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这段历史上，吴法宪通常都是扮演着一个“坏人”的角色，不过“坏人”也有七情六欲。对一些人与事，有着自己的感悟。吴法宪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说自己时常为周总理感到难过、悲伤。
有这种感觉的人，不只吴法宪一个，还有与吴法宪一样的，黄永胜、邱会作等人。应该还有其他不少人，但吴法宪只知道身边人的情况。在那特殊的十年里，周总理到底经历了什么？
在这场“运动”的初期，周总理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凭他的力量是无法阻止“运动”的发展和扩大的。他确实可以团结到一大批人在自己周围，来阻止，来抵制。但这样只会造成无法挽回、更加危险的割裂。
既然无法“对抗”，那么该怎么减小损失，该如何降低负面影响呢？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尽量保护能保护的干部、人才和民主人士，让他们不要在这场浩劫中倒下。
在1966年8月底，周总理收到毛主席对章士钊的“应予保护”的批示后，立即借机扩大保护范围，写下一份需要保护的人员名单。以民主人士为基点扩展，将人大、政协、政府、党内的重要干部，囊括在里面。
这虽然不能说不上万无一失，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降低冲击力度，保护他们的作用。
贺龙遭到危险时，周总理站到他身前，对那些人说：“他身体不好，不能见，有什么事找我。”他还将贺龙夫妻带到自家保护，后又秘密安排进京郊避难。
矛头转向朱德时，周总理当即表示：“如果你们硬要批斗的话，那我将前往陪斗。”
陈毅的车子差点被拦截，酿成惨剧时，周总理立即赶来，警告有关人等：“谁要拦截他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找他麻烦，就从我身上踩过去。”
这些人，都是对国家、对社会有大用的，必须保护好。但是对一些没那么重要的身边人，周总理也只能保护性舍弃，不然只会把事情弄得更麻烦，闹出其他大乱子。
成元功从1945年开始，就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历任警卫秘书、卫士长，两人朝夕相处20余年时间，可以讲形影不离。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成元功都是周总理的好帮手。
可是在1968年，成元功因好意提醒江青吃东西的事，被江青认为是在恶意阻挠她。她冲着周总理，大喊大叫，说他开秘密会，故意安排成元功在门口拦着自己。周总理为成元功再三解释，讲他不是这个意思，江青不听。
她我行我素的大吵大闹，令正常会议无法进行，还弄得人尽皆知。之后，周总理试图通过安排当事人成元功和其他相关人等，向江青面对面解释，那天是怎么一回事。江青仍不听，还大张旗鼓地开会，拿成元功的“问题”借题发挥，扩大到警卫处等其他不相干的人身上。
这事实在无法妥善处理，江青以此已严重影响大家正常的工作。于是，汪东兴、张耀祠、李树槐等三位成元功的上级，找到成元功谈话，希望他能先到学习班学习，避避风头；去之前不要跟周总理告别，也别再跟周总理办公室联系了。
成元功很理解，这是为了不再给周总理增添不必要的麻烦。成元功离开后，周总理也去没寻找，他也很无奈。为了顾全大局，他也没办法。直到1976年9月，周总理去世8个月后，成元功才得以返京工作。
1967年2月，周总理对那些人还抱有幻想，希望能通过言语化解他们内心的仇恨和冲动，不要再这么疯狂下去了。他悲声道：“你们以敌对的态度对待他们，一斗就是十几天不放人。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在这之后，他再没当众说过这样的话，流露出脆弱、悲情的一面。
吴法宪多次见到这样一幕：江青等人无理取闹和刁难，周总理忍辱负重地耐心解释和化解，没有对他们进行什么指责和批判。
只有少数几次，江青等人太过无理，工作实在进行不下去，周总理才发脾气：“江青同志，这个问题，多数人不赞成，只有你们三、四个人同意，就硬要往下发，这样做行吗？你屡次干扰大家，大家不同意，你非要通过！能不能理解一下集体领导的意思？”江青一时无语，没有反驳。
连吴法宪都讲，周总理“党性原则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总理的身体愈发不适，但还是坚持不懈地斗争、工作。他的精神本就痛苦，如今又有肉体上的折磨。可是这些，他都没有在私底下讲，更没有讲任何人的不是。
周公千古伟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