏丹的“奴隶之家”了。他们进入“奴隶之家”，凭借的往往是家族的影响力，或者靠出钱买官。他们现在还可以将官职传给自己的儿子。于是在政府机构里也建立起了普遍的世袭体系，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任人唯亲的现象。从此以后，兼具野心、背景、资财、好胜心和敏锐的政治直觉的年轻穆斯林，就可以从一个权钱双收的职务爬到另一个权钱双收的职务，扶摇直上，尽收私利。
总体来说，奥斯曼帝国种种衰落表象的背后，是社会和经济基础的紊乱：首先是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耕地增长的速度。其次是在大量的金银从新世界的西属美洲注入之后，帝国内部出现了物价暴涨。大量的金银注入导致奥斯曼帝国的银币贬值，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然这种现象在当时的欧洲地中海沿岸地区也十分常见。
危机
欧洲人新航路开辟原因的重要一条，便是奥斯曼帝国阻断了传统东西方商贸之路。如今欧洲人通过新航路发现了美洲，带来了大量金银，导致整个地中海沿岸包括奥斯曼在内诸多国家内部的通货膨胀，奥斯曼人终究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面对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奥斯曼帝国政府不得不在1584年效法波斯，操控币值。由于金币贬值了50%，而通常用于支付军饷的标准银币阿斯皮尔则被融掉，再掺进更多的铜铸成更薄的钱币。用一位当时的土耳其史家的话说，这种钱币“像杏树叶一样轻薄，像露珠一样毫无价值”。但货币贬值却一直在持续，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甚至这样对腓力二世汇报道：“奥斯曼帝国十分贫穷，资源也已经耗竭，唯一还在流通的货币是完全用铁制成的阿斯皮尔。”
为此穆拉德三世治下的奥斯曼帝国终于开始缓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倒不是苏丹突然想开了，而是帝国迫切需要跟西方世界建立商贸往来，以此获得来自外界更多的财富，这一点对于整个帝国来说也是把双刃剑。为此穆拉德三世甚至在写给英格兰君主伊丽莎白女王的一封信中，用谄媚的口吻称呼她为“最著名的伊丽莎白、最圣洁的女王、耶稣最伟大的崇拜者的宗主……永享喜悦和光荣的伟大的英格兰女主人和传人”。随后穆拉德三世告诉她，自己已经颁布谕旨，确保“自英格兰经海路而来……合法进入帝国疆域者，必可平安归国，不受任何人骚扰侵害”。英格兰人可以与“我们的常客和盟友法国人、威尼斯人、波兰人、德意志国王及其他邻邦人民一样”，享受同等的自由，“并可与其他基督徒一样，不受阻挠地从事各类商品贸易”。
而在16和17世纪之交，奥斯曼帝国还是遭遇了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经济实力十分脆弱。即便帝国还没有到破产的境地，但至少也到了经常发不出军饷的地步。由此国内的不满情绪越发高涨，中央政府的权威则日益衰减，已经无法控制国内的示威活动、叛乱和骚乱。
16世纪帝国的人口总数翻了一倍。而在人口压力之下，帝国发动了对欧洲的征服活动，但是收效甚微。因此帝国已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了。由于人多地少，村庄里的年轻人不得不离开家乡，到其他地方去寻求生计。
而除了从土地上获得资源，奥斯曼帝国政府和它中世纪式的传统行会体系也没有办法开发出新的经济资源。只有对塞浦路斯的征服带来了一些移民定居的机会，而在其他地方都已经没有了类似的机遇。尤其是在安纳托利亚，到处都是没有土地、四处漂泊的农民，他们满心希望能找到作为非正规军为国效命的机会，或是从政府那里得到别的什么就业机会。如果找不到工作机会，他们往往就会掀起骚乱，时常还会从事打家劫舍的勾当。
此外货币的贬值还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物价翻倍，假币泛滥，投机活动猖獗，利率高企，高利贷横行，这一切都加剧了失业人群的生活困境。而面对财政赤字，帝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增税来开源，但这一切负担归根结底还是落在了农民身上。
从官方的角度看，农民的负担来自中央政府和行省政府增加的税收；但实际上，他们的负担更多地来自权力的滥用和一些非法的行径。通货膨胀对于依靠固定收入的阶层而言冲击尤为明显，他们收入的实际价值相当于减少了一半。
因此，不论是负责军事、民政还是司法的官员，都切身感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影响，这迫使他们贪污纳贿、日渐腐败，使用各种非法的方式敲诈、骚扰农民。在16世纪末，这些非法行为大行其道。1609年，苏丹艾哈迈德一世在颁布给行省官员的诏书中这样写道：“你们在巡视省务时并未恪尽职守，反而四处非法敛财……在所谓的‘巡视’中……你们犯下了如下恶行：倘若有人从树上摔下来，你们偏要把这说成是一起谋杀，然后到村庄里住下来寻找所谓的凶手，给村民戴上镣铐，骚扰百姓。除了榨取成百上千的金币银币（所谓‘血税’）之外，你们还从村民处搜刮马匹、骡子、奴隶、大麦、稻草、木材、草料、绵羊、羔羊、小鸡、黄油、蜂蜜和其他食品，美其名曰‘征用’。你们还把自己的收入拿去放高利贷，由带着大量骑手的催债人到处讨债。他们才不会按照法律规定的数额去讨债，而是想要弄多少钱，就去弄多少钱。”
当然帝国法官也像其他官员一样腐败。他们本应负责听取民怨，搞清楚纠纷的缘由，但他们反而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去解读苏丹的法令，从被起诉的人身上榨取钱财。负责税务登记的法官往往夸大应缴税金的数额，中饱私囊。由于法官有权在自己的辖区内任命代理人，于是他们就挑选出价最高的人。在种种压榨之下，为了偿付税金和债务，村民不得不去借高利贷，利率往往高达50%。他们为放贷者劳作而一无所得，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奴隶。
而为了顶替日渐衰微的依托封建制度的西帕希骑兵，政府不得不增加常备军的力量。常备军既包括近卫军，也包括其他由苏丹支付军饷的部队，比如隶属于帝国政府的常备西帕希骑兵这样的“苏丹的战士”。但增加常备军意味着需要新的兵源。以往常备军的兵源是战争中被俘或是出钱购买的基督徒家庭出身的奴隶，但现在这种来源已经不足以补充常备军的兵力。像在行政领域一样，穆斯林以前是不能被编入常备军的。但现在，大量的穆斯林臣民也史无前例地被编入了帝国的武装部队之中，他们既可以加入近卫军，也可以加入其他的常备军（卡皮库鲁，kapikulus）。
这样一来，这些部队的成色就被冲淡了，新成分的兵源改变了部队内部的单一性。这不仅明显影响到这些部队的纪律性，也影响到了他们内部的团结，动摇了他们的集体精神。
于是奥斯曼曾经的精锐近卫军越来越经常地待在兵营里无所事事，后来甚至获得了从事手工业工作的许可，以便通过出售手工制品来贴补开销。随着他们第一次接触商业，他们逐渐与伊斯坦布尔和其他驻扎城市的平民手工匠人融为了一体，实际上变成了当地的居民，丧失了纪律性和对战争的热情。
除此之外，在苏莱曼统治期间，近卫军还获得了结婚的许可。这样一来，就像行政官员和有地阶层一样，近卫军也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世袭化。很快，近卫军的儿子就可以获准进入近卫军。当塞利姆二世在位时，正式为近卫军的儿子进入近卫军设置了一定的名额。最终在穆拉德四世统治时期，无论是近卫军还是苏丹的“奴隶之家”的其他岗位，只接纳基督徒奴隶的传统做法被彻底废除，从而在法律上确认了已经通行的既定做法。
随着他们的苏丹主人日渐软弱，近卫军从16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变得越发躁动不安、贪得无厌。1589年，为了抗议苏丹发放给他们劣质钱币，他们给穆拉德三世带来了大麻烦。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一路攻进了大萨拉基里奥宫！
当时帝国迪万正在召开会议，近卫军就要求得到那些该为铸造劣质钱币负责的政府官员的项上人头。而苏丹不敢亲自面对叛乱的部队，只好向他们的武力屈服，批准了他们要求的两个死刑。
所以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意识到了自身优势的近卫军又接连迫使两任大维齐尔下台。1593年又轮到苏丹的常备西帕希骑兵造反了。这一次当权者巧妙地利用了近卫军和常备西帕希骑兵之间的矛盾（后来又不止一次这样做），让近卫军出面对付他们，恢复了秩序。
总而言之，苏丹部队的类似叛乱影响了帝国的多个省份。在帝国的附庸国摩尔达维亚，近卫军甚至胆大妄为到收受贿赂、自立总督的地步。结果由于没能缴纳贡金，这位总督后来又在伊斯坦布尔被近卫军劫杀。
凡此种种都是奥斯曼帝国正持续走向衰落的表象，曾经苏莱曼时代鼎盛繁荣的景象早已不见，取而代之则是穆拉德三世苏丹的软弱和国内外的普遍混乱。奥斯曼帝国终于在“奋十世之余烈”后滑向了谷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