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增长点，海外民族志研究在过去二十多年取得了长足发展和标志性成果。首先，一批青年人类学学者在世界各区域开展规范的长期田野调查，积累了丰富的国外社区研究案例。其次，人类学界开始形成世界各区域的研究团队，极大拓展了中国人类学的时空维度。最后，人类学因为有了海外民族志研究而增强了与区域国别学和国际政治等学科开展跨学科对话的能力。与此同时，关于如何深化海外民族志研究，人类学界也开始有了更多的思考，其中包括如何从国外各个田野点的独立研究拓展为连点成线、连线成面的区域研究，如何将历史视角与田野调查有机结合，如何通过自觉开展比较研究来推进人类学及中国社会科学的议题生产等。笔者将从近二十年来知识生产语境的变化来谈一个值得努力的新取向，即海外民族志研究的目标从单纯的理解他者转变为伙伴关系的建构。
理解他者是经典人类学的基础性目标。但是，他者并非自在的存在，而是他者化策略的结果。所谓他者化策略就是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和区隔，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塑造出与我们处于平行世界的他者。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学界兴起的反思人类学以及8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人类学对他者化策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中包含对殖民人类学及充斥其中的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批判，以及通过理解他者来反观自我的建设性方案。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西方人类学对地方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深入讨论，对过去被视作有明确边界、实体的文化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文化差异是世界上不同群体相互联系的结果，人类学必然是跨文化或者处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研究，并在看似孤立的历史之间嫁接桥梁。由此，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边界被打破，或者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自我与他者同处在文化、政治、经济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世界社会。因此，任何关于他者的研究也是关于自我、关于作为整体的世界的研究。
回到当代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其初心乃走进世界、理解他者。为此，我们强调至少学会对象国的一门语言，在当地社会开展一年以上的长期实地调查，学会用当地人的眼光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通过两代学人的努力，目前这一学科规范和朴素目标已经基本达成。然而，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二十多年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取得重要成就的时期，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繁荣相互成就，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成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全球影响，中国与世界各区域命运与共。在此过程中，中国对世界的认知和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在同步深化，尽管相互之间的误解和摩擦成为其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在这一语境下来重新理解海外民族志研究的意义，我们将发现事实上已经很难有纯粹的“他者”，因为他者与我们共享着越来越多且中国元素参与其中的信息、技术、商品、生活方式乃至价值理念和现实挑战。何为他者，这是今天海外民族志研究需要重新面对的重要问题。
与西方人类学的发展路径极为不同的是，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无需背负西方式殖民历史的重负。如果说人类学在西方是“殖民之子”，那么人类学在中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是“现代化之子”。如费孝通提出的“志在富民”的理念所示，人类学在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这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本土人类学要回答的问题。当中国学者在世界各地开展田野调查的时候，我们有更多机会跳出西方后殖民人类学对权力关系的假设，与研究对象拥有更多共鸣并形成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因此，我们既要借鉴西方后现代思潮当中对于人类学认识论和知识论的批判性成果，也要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独特路径当中形成文化自觉意识，开创新的学科格局。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我们需要在理解他者的前提下与研究对象构建全新的伙伴关系。
首先，从理解他者到成为伙伴，意味着中国人类学者与海外研究对象之间不再是单向的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当我们代表中国知识界对海外社会作近距离观察时，对方也在观察和思考包括我们在内的中国符号对于其所在的地方社会的意义。当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新技术、新基建、新商品和新资本等新事物遍布全球时，当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且同时成为世界市场时，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相遇民族志”——自我与他者的相遇，我们将看到中国人参与的跨国流动所产生的新的文化意义与世界。为此，我们不仅要理解他者，理解他者的生活世界与我们的关联，还需要与他者一起来重新理解中国。
其次，从理解他者到成为伙伴还意味着中国人类学学者应当在更为多元的世界人类学的建设中担负使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作为文化翻译者，中国人类学学者既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也要同发展中国家的同行一起回应现实道路上的诸多挑战。各个国家或区域在不同的历史、哲学传统及民族国家建设的历程中形成了人类学的不同传统，不分高下。中国人类学学者需要有意识地将对象国的本土人类学作为研究课题之一，秉持知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并且通过促进国际学界之间的交流对话，在中国、西方和研究对象区域的知识界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形成知识三角，打破中西二元的思考方式，看到不同知识传统与知识生产路径的价值，以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知识融合与创新的可能性。
最后，从理解他者到成为伙伴还意味着我们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不可能是置身事外的研究，我们必须对区域性和全球性的问题做出回应，有所担当。在笔者所研究的东南亚区域，气候变迁与环境退化、跨国流动、人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作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需要承担面向该区域的公共责任并提供相应的知识产品，中国人类学学者应当在其中积极发挥作用。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公共问题还要求中国人类学学者与世界各区域的同行开展合作研究，在合作中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
总之，从理解他者到成为伙伴的历程将对海外民族志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不仅需要坚守学科规范，还需要在此基础上打破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藩篱，提升研究的反身性，并通过学术行动来参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塑造。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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