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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初，开国元勋、新中国重要领导人之一董必武溘然长逝。同为并肩战斗数十年的战友，又是仅有的两位亲历开国大典的中共“一大”代表，毛主席的内心极为悲伤。董老早年为寻求真理百折不挠，后又致力于秘密战线工作，建国前后曾任代总理一职，为祖国的独立富强殚智竭力，是当之无愧的一代传奇人物。
送别战友
在董老去世前后的那几天，毛主席的身体状态时好时差，情况很不稳定。当时在他身边承担医护工作的蓝桂英曾经回忆，那几天工作人员们心里都装着事，虽然表面不表现出来，但却比平时多加了好几倍的警觉，时刻关注主席的情绪和身体状况。
噩耗传来的一刻，主席在震惊之后，立刻就陷入了漫长的沉默之中。
蓝桂英回忆说，那样巨大持久的悲伤，是此前很少见到的。整整一天主席没有吃任何东西，工作人员按照饭点小声提醒也被他推拒了，大家看出来他完全不想说话，也不敢再多加打扰。
他不说话、不吃饭，只是反反复复地听录音机里播放的诗词唱片，听的是南宋豪放派词人张元干的词作演唱。几天之后，毛主席怀着难以排解的沉痛心情书写了张元干的名作《贺新郎》，张本人是南宋时期的爱国词人，作品中充塞着怀才不遇的悲愤和苦闷。
这首词的最后一句原本是“举大白，听金缕”，但主席在这次书写时却把最后一句改成了“君且去，休回顾”。显然，他是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借书写这一首豪迈悲愤的宋词，来送别一起经历了数十年风雨的老战友。
他之所以会有如此深重的悲伤，一方面是因为两人交情深厚、曾经一起经历过无数危险患难，另一方面也是深深感怀董老为共和国的发展，一生都在殚智竭力。
亲历“一大”的革命元老
在老一辈革命者中，董老的地位可以说是元老级别。他最早的身份是晚清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为了寻求救国图强的真理远赴日本求学，在那里见到了孙中山。为了能够干出实事、讨伐推翻袁世凯，他回国后积极策划军事行动，曾因此两度蹲过大狱。
也正是在这两次大狱之后，他经人介绍结识了李汉俊，从对方那里接触到了马列主义的许多理论，对方还将自己的日本版《资本论入门》借给董必武阅读。
这一事件成为他思想转变的关键。
此后，董必武又在武汉结识了信仰相同、看法相投的陈潭秋，两人联起手来创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这也成为此后董代表湖北，到嘉兴南湖参加中共一大的契机。
在南湖游船上召开的这次重大会议上，董必武是湖北代表，而来自湖南的代表，就是当时仍是年轻人的毛主席。
不难看出，董老从年轻时开始就不倦探求富国强国的真理，并为此付出了种种实际努力。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他一生曾经多次改名。他的名字原本是极富文气的“贤琮”，字“用威”、号“璧伍”都出自中国古代典籍。但自从投身辛亥革命之后，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谐音的“必武”，寓意着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投入革命洪流，才能改变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
如果从资历的角度来说，两人毫无疑问都是中共创始人之一。而在中共“一大”诸多代表中，也只有毛、董二人最终站上了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
两个人之间的战友情谊坚固而真诚，并不仅仅因为时间够长而已——从1921年建党开始，一直到1975年去世，不管是长征、遵义会议，还是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筚路蓝缕的阶段，董老一直都是坚定站在毛主席旁边、相互支援坚定同行的战友。
这样整整延续了半个世纪、走过无数风雨的患难情谊，本来就是人生中难得一遇、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红安县，“将军县”
董老对整个中国革命的贡献，还并不仅仅体现在和毛主席的战友情谊之中。湖北的大别山麓曾经有一个名叫黄安的小县，但是从1952年开始，这里就正式改名成了红安。
这里就是董老的家乡，而改名缘由也和董老的贡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921年党的“一大”之后，董老就把马列主义的革命火种带回家乡，在这里发动群众、开展建党。
当时的黄安是个位于山区的农业小县，许多贫民受到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剥削压榨，虽然有想要改变的热血，但却苦于找不到努力的方向。董老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自己又曾经亲身投身革命事业，能够有说服力地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让家乡子弟领会到了努力和斗争的方向。
在他的宣传感召之下，这片热土走出了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光是有姓名可查、登记在册的烈士就有两万余人，更是全国闻名的“将军县”。
著名的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开国将军都来自这个县，詹才芳将军当年还当过董老的警卫员。所以后来有这么一个说法，将董老称为“湖北革命老祖宗”，认为跟随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人都可算是他的“徒子徒孙”。
这句话说得情深义重，也可见董老为了革命事业、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是多么的劳苦功高。
担任代总理
也正因为董老对革命始终忠诚、资历深厚又极有人望，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政府的前身——华北人民政府组建之时，他成为主席一任的当然之选。
到了1949年底，适逢斯大林70寿辰临近，毛主席、周总理先后率团访苏。这次出访对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意义重大——需要与斯大林交换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同时敲定新的两国友好同盟条约，其他比如贷款、通商、通航等事务也需要在这次访问中一一解决。
对于当时正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这次出访的分量是很重的，因此毛、周二位先后都去了苏联。但与此同时，国内也必须要有能稳得住的人选，处理国内千头万绪的事务。
当时的国内都有哪些工作亟待主持？
首先，是永远被放在第一位的农业生产问题。当时的中国仍是农业国，人口众多，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生产必须首先满足口粮的需求。其次，由于各地水旱灾难时有发生，安置灾民、恢复生产的工作也必须尽快到位。与此同时，被敌机轰炸破坏的上海工厂需要重建，舟山、海南等地的敌军仍然时时滋扰……
1950年初，由毛主席提议、周总理开会通报，决定了由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的决定。
在那段日子里，代总理的担子很沉、工作也极为繁重。后来的一封家信中，董老曾经对侄子吐露：每天早晨七点多钟起身，晚上两点多钟才能休息，这不是什么特殊情况的加班，而是一周七天连轴转，根本没有所谓的休息日。不光是他自己，身边的秘书和警卫也都一同连轴转，齐心协力要把工作做好。
直到三个月后，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完成了对苏联的出访，返回国内，董老才把挑了几个月的这副担子卸了下来。但当这个职务结束之后，他却一字未提及自己的压力和劳累，只是按照惯例将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做了书面报告。
隐蔽战线上的“中共谍王”
许多见过董老的人都说他待人如春风化雨，真诚有长者之风，不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很难想象他还有另外一片不为人知的战场，那就是隐蔽战线。董老也因此被人称为“中共谍王”。
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开始，董老便以中共代表团及长江局、南方局领导人的身份，将统一战线和隐蔽战线的工作都抓了起来。他所领导安插的许多人手曾潜伏到了国民党各个部门的高层身边，获取并送出了大量核心机密，对新中国的建立贡献巨大。
只是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这些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往往善战而无赫赫之功，只有到了多年以后，他们的名字和传奇经历才会逐渐为人所知。
熊向晖是董老按照“闲棋冷子”方针布下的一着秘棋，他在胡宗南身边担任机要秘书，深得对方信任。但也正是靠着他不断送出胡宗南的动向情报，才使得胡宗南几次进攻延安都无功而返。
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曾将自己在隐蔽战线的十二年著述成书，当年许多惊险万分的细节才开始为人所知。他在中共情报界被列入“后三杰”之中，而“前三杰”则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
人称“郭小鬼”的郭汝瑰，当年同样也是通过求见董必武才重新回到党组织内。此后，他利用自己身为蒋军“智囊”的有利身份，三年时间内与中共接头逾百次，送出了大量国民党军的军事情报，国军内部竟然一无察觉。
唯一对他有所怀疑的杜聿明，起因竟然是认为郭家沙发有补丁，过于“清廉”，疑是共产党。但这种理由显然无法说服蒋介石，杜聿明最终也只能哑巴吃黄连，在作战指挥时郭汝瑰送来的计划暗打折扣。甚至直到临终前，杜聿明还仍旧念念不忘，要问清楚郭当年是否在为共产党做事。
此外如韩练成、高维生等人，也都是董老麾下的得力人手。后来这些隐蔽高手的传奇事迹逐渐公之于众，董老也因此被赞誉为“将将之人”，认为他手下那些最杰出的隐蔽战线工作者，人人都可以抵得上十万兵力。
结语
1972年，毛主席建议之下，董老正式出任了国家代主席。直到九十高龄，他仍然坚持进行国务活动，就在去世前十几天，他还接见了马来西亚首任大使，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接受外国使节递交的国书。
参考信息：
《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的两个月》；中外文摘；2017年12期
《中共谍王董必武》；2009年04月14日；新浪国际在线
《独家专访董必武长孙：祖辈的“时间胶囊”弦歌不辍》；知音·上半月；2021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