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是新中国著名的“无衔将军”。历史上曾记录了耿飚与许世友的一段有趣对话。许世友问耿飚：“如果你参加授衔，你会是什么军衔？”谁知耿飚笑呵呵地说：“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肯定在你前面。”说完，两人爽朗大笑。
要知道许世友可是上将，论资历、论军功，许世友在57个上将之中也能排名前列。若非生病没有赶上淮海战役以及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大将也不是不能冲一冲。按照耿老的说法，如果参加授衔，岂不是能排到大将？
事实上，没有参与授衔却有资格授予大将的开国元勋，其实大有人在，例如程子华、滕代远、李先念，都是大将的有力竞争者。以耿飚的资历和战功，能与这些开国元勋同列吗？
在群星灿烂的中共老一辈革命家中，耿飚并不算特别显眼。孔庆东曾说：“不了解的人，很容易觉得他不过是个论资排辈升迁的一个老革命而已。”上一辈人对耿飚的印象，恐怕是他当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的时候。在大众看来，耿飚似乎更偏向“文官”，偏向于政治工作。然而实际上，耿飚和许世友还真有点像。
众所周知，许世友武艺高强、常常当敢死队冲锋，即使当了高级将领改不掉身先士卒的“毛病”，人送外号“大刀团长”。与许世友一样，耿飚从军时其实也是个“猛张飞”，是个“大刀团长”。
1922年，毛泽东派蒋先云和胞弟毛泽覃前往水口山矿开展工人运动。蒋先云和毛泽覃到达水口时，发现工人正承受着矿主的残酷剥削。明明是重体力劳动，却必须每天工作16个小时才有工钱。其中，矿场的童工更是苦不堪言，他们被沉重的矿石压弯了身子，长期半饥半饱的生活让他们身材佝偻，肚子大而身体瘦，活像一只只小青蛙。
在众多童工之中，有一个孩子显得特别显眼。明明也在干重活，他却面不黄、饥不瘦，身体壮实、健步如飞，背着重物也如履平地。毛泽覃来了兴趣，前去一问，才知道此人名叫耿飚。
耿飚，真是个好名字，两个字里带着四团“火”。据耿飚自己说，有人曾给他算命，说他命中犯水。因此祖母为了帮他挡灾，于是给他取了耿飚这个名字。同时还坚决不允许他和其他小伙伴去河边玩耍，唯恐被淹死。然而长征期间，耿飚却轻松学会了游泳，一点儿事也没有。
在毛泽覃开办的工人俱乐部里，耿飚备受关注。毛泽覃亲自教他文化，带他学习英语，而这一举措也为他后来从事外事活动奠定了基础。
在工人运动期间，耿飚因为腿脚快，被任命为联络员。待他长大后，耿飚带着由水口矿工组成的游击队员参加了红军，担任红三军第九师的侦察参谋。
耿飚身体强壮且自幼习武，因此在战场上，耿飚成长很快。红军由于装备低劣，因此战斗中必须杂以冷兵器。而持械近战，正是耿飚的强项。一把大刀，耿飚耍得虎虎生风、几十个人都难以近身。即使刀砍卷刃了，耿飚还丢下刀，徒手对敌。
除了勇猛，耿飚还显示出惊人的军事智慧。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红九师师长徐彦刚见26团迟迟攻不上去，于是让耿飚前去查看、催促，结果却发现26团的王团长正扛着大刀，指挥战士们冲锋呢！但是王团长显然不懂如何教战士们打仗，战士们不用地形作掩护，而是直着身子从敌人的火力封锁下硬冲，难怪冲不下来。
于是耿飚建议团长，可以利用池塘旁边的土坎作掩护，弯腰伏地冲过封锁地带，沿着小路从敌人后方攻击。王团长依计而行，果然突破了敌军的防线。
战斗结束后，耿飚得到了上级的嘉奖，被提升为作战科科长。师长徐彦刚认为，许多指战员压根就不懂战术，不会利用地形、地物，因此他倡议在九师建立一个教导队，专门培训连、排干部。他见耿飚十分机灵，于是命令他担任第一期教导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其实就是当军事教员和政治教员。
耿飚也是刚刚上战场，哪懂什么系统化的军事，只能边自学边教人。四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果然学有所成。
相比于当教员，耿飚更擅长打仗，他参加了五次反围剿，可谓是无役不与。最让他大放光彩的，是长征初期的湘江之战。
当时就任红一军团红四团团长的耿飚正好患了疟疾，正在打摆子。原本组织是准备让他留在苏区养病的，还是耿飚与师长陈光软磨硬泡，才搭上了长征的末班车。
当时红军闯过了三道封锁线，到达最为凶险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边。围追堵截的敌人越来越多，中央纵队带着一大堆坛坛罐罐又走得如蜗牛一般慢。
耿飚、杨成武带领红四团驻守于“怀中抱子岭”，艰难地抵抗敌人的围攻。耿飚目测了一下，感觉敌人大概有3个团。后来抓了个“舌头”一问，起码有五个团。后来敌人的援军不断涌了上来，耿飚心想这一次大概面对了9个团的兵力。战后耿飚才知道，敌人这次来了15个团。
激烈的枪炮声、飞机的轰鸣声以及敌人的嘶吼声，让原本发寒的身体冒出了热汗，疟疾一下子居然好了很多。
由于敌人很多，耿飚亲自上阵，抄着一把栓动步枪就对敌人猛射。一开始团部指挥所在阵地的中央，随着敌人的猛攻，团部已经成了前沿。
就在这时，耿飚发现在阵地之下有一处土坎，立即似乎藏了不少敌军，时不时就有敌军从土坎里冲出来，想攻入团部。耿飚曾组织战士们投掷手榴弹，但似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耿飚的牛脾气一下子上来，他大吼一声：“杨力（耿飚的警卫员），给我拿刀来！”杨力很快就捧着一把寒光闪闪的马刀抵了过来。耿飚持刀跳出掩体，带着战士们就朝土坎的方向杀去。耿飚翻过土坎一看，好家伙，里面躲了将近一个排的敌军。耿飚不由分说，跳进敌群左砍右杀。耿飚后来回忆，自己也不知杀了多少敌人，就知道敌人的鲜血溅了他一身，浓烈的腥气熏得他阵阵作呕。
中央红军付出了重大代价后，终于冲出了第四道封锁线，耿飚和红四团功不可没。其后，耿飚、杨成武又带领红四团强渡乌江、智取娄山关。
由于红军损失过大，部队缩编。在周恩来的提议下，红七军团19师师长黄开湘改任红四团团长，而耿飚则调往红一师，担任师参谋长。
跟随红军大部队，耿飚终于到达了陕北。不久后，便得到了一、二、四方面军——三大红军主力会师的好消息。
此时的耿飚正与其他师级干部一起，在红军大学学习。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一批新同学，他们是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许世友。
相比于师参谋长的耿飚，许世友的发展似乎更好一些，最高曾任红四军军长。1936年，又成为了红一师的师长。
耿飚和许世友同为“大刀团长”，且同样年轻英俊，同样热爱武术且武艺高强，两人很快就“看对了眼”，一见如故。
一次，耿飚与许世友在操场上聊天，谈到了武术。说得兴起之时，许世友突然来了激情，他撸起袖子、把褂子一掀，摆出少林拳的架势——“来，我们切磋切磋吧！”
操场上的大伙儿一见此情景，呼啦啦地围过来看热闹。耿飚的武功之高人尽皆知，许世友少林武功也名声在外，南拳北腿的碰撞，谁更胜一筹？
在这里提一句，不同于拜师少林山门的许世友，耿飚的武功来自于家学。其父耿楚南，是个武林高手，人送外号“双钩大侠”
若真论打架，耿飚肯定不惧许世友。但耿飚不愿打，毕竟拳脚无眼，无论是自己受伤还是许世友挂彩，影响都不是很好。于是他拱手道：“南拳北腿，咱们不一定打得起来啊。再说，谁打了谁都不合适，还是你自己来一套吧！”
许世友哈哈一笑，果然耍了一套少林罗汉拳，拳拳生风、所向披靡、势不可挡，果然好功夫！操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革命同志来自于天南地北，如此情景，不禁让人神往于当时英雄的际会，真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啊！
抗战爆发后，耿飚与许世友天南地北、各战一方，然而他们却心意相通。即使多年后相见，两人仍然有说不完的话。
虽然同为勇往直前的斗将，但耿飚和许世友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许世友一生保持着农民朴素的本色，一直都在指挥前沿。甚至对越反击战时，70多岁的许世友还负责了东线战役的指挥。
而耿飚则不同，他专心致志地从事起参谋的工作，由一个“猛张飞”转向了“诸葛亮”。耿飚一生极其善于学习，特别喜欢捣鼓洋玩意，脑子特别活络。
耿飚非常重视地图。 他把缴获的地图跟现场勘察结合，纠正谬误，重新标记，这样的本事，跟“做学问”的功夫是一致的。 为了给部队架桥，他硬是啃下了一本《工程学》，成为红军的架桥专家。
耿飚很喜欢摄影，长征期间他曾缴获一台相机，他专门请照相师傅教自己照相。长征时，耿飚拍摄了许多相片，很多都成为斯诺撰写《红星在中国》的珍贵素材。
耿飚还喜欢“飙车”，汽车、摩托车他都会开、会骑。直到耿飚担任瑞典大使，考了瑞典的驾照，才结束他的无证驾驶生涯。在担任外交官期间，耿飚一直坚持自己开车，被当地媒体称为“唯一自己开车的大使”。
正是这种好奇、好学的精神，让他在参谋长的位置上越干越好。抗战爆发后，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参谋长。抗战大部分时间，耿飚都留守在陕甘宁边区，也确实限制了他的发展。而许世友则在胶东打得风生水起，被毛泽东称赞为“打红了山东半边天”。直到1944年，耿飚才奔赴察冀，担任军区副参谋长。而昔日与他搭档的杨成武和杨得志，都已经当司令员了。
解放战争爆发后，耿飚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的参谋长，先后参加了石家庄外围战役、正太战役、青沧战役和保北战役，占领了数十个县城和军事要点，歼灭了大批敌人。但从总体来看，打得并不算太好，被傅作义压制得很惨。
朱德到来后，帮助晋察冀建立新的野战机关，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而耿飚继续担任参谋长。黄金组合“杨罗耿”正式成军。
根据毛泽东打歼灭战的精神，耿飚仔细研究地图，智谋如泉水般涌出。他先是策划了清风店战役，全歼国民党第三军，生擒该军军长罗历戎。随后耿飚又参加了石家庄战役，帮助华北野战军攻克石家庄。使石家庄成为第一个被我军攻克的大城市。
随后耿飚所在部队改编为华北第二兵团，参加了平津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之后军队大改编，第二兵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耿飚除了继续担任参谋长还加上了个副司令员的职位。
解放军兵团常常以兵团的统帅作为代称，比如陈谢兵团、许谭兵团、陈唐兵团等等。大多都冠以司令员和政委的姓氏。而19兵团则不同，该兵团还加入了一个参谋长。因此19兵团又被称为杨罗耿兵团，这在我军兵团建制里是绝无仅有的。
改编后，19兵团加入第一野战军建制，参加了太原、咸阳以及兰州战役，大破胡宗南与马家军。最终，19兵团一直杀到了宁夏。而耿飚也结束了自己的革命战争生涯。
新中国建立后，耿飚脱去军官，进入外交战线工作，成了有名的“将军大使”。有瑞典武官问耿飚：“你带过多少兵？”耿飚掰指头一算，一个兵团三个军，每个军五万人。于是耿飚回答：“大概十几万吧！”该武官倒吸一口气，肃然起敬地说：“您所指挥的部队，比我们全国兵力还要多。”
耿飚虽然热爱他的外交事业，但同时他也感到些许遗憾。老搭档杨得志带着19兵团入朝作战了，耿飚多么想与战友们一起奋战啊！不过他还有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向全世界揭露美军的罪恶。
1955年大授衔，耿飚不出意外地没能参加授衔。而他的老朋友许世友，则荣膺上将军衔。从许世友的战功来看，上将军衔毫不意外，毕竟他在解放战争结束时是兵团级军官，比耿飚还高一级。他带领九纵大战莱芜、孟良崮，随后带领山东兵团横扫整个山东，可谓功勋赫赫。战功还在耿飚之上。
1978年3月，耿飚在叶剑英的建议下重新回到军队，填补刚刚去世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职务。后来耿飚又就任国防部长，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没有军衔的防长。在职期间，耿飚一直在推动军队的正规化，其中一件事就是恢复军衔制。
1988年，军衔制终于得到恢复，还在军队里的一些参加过授衔的老将军，如李德生、洪学智、张震等人，均荣膺上将军衔。而耿飚又没有跟上趟，因为他早在1985年就退休了。
连续错过55年、88年两次授衔，因此很多人很好奇，如果耿飚参与授衔，将是什么级别呢？对此许世友曾问他：“如果你参加授衔，你会是什么军衔？”耿飚用拳头锤了一下这个老战友：“别人我不知道，反正肯定在你前面。”
那么耿飚真能排到许世友前面吗？自然不可能。以耿飚副兵团级的身份，刚刚摸到上将的边，即使中将也极有可能。不过考虑到耿飚昔日红四团团长的深厚资历，上将是极有可能的，但大将绝无可能。耿飚顶多与许世友持平，绝不可能“排在许世友前面”。
那么耿飚为什么这么说呢？事实上这不过是战友们之间的打趣而已。就如《亮剑》中，李云龙、孔捷、丁伟三人的插科打诨。丁伟说：“如果我主持授衔，我是丁伟元帅，你们俩起码也是大将。”这只是玩笑，不能当真。
不过耿、许二老的对话如此有趣，最终被载入史册，成为千古的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