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在你的领导找过来,说上级有下达重要任务,大概率会牺牲,即便是完成也没什么奖励,你会愿意吗?想必大多数人的答案是否定的。
不过在1934年,有近6000人却坚定地点头,他们就是长征时期的“绝命后卫师”红34师。
这支部队非常悲壮,血战湘江时承受了数倍敌人的攻击。为掩护中央渡江,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死守在口岸。
最终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红34师近乎全军覆没。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后组织还能寻访到了流落红34师老红军仅为12人,而55年能获得军衔的只有3人。这三位分别是谁呢?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踏上长征之路。一开始敌人的防备不算严密,让我军接连突破三道封锁线。
可抵达湘桂边界时,蒋介石已调集30万大军,依托湘江天然屏障,布置好了第四道防线。所以,能不能过江,关系到了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
为谋得生机,军委做出了一系列部署,其中红34师承担了很重要的任务,不仅要保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的安全,还要掩护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向湘江挺进。
追兵来得特别快特别猛,34师师长陈树湘心急如焚,只能是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期盼中央能早日过江。
等中央暂时安全后,红34师接到了新的任务——要于11月30日接替红三军团6师18团在枫树脚的防御阵地。
这道命令,等同于断绝红34师渡江的机会,不过全体指战员还是义无反顾地执行了。
30日凌晨,红34师渡过灌江向枫树脚急进,他们不熟悉地形又没有向导,偏偏军委电令走给出的路线有误,他们直直走进了都庞岭深处。
12月1日下午,中革军委又让他们按照地图直线取道,翻越宝盖山至枫树脚,随即红34师就变更方向。
可走了两天,新的命令再次到来,要求他们经大塘直插凤凰嘴抢渡湘江。这个时候已经晚了,渡口全部被国军占领。
接二连三地变更方向,让红34师苦不堪言,也断送了他们的生机。
12月3日傍晚,红34师先锋102团与桂系第七军夏威部遭遇,受到重创,激战中一发炮弹命中102团指挥部,在此指挥的34师政委程翠林和102团政委蔡中牺牲。
不仅仅是人员方面的损失,全师仅剩的一部电台也被炸毁,他们与中央的联络彻底断绝,这也等于是宣告了最终结局。
师长陈树湘仍在做着最后努力,想把队伍带出去,他命令全师边打边撤向东退入大源山区,可惜敌人早已有准备,我军迅速被打散,各团只能各自为战。
混战中,100团政委侯中辉、101团团长苏达清和政委彭竹峰相继牺牲。
好不容易暂时突出去后,剩余的人聚在一起,都表示绝不背叛革命。
为了给师里留下点种子,陈树湘决定兵分两路,一路是他自己带着600余人向湘南而去,另一路由100团团长韩伟率约300人向柳木青方向转移。
他们本期待着至少能有一部分冲出去,可结局事与愿违。陈树湘等人在道县泗马桥遇到国民党地方保安团截击,部队被打散后,陈树湘负伤被俘。
敌人认出陈树湘是红军高级将领,兴奋地要拉着去长沙领赏。陈树湘为避免受辱,在路上趁敌人不备,忍痛在伤口中扯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
韩伟那边的情况也不好,他为了给师长争取时间,是坚守到夜幕降临后才突围的。然而敌人咬得很死,100团只能边打边撤。经历血战后,仅剩下30多人。
敌人仍穷追不舍,将他们逼到了灌江河畔一处断崖边,这时韩伟身边就5个人了,他们都不愿做俘虏,全部跳下悬崖。
韩伟、三营政委胡文轩、一营营长侯世奎、5连通信员李金闪跳下时都先落在树上,有一定的缓冲,当时没性命之忧,可惜胡文轩和李金闪后被追敌杀害。
韩伟和侯世奎逃跑路上又遇到了一营司号员罗金党,在当地老乡的救治和掩护下,三人在一位乡村医生家养伤。韩伟和侯世奎伤好后,去找党组织,罗金党伤势严重继续治疗。
此时中央主力早已转移,韩伟和侯世奎找了两个月都没法归队,只好分开行动。韩伟去了武汉弟弟家,想看看这里有没有信息。
然而刚安顿几天,叛徒张联华(曾跟韩伟一起参加安源大罢工)发现了他的踪迹,带着警察将韩伟逮捕。
好在张联华只知道韩伟参加过红军,并不清楚他的职务。韩伟坚称自己只是普通战士,就没有被针对性迫害,只是关押了数年。
西安事变后,两党进行合作。交涉期间,我党提出“释放政治犯,共赴国难”,国民党就释放了一批人。
当时红军将士可以重获自由,干部要送到南京,幸亏韩伟身份没有暴露,这才成功获得自由、辗转至延安进入抗大学习。
此后的战争生涯,韩伟担任过晋察冀第二军分区第4团团长、第五军分区司令员、热河军区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副司令员、67军军长等职。1955年,韩伟被授予中将军衔。
跟韩伟一起跳崖侯世奎也是55年获得军衔的幸存者之一。两人找组织未果分开后,侯世奎被反动民团抓获,先是送到衡阳关押,不久又被押到昆明监狱受刑。
敌人为了获悉红军情报,向侯世奎施用各种酷刑,致使他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神经的损伤也非常严重,还患上了癫痫症。
即便如此,侯世奎也没有吐露半分秘密,坚持到了两党合作、得到释放。
此后他历任115师7团2营营长、山东纵队教导2旅6团副团长、东北民主联军辽南纵队第5旅旅长、东野四纵10师师长等职,1955年获得少将军衔。
红34师到1955年授衔最高的是上将朱良才,他曾经担任过朱毛红四军军部秘书,当时军部只有两个秘书,另一个是谭政。
湘江战役时他担任红34师政治部主任,在指挥战斗时旧伤复发血流不止,被送到红军总医院,这让他死里逃生。等他身体康复,部队已经没了,如何安排成了难题。
而朱良才在治疗期间,亲眼目睹伤病号越来越多,亲耳听到很多人对革命前景动摇,便主动申请担任军委总卫生部兼总医院政委,中央同意了。
后来他积极为伤员们做思想工作,转移时如果有重伤的战士,他第一个去抬担架,这是在用实际行动表明组织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
有他带头,许多同志自发去抬担架,形成上下一心的凝聚力。
后来朱良才还参加了西路军,部队被打散后,足足走了36天,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延安。
这两次大难不死的经历,让他对很多事情都看得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且成为了北京军区政委。但他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已经培养更年轻的干部,遂主动提出辞职。
毛主席和聂帅都找过他谈话,但朱良才非常坚决,不仅多次写信,还找到周总理当面说了三次。中央无奈,于1958年批准了他的请求。
他是一位老井冈,主席对他很有感情,正式离开岗位前特意跟他深谈了一次,见他心意已决,就风趣地说:人家都是占着茅坑不拉屎,你倒好,能拉屎却不占茅坑啊。
当年的6000人,到55年能获得军衔的只剩3人,这个比例让人心酸,也能看出革命的成功,是多么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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