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南亚，曾经是中国的领土》的收尾，我提到了明朝三宣六慰中的一段历史，感谢解放军在云南的贡献，很多读者都对此表示了兴趣，希望我能详细展开。
好吧，那就以解放大西南为背景，谈一谈解放云南的经过吧。
我们都知道，在明清时期，云南被视为西南边陲，流放到那里的官员基本上就别想再回来了。因此，那个时代的人们仍将云南看作荒凉之地。
然而，近代却见证了云南地位的巨大转变。
十九世纪后期，法国自西贡出发，逐渐侵略了东南亚的东部地区，建立了将近75万平方公里的法属印度，横跨越南、老挝、柬埔寨。
为了保卫印度的东部边疆，英国发动了三次英缅战争，将缅甸纳入了英属印度。
随着英法在东南亚建立殖民统治，紧邻缅甸和越南的云南成为中外交流的前沿。短短五十年间，云南不仅吸纳了“科学、民主、自由、独立”等先进思想，而且地区经济与英法紧密相连，与东北、江浙、广东并列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云南的这种优越条件，使得清末民初的云南军阀地位举足轻重。
在不满中央政府时，他们可以借助英法的支持割据一方，甚至夺取中央权力；而当他们需要与中央政府合作时，又可以依靠中央政府的权威，谋取更有利的条件。
总之，云南军阀在英法和中央政府之间左右摇摆，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这一过程中，云南出现了四位“云南王”。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云南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蔡锷闻讯后，与同盟会员唐继尧等人响应，驱逐云贵总督李经羲。事后，云南各界推举蔡锷为云南都督。
尽管在“二次革命”后，蔡锷被袁世凯召入北京，暂时离开云南，但当袁世凯准备称帝时，蔡锷再次回到云南，成立护国军，并率兵进军四川，击溃北洋军。这短短数年间，蔡锷在“割据、拥护”之间游刃有余，充分利用云南的地理优势。可以说，蔡锷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任云南王。
1916年，蔡锷病逝，唐继尧接管云南军政大权，成为第二任云南王。
唐继尧统治云南十二年，最终失败不是因为军事不强，而是在政治上站队失误。
1920年代，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而孙中山积极推动北伐，主张“武力统一”。在这关键时刻，唐继尧为了维护云南地盘，支持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拒绝配合孙中山的北伐。孙中山去世后，唐继尧的野心愈发膨胀，竟然企图推翻广州国民政府，吞并两广。
为达目的，唐继尧甚至要求广西的李宗仁配合，甚至威胁要将李宗仁绑到战车上。结果，李宗仁率领两万桂军击败唐继尧的七万滇军，自此，唐继尧一蹶不振。
1927年2月，国共合作的北伐军已经到达长江，云南不得不参与。于是，滇中镇守使龙云、滇南镇守使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张汝骥、滇西镇守使李选廷联合发动政变，囚禁唐继尧，宣布效忠国民政府。
经过一年的战斗，龙云最终击败其他三人，成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全省保安司令，成为第三任云南王。
与唐继尧不同，龙云的统治手段更加灵活。
在政治上，龙云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积极配合蒋介石的清党决议，甚至在“云南内政
改革会议”上提出清党、财政改革、国库管理、消灭土匪等四项改革决议，将清党视为改革的前提条件。
在军事上，龙云尽量听从蒋介石的调遣，并且在民族大义方面绝不含糊。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龙云任命卢汉为第六十军军长，出滇抗战。
由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龙云为第六十军配备了极其豪华的装备——全军士兵都有法式钢盔，每个连队都配备有三挺重机枪、六挺轻机枪、三门迫击炮，此外还有德国克虏伯山炮、每分钟射击四百发的法式高射机枪。
凭借这些装备，第六十军在台儿庄战役中与日本板垣师团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其中“禹王山攻防战”被国民政府定为优秀战例，被编入国民党军事院校的军事教材。
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龙云都表现得无可挑剔，稳稳地做了十八年的云南王。
并非因为龙云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而是通过与蒋介石合作，保持了云南的割据地位。正如龙云之子龙绳武所言：“我家老太爷和蒋先生，谈不上有什么私人交情，他们两人只有利害上的交情。老太爷认为蒋是一个已经形成气候的领导人物，所以支持他。”
龙云的想法，蒋介石自然了然于胸。
因此，在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命令卢汉率领滇军进入越南接受日本投降，仅留下一个暂编师驻守昆明。杜聿明统领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和青年军，负责昆明的防务。
这种兵力对比意味着蒋介石中央军控制了昆明，而龙云成了一只失去爪牙的老虎。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5年10月，蒋介石命令杜聿明控制云南省政府以外的昆明市区，并免去龙云一切职务，调任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随后，蒋介石又给卢汉颁发了云南省政府主席和云南省保安司令的任命状，试图用“拉一个、打一个”的手段，分化瓦解龙云的势力。
面对千载难逢的机会以及云南王的巨大诱惑，卢汉几乎无法拒绝。于是，在越南做出“绝不率领滇军反抗”的承诺后，卢汉回到昆明上任，龙云气得破口大骂，说卢汉是忘恩负义、卖主求荣的小人。
就这样，卢汉成为第四任云南王。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卢汉的背叛几乎给中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
1949年4月，时值历史转折，中国人民解放军踏过长江，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征服了东南半壁江山。然而，在这片华夏大地上，仍有两湖、两广、川康、云贵等西南华夏土地尚未解放。
南方主力由白崇禧集团守卫。白崇禧为了抵挡解放军的步步逼近，调集二十万兵力驻守芷江、宝庆、衡阳、郴县一线，同时在广东，余汉谋领导的十二万精锐则布防韶关、翁源、增城一线，形成了长蛇阵般的防线。
而西南的守护者则是胡宗南集团。他调动了三个兵团控制秦岭，宋希廉率领两个兵团掌控川鄂边界，孙元良则负责巫山、奉节一带，共同护卫四川的东部边境。与此同时，胡宗南派何绍周兵团掌控贵州，罗广文兵团控制南充、达县一带，作为随时支援四川的后备力量。
按照国民政府的计划，白崇禧集团坚守华南，胡宗南集
团坚守西南，希望协助国府争取最后的翻盘机会。
然而，若计划失败，胡宗南将退守四川，白崇禧则退向广西，以云贵为后方，再次构筑西南防线与解放军对抗。如果西南防线再次崩溃，白崇禧和胡宗南将撤往云贵。
解放军要想解放华南和西南，保卫祖国自古以来的领土，就必须彻底消灭白崇禧和胡宗南。否则，云南极有可能脱离中国，重蹈南诏、大理之覆辙。
据史料记载，白崇禧和胡宗南集团总共有七十余万人，都是经过精良装备的优秀战士。可以说，解放华南和西南并不容易。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领导审时度势，制定了严密的解放华南和西南计划。
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被派遣消灭胡宗南集团，解放大西南。
中央命令，二野协助三野解放沿海城市后，整顿大军，采取“大迂回、大穿插、大包围”的战术向西南进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杨勇、苏振华）从贵州出发，解放贵阳、遵义后迂回至四川南部，切断胡宗南退往云南的道路。第三兵团（陈锡联、谢富治）解放黔江、彭水，随后和第五兵团解放重庆，夺取四川的东部门户。
与此同时，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贺龙、周士第）从陕西宝鸡出发，翻越秦岭打击胡宗南，逐步解放四川北部地区。
等三路大军完成任务，便可将胡宗南集团包围在四川成都一带，展开决定性的歼灭战。
第四野战军（林彪、罗荣恒）则被派遣消灭白崇禧集团，解放华南。
教员在作战电报中表示：
“白崇禧部在湖南绝不会和我们作战，而在广西境内将被迫和我们作战。因此我们的作战，不要采取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方法，而是完全不理他的临时部署，远远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决战，而将其歼灭。”
根据这一判断，教员命令第四野战军分成三路行动：右路军迂回至湖南、贵州、广西边界，左路军解放广州后，一部分留守广东，另一部分出广西切断白崇禧的海上逃亡路线。而中路军则负责歼灭湖南宝庆地区的敌军，配合左右两路军形成合围之势，最终进入广西，彻底歼灭白崇禧的主力部队。
国军的防线坚固，解放军的计划周密，可谓双方王牌对决。
然而，到了1949年，国民政府已是人心涣散的旧政权，而中央人民政府则是气势如虹的新政权。国军屡战屡败，而解放军则是经过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洗礼的人民军队，无论士气还是战略态势，白崇禧和胡宗南都处于下风。
在这样的形势下，二野和四野的战斗行动，势如破竹。
9月初，二野开始西进，11月15日，第五兵团解放贵阳，16日，第三兵团解放彭水和黔江，28日，全歼宋希廉兵团和罗广文兵团，29日夜晚，解放重庆。12月7日，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南下，22日，三路大军包围成都，胡宗南乘飞机逃往海南，四天后成都解放。
而四野的速度更快。
9月13日，林彪下令四野大军开始行动，截至10月5日，右路军便解放芷江、会同、洪江等湘西地区，切断白崇禧退往贵州的通道。10月14日，左路军解放广州，李宗仁逃往桂林，余汉谋和薛岳逃往海南，陈赓指挥第四兵团向广西挺进。10月16日，中路军打完“衡宝战役”，歼灭白崇禧集团的4.7万人、缴获402门大炮、100万发枪炮弹。
12月11日，广西战役胜利，白崇禧集团彻底覆灭。
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解放军凭借锐不可当的攻势，基本上解放了华南和西南。
在解放华南和西南的历程中，云南作为白崇禧、胡宗南的大后方，虽未经历硝烟，但也充满了挣扎与纷争。
当时的卢汉虽仅在云南称王四载，却难与前任云南王相提并论，无论是实权还是影响力。或许，他对此颇有不甘。
而在解放军逐步向南北挺进之际，卢汉作为云南王，自然成为双方角逐的焦点。在他面前，摆着三条路：
一、追随国民政府，与解放军顽抗到底。
二、改换旗帜，投向新政权。
三、借助云南特殊地理，自行其是。
首条路，卢汉早已放弃。
1949年8月13日，龙云等44位国民党高层在香港发表声明，宣布“云南起义”，向新政权靠拢。龙云乃第三任云南王，在云南拥有大批旧部和亲信，此举必然动摇了云南局势及卢汉地位。
龙云此举或出于对历史大势的洞悉，希望站在人民一边；亦或是对卢汉的不满，报当年的一箭之仇。
不论如何，龙云的行动将卢汉置于火上。
行政院长阎锡山将龙云的态度视为卢汉的态度，强烈主张武力解决云南问题。代总统李宗仁也要求白崇禧进兵云南，震慑卢汉。
与此同时，蒋介石召见卢汉商谈军务，并调动部队向云南集结。
这意味着，国民政府高层一致认为云南不稳则西南不稳，达成了武力解决云南问题的共识。
如果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意见变为现实，云南将不再是卢汉的天下，卢汉将失去与各方交涉的筹码。
在这样的背景下，卢汉作了两手准备：
一方面，他赴重庆见蒋介石，接受了“国府迁都云南，云南成为反攻基地”的要求；另一方面，卢汉回到云南后，于11月15日命亲信前往美国驻昆明领事馆，请求美国支持云南独立。
然而，美国拒绝了卢汉的请求。因为他们认为解放军已势不可挡，卢汉亦难逃厄运，且美国与云南相距遥远，无法提供物资援助，单纯的口头支持无济于事。
得知这一结果后，卢汉于11月28日再次让步，承诺接受美援，甚至可以公开宣布云南独立，请求国际协助与保护。
但美国仍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为由拒绝了他。
12月9日，重庆即将解放，卢汉再次让步，以召开紧急会议的名义扣留了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并以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宣布起义，投向新政权。
而就在那时，二野已解放贵州和四川大部分地区，贺龙也南下秦岭，三路大军合围成都，四野则扫荡华南，即将解放广西，中国大局已定。
可以说，正是解放军的战无不胜，打消了美国干预中国内政的愿望，粉碎了卢汉谋求云南独立的企图。
尽管卢汉宣布云南起义，但云南的各方势力并未就此罢休。
一方面，滇桂黔边纵队、地方游击队、地下党等组织纷纷要求接替卢汉，接管云南，试图换取新政权的认可。
为了化解矛盾，教员直接下令，要求四野派人接管云南，不再争执。
另一方面，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发动进攻昆明，试图推翻卢汉，重新掌控云南，作为反攻的基地。蒋介石对这两支军队的行动赞赏有加，甚至命令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前往云南主持大局，并将这两支军队编为第八兵团，由汤尧兼任司令。
为了稳固云南局势，第二野战军命令滇桂黔边纵队和卢汉部队共同保卫昆明。同时，第五兵团的一支部队从贵州抵达云南曲靖，与国军展开了一场歼灭战。
在这次战斗中，国军遭到重创，不得不放弃进攻昆明，撤退至云南南部的蒙自、个旧、建水、石屏一带驻扎。
随后，教员下令，由第四野战军第三十八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三军组成联合部队，由陈赓统一指挥，向云南南部进军，剿灭汤尧的第八兵团，得到滇桂黔边纵队的协助。
1950年1月1日，陈赓下令，第三十八军两个师自富宁向河口进发，切断国军通往越南的逃亡道路；第十三军自广西百色袭击蒙自，夺取机场，切断了国军的空中逃逸通道。
到2月7日，陈赓率领部队奔袭千里，最终歼灭了国军2.7万余人，俘虏了汤尧等军官。
与此同时，滇桂黔边纵队也追击至云南西南，于2月19日抵达中缅边境，解放了西双版纳的打洛镇，随后解放了整个西双版纳，包括明朝时期的车里宣慰使司故地。
至此，滇南战役结束，云南全境得以解放。
陈赓凭借解放云南的功绩，代表四野和二野出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完美地实现了教员最初的设想。
云南的解放故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片土地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更为悠久的篇章。
早在1935年4月，中央红军渡过四次赤水后进入云南，计划在昆明、曲靖地区作战，创建滇东根据地。
然而，在经历一系列试探性的战斗后，教员等领导意识到，云南地势平坦，不利于红军建立根据地，于是决定迅速渡过金沙江，躲避追兵，寻求新的生机。
于是在4月29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为左右纵队，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分三路向金沙江挺进。
到了5月9日，中央红军利用刘伯承找到的六条小船，全部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西部无人区。七天后，薛岳赶到金沙江，却已不见红军的踪影。
从那一刻起，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军的追击，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云南，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关键转折点。
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就如同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所说的：
“我看古代用兵，常常难以捉摸，而蒙古忽必烈灭掉大理便是最好的例证。自从临洮出发，穿越山谷两千余里，从金沙江渡河，到达摩荻，进入大理，分兵收编各族部落，再次进入吐蕃，全部降伏……既然他们可以来，我们又何乐而不可去呢？假设有人，从丽江北上吸引各族，以诚信结盟，径直经过洮、岷，直抵秦、陇，天下的格局必然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这支军队宛如天降。”
在解放战争末期，曾经跋涉过云南的林彪、刘邓、陈赓率领部队南下，不仅为新中国献上了最为珍贵的礼物，也捍卫了中国自古以来的疆土，完成了一场跨越六个世纪的接力赛。
从这个角度看，云南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