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是新中国开国大将之首，革命年代功劳赫赫，打出众多“神仙仗”。
但是，他也存在着一个短板，那就是资历，纵观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军事指挥员，只有他曾多次被麾下顶撞，说到底还是威望不够。
像济南战役前夕，粟裕只是正常布置作战任务，并没有批评谁，结果十纵司令员宋时轮当场拍桌说自己不干了，要去后方养病，如果放在东北，绝对没有谁敢这样对野司首长。
不过话说回来，宋时轮也是老革命，很清楚组织纪律，为何会做出如此失态的举动呢？究其根源，是对失去野战军指挥权的耿耿于怀。
纵观粟、宋二人早期的履历，其实差距并不大。
宋时轮在红军时期担任过红30军、红28军军长，跟粟裕的红7军团、红10军团参谋长职务差不多；
抗战时期宋时轮担任过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八路军的旅级与新四军的师级级别相近，这个时期他跟粟裕新四军第一师师长也差不多，甚至一度还超过。
本来宋时轮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这个职务是极好的平台，1939年冀东大暴动后有七万武装人员编入冀察热辽军区。
这可是在抗战初期，他的统兵人数在全党之中都名列前茅，更别提此时只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指挥的粟裕。如果能稳固发展，宋时轮也可以成为一大战略区的负责人。
奈何在日寇的疯狂进攻下，宋时轮没能在冀东站稳阵脚，只能选择率部撤往平西地区。
这条平原之路，日寇频频袭扰，导致我军损失惨重、开小差的情况尤其多，最终跟着宋时轮抵达平西地区的仅剩五千人，跟当初辉煌比起来，十不存一。
此次失利，让宋时轮失去抗战时期的上升空间，不久奉命回到延安学习。
而粟裕跟宋时轮正好相反，通过三年游击战争的沉淀，他已非常善于在敌后发展，苏中情况复杂，日寇、伪军、国军、民团等各方势力都有。
但粟裕硬是从夹缝中找到了自己的路，该合作的就合作，该打的就坚决打，麾下实力越来越强。
皖南事变后，粟裕担任过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到日本投降后，他更是成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开始率领一支战略部队与敌对阵。
这个时期，宋时轮的实际权力其实也没比粟裕差很多，抗战胜利后他跟着陈老总到山东，担任津浦前线指挥部参谋长。
1946年1月津浦前线指挥部改编为山东野战军，陈毅担任司令员、黎玉担任政委、宋时轮担任参谋长、唐亮担任政治部主任。
陈老总长处不在军事指挥方面，黎玉主要精力放在了山东分局，所以这一时期山野的作战谋划、前线指挥多由宋时轮负责，宋也是实际率领一支战略部队与敌对阵。
定位相当，可两人的战绩天差地别。
苏中打出了七战七捷，成功歼灭国军6个旅又5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3万余人，振奋了其他解放区的反击之心。
但山东六战五败，尤其是泗县战役和保卫两淮的失利，让部队士气降到谷底，麾下很多指战员对山野指挥层产生了怀疑。
两淮一丢，整个华东的局势都受到影响，在国军步步紧逼下，山东野战军逐步向南撤退，而华中野战军则在向北压缩，两部合并已成最佳也是唯一的破局选择。
在中央的协调下，华中、山东合编为华东野战军，两个司令部也变成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分别是：
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副参谋长刘先胜和张元寿。这里面，已经没了宋时轮。
原先的山野参谋长成了华野10纵司令员，不仅失去野战军指挥权，还在职务上成了各野战军首长的“下级”。
在新组建的华野中，原山东野战军的兵力占比较大，之前实际负责山野军事指挥的宋时轮，一夜之间降为纵队主官，加之跟粟裕基本没有共事过，心里就产生了落差。
最初粟裕率部接连拿下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的胜利，能带领大家打胜仗，那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但七月分兵后，华野的情况就不是那么好了，一分为四，各个方向兵力都略显单薄，因此纷纷吃了败仗。
宋时轮10纵当时归陈（士榘）唐（亮）兵团指挥，1947年8月，国民党整编第5师等部进攻太猛，10纵仓促北渡黄河，导致4000多支前百姓和1500多指战员被丢下了。
这个时间节点正是解放战争的胶着时期，一下子损失这么多人，毛主席非常生气，连忙致电批评：宋私自北渡，致受损失，是一次极大错误。
宋时轮接到电报时有些恍惚，因为他先前是接到了华野陈士榘的命令后才北渡的，怎么中央听到的会是“私自”呢？
这是笔糊涂账，10纵并不在陈唐兵团建制下，只是听从指挥，正常情况需要书面命令才能调动。但那时情况危急，宋时轮听到陈士榘的口头命令后就北渡了，没有走组织程序。
也就是说，中央并未下令让10纵过河，陈士榘倒是同意了，但只是口头的，没有凭证。从中央的角度看，渡河就属于10纵的擅自行动。
宋时轮希望陈士榘能出面帮自己作证，但陈士榘自己也挨了批评，不想再引火上身，就沉默以对。
这个结果让宋时轮感觉很冤，他把情况致电给华野司令部，陈毅、粟裕调查清楚后没有责罚，继续带宋时轮带兵，且还在中央面前为宋说情：“北渡责任待后再谈”。
莫名背了锅，宋时轮一口气发不出来，直到济南战役前夕，他终于爆发了。
在作战部署会议上，粟裕做出安排，让10纵去阻击打援，宋时轮不愿意，直接在大会上说部队伤亡过大，需要时间休整，无法按时完成任务。
他这倒不是冲着粟裕来的，但这种撒气的行为也让粟裕很难堪。军队需令行禁止，在这么多人面前顶撞上级，已属于纪律问题，所以好脾气的粟裕还是批评了宋时轮。
没想到宋时轮更加急躁，当即拍桌子，说自己不干了，要去东北养病。会议不欢而散。
如果换做是陈老总主持，宋时轮断然不敢这样，但此时陈老总已经去中野配合工作，宋时轮就表现出了自己的暴脾气。
从前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宋时轮早期跟粟裕资历相近，且他一直在中央嫡系部队里，主力嘛，难免会有几分傲气，所以他才会有对粟裕不尊重的举动。
好在粟裕很顾大局，知道这种关键时刻不能将矛盾扩大，因此后来还保了宋时轮。
济南作战部署会议上发生的事，很快就被人汇报到中央，毛主席听后大怒，当即要将宋时轮撤职。
还是粟裕大度，知道宋只是一时意气用事，即便自己被当众驳了面子也没有计较。粟裕给主席回电挽留：宋时轮仍保留原职，如必须撤职时，战役结束后，再行调动。
攻济结束后，宋时轮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当众做出深刻的检讨，粟裕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也就没必要再追究，所以多次给中央发报，建议让宋时轮担任原职，戴罪立功。
后来宋时轮也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淮海战役时的徐东阻击战立下大功，保障我军获取最后的胜利。
如果不是粟裕的力保，宋时轮的人生轨迹就会发生重大转变。只是，宋时轮似乎对粟裕一直不太信服，建国后还有过几次矛盾。
宋时轮从朝鲜战场回国就转入军事教育领域，1957年出任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
而粟裕1958年被批后，得到叶剑英（兼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关照，也被调入当副院长，排名在宋时轮之后。
此时的两人都较为落寞，本应团结一致，可宋时轮却表现得不是那么友好。
粟裕进入科学院不久，向上级申请把妻子楚青也调过来担任自己的秘书，组织考虑到他刚刚被撤去总参谋长职务，这种不算为难的要求该满足的就满足，所以批准了。
然而尴尬的是，宋时轮刚刚发布了避亲廉政的制度，粟裕这个举动让宋时轮很不高兴，就再次下令今后任何人都不许调亲属入院工作。
大家都看出有很浓的针对意味，使得粟裕有些难堪。还有一次军事科学院战史部开会，宋时轮询问战史部王希先：你最近研究什么课题？
王希先回答在整理粟裕首长有关鲁南战役的回忆录。没想到宋时轮语气微妙地问：他也参加了吗？那时他在哪里？
大家听后都非常惊讶，宋时轮也是三野系统的人，怎么可能不了解粟裕在鲁南战役中发挥的作用？发出这样的疑问，显然不怀好意。
王希先并没有因为职务的大小就畏惧，他举了大量事实来反驳，让宋时轮不好再说什么。
而会议结束不久，王希先还特意整理了一份关于鲁南战役的史料送给宋时轮，此举也是有胆魄。
这些事情说大不大，但能看出宋时轮的心态，直到特殊年代后，他才真正放下那些成见。大运动时期，军事科学院里也有人要“夺权”，矛头直指原三野的宋时轮、钟期光等人。
已是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的粟裕看到黑材料后扣住没往上递，让昔日老部下不会有组织上的处理。随后粟裕还多次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明情况，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宋时轮等人得以过关。
这种不计前嫌的做法终于打动了宋时轮，两人的来往开始增多。1984年粟裕去世时，宋时轮出席了追悼会，后一直在为粟裕平反而奔走。
1987年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宋时轮说：希望能解决反“教条主义”时对粟裕同志的错误结论，恢复他应有的名誉。
1989年宋时轮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出版，粟裕的词条下也有这么一句：“粟裕将军曾受到长期不公正对待”。
直到1994年，有各方努力，粟裕终于被摘下那些“帽子”，不容易啊。
开国将军们的感情，是复杂而深厚的，很难用一两句说得明白，大浪淘沙，方见真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