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庭情况
劳埃德·奥斯汀，1953年8月8日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在佐治亚州托马斯维尔长大。他是美国前四星上将，现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拥有丰富的军事经历，不仅是美国军史上第一位非裔将军，也是第一位非裔国防部长。
二、任职履历
1975年6月，奥斯汀初任军官，派驻德国，在第3步兵师第7步兵团1营，担任A连步兵排排长和支援连侦察排排长。之后，同参加了步兵军官高级课程。毕业后，奥斯汀前往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在第82空降师第508步兵团2营，担任战斗支援连连长，后调到1旅担任助理作战参谋。
1981年，奥斯汀派至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在陆军印第安纳波利斯地区募兵司令部担任作战参谋，之后在一个募兵营担任连长。在完成任职后，他进入奥本大学深造，后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
之后，奥斯汀至西点军校担任连战术参谋。之后再次进入学校，这次选择了位于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的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
奥斯汀毕业后派赴纽约德拉姆堡，在第10山地师第22步兵团2营，担任作战参谋，之后升任营主任参谋、1旅主任参谋，德拉姆堡的计划训练动员暨安全主任。
1993年，奥斯汀回到了第82空降师，担任505团2营营长，后升任师部作战参谋。并在完成陆军战争学院的学业之后，担任3旅旅长。
短暂担任旅长后，他调至五角大楼，在联合参谋部作战处（J3）旗下联合作战科担任科长。完成联合任职经历后，他回到家乡乔治亚，在第3步兵师担任副师长，分管机动，在2003年3月，作为先锋部队前往伊拉克。
2003年9月至2005年8月，奥斯汀担任第10山地师师长，并在阿富汗持久自由行动中，担任180联合特遣队司令。
从2005年9月至2006年10月，回国后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麦克迪尔空军基地，担任中央司令部参谋长。
2006年12月8日，奥斯汀晋升中将，担任第18空降军司令。
2008年2月，奥斯汀再次回到战场，接替雷蒙德·奥迪耶诺担任驻伊拉克多国军司令，指挥152,000名联军部队在伊拉克的行动。并继续兼任第18空降军司令。
2009年8月，奥斯汀再次回到五角大楼，担任联合参谋部主任。
2010年9月1日，他再次接替了接替奥迪耶诺的职务，担任驻伊拉克多国部队司令和驻伊美军司令。
2011年12月18日，作为驻伊美军末任司令，他完成了任期。并在2012年1月31日出任第33任陆军副参谋长。
2013年3月22日，奥斯汀担任中央司令部司令。2016年退役。
2020年，总统当选人乔·拜登提名奥斯汀为美国国防部长。
三、政策主张
1. 联合作战和国际合作：强调各军种协同合作对应对全球安全挑战的重要性，倡导通过多国合作解决共同的安全问题。
2. 现代化和技术发展：关注美军的现代化和技术发展，强调利用先进技术提高军队效能，确保军事优势。
3. 多域作战：支持美军在多个领域的整合作战能力，认为在陆、海、空、网络和太空等领域都需要强大的军事能力。
4. 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积极探讨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提出与能源安全相关的政策，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5. 人力资源和多元化：注重人力资源的发展，支持提高军队内部的多元化，推动平等机会，致力于确保各个层面的人员发挥最大潜力。
四、对华态度
在国会听证会上，奥斯汀对中国的态度显露出谨慎而坚定的立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军事现代化和技术竞争：
奥斯汀强调对中国在军事技术和能力方面的关切。特别关注中国在人工智能、网络战、太空等关键领域的迅猛发展。他认为，为了确保未来战争中保持军事优势，美国必须加强技术竞争，以防范潜在威胁。
2. 联合行动和盟友合作：
在面对中国崛起时，奥斯汀强调了与盟友和伙伴国家的合作的重要性。他认为通过外交和军事合作，可以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有效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强调联合行动对于维护全球安全和利益至关重要。
3. 南海问题和台湾：
对于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活动，奥斯汀表达了关切。他明确支持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强调维护台湾的自卫能力，并主张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对于南海问题，他强调了美国对地区安全的关切，同时强调了国际法和规则的重要性。
4. 军事交往的规范和透明度：
奥斯汀强调与中国的军事交往需要在规范和透明的基础上进行。他关注双方之间的军事接触，强调通过对话和透明度减少误解和潜在的冲突风险。在这一方面，他主张建立可预测的军事关系，以维护地区稳定和和平。
总体而言，奥斯汀的对华态度表明他对中国崛起的军事能力和全球影响感到警惕。他主张通过强化军事现代化、技术发展、联合行动和国际合作来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和利益，同时保持对华政策的谨慎和务实。这种立场可能会在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内外压力的影响下发生调整。
五、人物近况
2024年1月，奥斯汀因前列腺癌症手术治疗后尿路感染，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住院。虽然癌症得到了早期治疗，医生表示他的预后“非常好”，但住院期间的信息保密引发了争议。国防部未及时向高级官员和公众透露情况，引发了对透明度和领导层沟通的批评。这一事件突显了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挑战，也引发了一些国会议员的呼吁，要求公开奥斯汀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