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蒋介石乘飞机降落嘉峪关机场，对酒泉一带进行了巡视。期间专程来到设立于酒泉城内的“西北边疆青年训练班”，为全体教官和学员作了短暂讲话并亲自从训练班学员中选拔了一批黄埔军校新生。我们8个不谙世事的敦煌籍青年有幸被选中,从此开始了我们的黄埔军校学生生涯。
一、缘起酒泉边疆青年训练班
1938年胡宗南在西安创办了西北训练团，主要是以招收青年学生培养下级军官为主，同时也为各类军校选送合格人才。之后，考虑到河西走廊的地理重要性，又在酒泉发展了一个分团，就是“酒泉边疆青年训练班”。训练班主任罗恕人曾担任过胡宗南的副官。
▲敦煌黄埔军校生李源照片
西北边疆青年训练班有4个队，有两个队以汉族青年为主，有两个队以少数民族青年为主,共有400余人。两个汉族队有260余人，我所在的这个队为第一期第一队。训训练班主要从当时的酒泉、敦煌、金塔及临近酒泉的青海、张掖、民勤、临泽等地招生。招收的学员有师范生、高中生、高小毕业生几个层次。教官有20余人，大多是前期黄埔军校本校毕业生。
蒋介石到酒泉后曾亲临训练班视察。训练班主任罗恕人前一天接到电话后,立即组织二队全体人员，连夜打扫卫生,整整理内务，张贴标语。我所在的这个班还负责张贴大门上的对联，大字是罗恕人写的行隶字体，洒脱且遒劲有力,还记得对联的横批内容是“顶天立地"四字,可惜对联已忘记。第二天，全体学员和教官在罗恕人、副主任王德淦等人的带领下，全部换上了洗干净的黄单布裤褂,剃着光头，精神抖擞地列队迎候蒋介石一行的到来。
大约一小时，两辆黑色小轿车驶入训练班驻地。蒋介石及胡宗南、宋希濂、白崇禧等行人从车上走了下来。蒋介石身着军装，头带军帽，外披大氅，足登马靴，甚是威风。胡宗南等紧随其后，寸步不离。罗恕人带头和全体学员、教官鼓起了热烈的掌声。罗恕人给大家介绍说：“今天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黄埔军校校长蒋委员长来我西北边疆青年训练班视察，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蒋委员长给我们作训示。”
蒋介石跨上了高士台，清清嗓子,操着浓重的浙江口音开始讲话。讲话的内容大意是：有志青年要精诚团结，要爱党爱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抗日救国，保卫边疆是各位的责任。最后要求大家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做国家的有用之オ。并说要选拔一批优秀青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讲话的时间大约有十几分钟
蒋介石走下土台后，罗恕人将早已准备好的推荐上黄埔军校的学员花名册交给蒋介石。上面有学员的年龄、籍贯、文化课考试成绩及赛马、射击成绩等内容。我也是被推荐者之一
蒋介石浏览了几遍，接着开始抽查被推荐人员。蒋介石点到了我的名字字：“李源”。我我当时16岁，岁数小但胆子大，没怎么紧张。当蒋介石问到我为什么要上黄埔军校时，我按照教官教的话大声回答道：“ 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投身黄埔,为了更好的学习本领, 抗日救国。”按照罗恕人的授意，我又打了一套拳脚。武功方面是我的特长，驾轻就熟，动作干净利落。蒋介石满意地点了点头，用手摸了一下我的光头说：“小鬼还行。”
蒋介石选拔黄埔军校新生，像我这样履行几道程序的大约只有几个人。绝大多数是按花名册念名字，以目测为主，一是是听答“到”的声音宏亮不宏亮，胆气正不正；二是挑选身体好的、机灵的、岁数年轻的。选拔大约进行了半个多小时，有40多人被选中。
这其中敦煌籍8人,他们们是：祁占基(今敦煌市肃州乡人,入学时20岁)、田育顺(今敦煌市肃州乡人,入学时18岁)、陈道精(今敦煌市吕家堡乡漳县村人,入学时19岁)、沈沈席珍(今敦煌市沙洲镇人,入学时18岁)、王溶(今敦煌市吕家堡乡漳县村人,入学时18岁)、秦生风(今敦煌市黄渠乡闸坝梁村人,入学时20岁)、龚茂芝(今敦煌市肃州州乡人,入学时18岁)、李源 (今敦煌市沙州镇"福生永”,入学时16岁)。
二、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日子
不久，我们接到了黄埔军校录取通知。大家连敦煌老家也未回，立即稍做准备后便乘大卡车前往陕西西安王曲镇黄埔军校七分校报到。
一路上风餐露宿，汽车还抛锚几次，一个多星期后才到达西安。我被分到该校特科总队骑兵三队，成为黄埔军校第十九期的一名正式学生。
来到黄埔军校，我感到一切都非常新奇。黄埔军校西安分校的正式名称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因校址在西安南郊约30多公里处的王曲镇，故一般称之为“西安分校”，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任。黄埔军校七分校学员按纵队、大队、中队、分队建制编排。一个纵队有四个大队，每大队有四个中队，一个纵队共有十六个中队。
军校每周一早操后都要举行升国旗仪式，之后全体教官和学生共同背诵孙中山总理遗训。每到重要的日子时军校还要组织学生唱《陆军军官学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在军校学习期间的主要学习内容有：各种典范令，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测绘制图，古今中外战史、战例，国际形势等。各种课程的教学中，有课堂讲授，有实地作业，有图例，有模型，有沙盘作业，有图上作业等。从1942年秋季入学到1945年的近三年时间，共有步科、骑科、炮科，当时主要学习连队防御、连队攻击，时常教官发一个设想，讲一下地形地貌以及多少兵力和火力配置，要求学员进行接近实战的部署，学生便从万分之一或三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做起，按照当时的地形地貌，做好各种人力配置，攻击时要求尖兵连如何突击，如何压制敌方火力，主要学带兵打仗，军事理论、绘图等方面的知识。主要进行连队等作战战术训练，并对排炮、机枪等轻重武器拆卸作了详细讲解，并指导排除故障。
军校生活是非常辛苦的，每天天不亮就吹起了起床号，军校要求5分钟内摸黑穿着整齐待命，随着队长的哨声在寝室门前集合完毕，接着进行10—20里的跑步训练。全副武装训练时还要带4颗手榴弹、100发子弹、干粮带和步枪，这些就有20斤左右的重量，一堂训练课下来就累得人满头大汗。每天的另一项任务是抽时间喂马、训马。
记得当年黄埔军校的大门口贴着这样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莫入此门，贪生怕死请走他路。”在黄埔同学中有一句口号叫得很响：“爱国家，爱百姓，不要钱，不要命。”
王曲校门上的一幅“铁肩担主义，血手写文章”门联是胡宗南的手笔。大门内有一屏壁，上有一幅画，蒋公骑在一匹雄壮的白马上，胡宗南在马前持缰步行，马后有很多西安分校的学生。胡宗南寓意“他是领袖马前一卒”。
黄埔军校学生生活非常艰苦，吃饭也要求像作战一样。每天出完早操后，就由班长带领跑步进食堂，班长喊：立定、就餐！学员们立刻端端正正坐到凳子上狼吞虎咽，早点每人一个馒头，用瓦盆盛着一盆米汤，以班为单位。在我的记忆中，一天三顿主要是杠子馍、米饭，面条很少，常常吃不饱。
每到星期六下午各班就擦枪，之后中队长验完枪后放到枪架上，星期日就可以休息了。
近三年的学习每年几次考试非常严格，采取淘汰制，文化课两门不及格将要被取消学籍，学生挑灯夜战很平常。为了练习学生胆量，记得教官在离学校几十里地的坟场放一个普通的东西，让学生单独去取。记得，在一个漆黑的不见五指的夜晚我被指派单独取东西，结果取回了一把短剑，顺利通过了考试。如果胆小的不敢去或去了没找见东西也要被淘汰，被淘汰者有的要留在下一期，有的被编入部队当兵，还有些回了老家。这些人在离开军校时大都哭的呼天呛地，不愿离开学校。
三、参加抗战上前线
1944秋正值抗日战争关键时期，陕西渭南北临黄河的潼关失守，校方组织部分黄埔军校学生军开上火线，与胡宗南的正规部队一同阻击日寇。这个命令一下达，我们十二总队的总队长王志义（陕西人，黄埔军校南京分校十期毕业生）激动地在课堂上用拳头砸着桌子对学生讲:这一次把你们开上火线，一定要打垮日寇侵略军，夺回潼关，收复失地......
我们所在的部队在潼关大多住在山洞里或露天宿营。潼关城里几乎找不到一幢完整的房屋。尽管有黄河天险，可驻守潼关一直都不敢松懈，时刻防备着日军。那时候，日军的飞机几乎天天都要过来轰炸。学生军有机会发挥在黄埔军校学到的军事本领，三个多月参加大小十余次战斗，得到了锻炼。
那段日子，我们猫在阵地上，没有洗过一次脸，没有吃过一顿热饭，常常是两个冷馒头，一军用壶凉水就是一顿饭。但大家热情很高，天不怕、地不怕的“黄埔精神”支撑着整个部队，那种万丈豪情成了青年人的主心骨。
1945年1月，黄埔军校七分校又派遣学生军开赴郑州、开封抗日前线参加抗日，并接受了日本军队的降物。我为自己能有幸参加抗日倍感光荣。能坚持到了最后，终于活着回来了，这在当时来说真不敢想象。
1945年8月我们回到了学校，十九期学生学习也正好期满，学校举行了盛大的毕业典礼仪式，我们领取了黄埔军校毕业证。敦煌的八名黄埔生也全部顺利毕业，大家庆幸自己没有被淘汰，在一家餐馆聚餐庆贺。
四、敦煌籍黄埔生的身后之事
黄埔军校七分校十九期近万名毕业生毕业后先驻防西安，后整体被编入中央军胡宗南部队，我被编入中央军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部七十八师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骑兵团三连任中尉排长，驻防迪化（乌鲁木齐），敦煌籍其他七人除王溶没有到新疆报到回敦煌老家务农外，其他七人分别在新疆哈密、呼图壁等地服役。1949年都随军参加了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9.25起义，被编入人民解放军序列。
解放初国家正需要大批人才，敦煌这个边陲之地更为突出。我回乡探亲时，岳父那时在敦煌县政府任民政科科长，思想比较开明，他和住在家里的几个解放军干部动员我留在敦煌工作，并把我的情况向敦煌县委县政府领导作了汇报。经敦煌第一任县委书记杜秉德、县长石志刚推荐我上了兰州革命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敦煌县公安局工作，成了敦煌第一批公安战士。
1957年反右及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黄埔生大多都受到了冲击，命运非常坎坷，敦煌籍留在新疆的6人在新疆建设兵团劳动改造，我在敦煌也被迫离开公安局，被下放到农村劳动。
李源被推选为敦煌市政协委员
李源和儿子李旭东在兰州合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落实起义人员政策，黄埔生基本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听说陈道精担任了新疆石河子化工厂副厂长（副县级）；田育顺在新疆143团任科级干部；祁占基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龚茂芝早年在新疆遇险死亡；沈席珍解放初就回了敦煌当老师，后也被清洗下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平反落实政策，在敦煌地毯厂当门卫；秦生风在新疆建设兵团退休后回敦煌城定居；王溶仍在敦煌市吕家堡乡漳县村务农。
我平反落实了政策后，恢复公职，全家返城，我先后被推选为敦煌市第三、四届政协委员，敦煌市黄埔同学会会长，成为西安黄埔同学会会员，甘肃省黄埔同学会会员，中国黄埔同学会会员；秦生风、王溶也参加了敦煌黄埔同学会组织。
【李源口述 李旭东整理 原载全国黄埔同学会主办《黄埔》期刊（2005、6）、2018年3月12日作者重新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