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潘禺]
最近，北大路风教授和他的团队在观察者网发文，批评了以新旧产能划分中国工业的“二分法”政策思维，认为这是对中国工业的一种自我设限。
路风教授所指的“二分法”是这样的：一方面是被认为已经丧失经济增长潜力的“旧动能”，即占工业体系主体的传统工业（约占工业产值的80%），另一方面是被想象出来的“新动能”，即高技术工业或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如“互联网+”）。
按照路风教授的论证，工业体系的整体性非常重要，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经济客观规律决定的，如果人为将高技术工业与传统工业分割开，会产生糟糕的结果。
那么，“新旧动能”这个提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两高”治理中的新旧动能转换
2018年，某化工大省建设了第一个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出清了地炼、钢铁、煤炭、电解铝等产业的一批产能，拆除了许多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设备。到2021年底，治理了11万多家“散乱污”企业，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技改项目3.8万个。
而当地明确的新经济增长点是智能制造、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方向，2021年，“四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增加值占比达到31.7%，比2017年提高10%。同时，通过对装备制造、化工等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到2021年，当地高端装备制造业和高端化工增加值的比重相比2017年也都显著提升了。
从该省的这个实验看，新旧动能转换有明确的两条主线，一个是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一个是工业化数字化融合。并不是说为了搞一些“数字创意”或“互联网+”，直接把传统工业砍掉。
其实到2021年，该省的化工产业总营收1.7万亿以上，依然是全国第一，约等于第二名和第三名两个省加起来的体量，这也说明之前的整顿和取缔并没有严重破坏传统工业作为主体的经济比重。
但任何事情从理念到实践总会有偏差，特别是治理11万多家企业这么大的动作。正如路风教授举例的，当地某县的一个民营特钢厂被政府以环保规划的理由关闭，导致周围100多家配套企业倒闭，但这家企业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超低排放企业——这是政府部门需要引以为鉴的。
对石化、钢铁这样体量巨大，处于国民经济核心地位的“两高”产业，确实应该采取审慎的工艺流程创新、新材料研发等方式，从技术进步与结构优化中找调整空间，而不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大搞一刀切的关厂。
这就是“新旧动能”是否为二分法这场争论的背景。不过我们对什么是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思考并不能就此停止。最重要的可能并不是二分法是否有必要，而是怎样才能找出经济动能隐藏在经济结构中的位置？只有真正想清楚这些问题，才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这些理念。
中国经济确实面临着“新旧动能”的问题，但这不完全是人为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也不是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问题。
新旧动能转换的另一个版本
我们先看美国的故事。美国是在19世纪末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的，在当时，美国工业奇迹的动能是什么？
是四通八达的铁路。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往往会说这样一句话：铁路塑造了美国。
铁路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让远离水运路线的地区，也能经济地大规模种植农作物。比如让所需的资源能不断地运往工厂，帮助美国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是铁路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在当时为美国释放了强大的经济动能。这里面当然有先后参加建设的数十万华工的贡献（参加美国铁路修筑的华工人数有不同版本的统计，这里“数十万”是一个较大的估计，出处是新华社公布的《美国在国内国际上实施强迫劳动的事实真相》），可以说没有中国人的吃苦耐劳、聪明才智与巨大牺牲，就没有美国登顶世界这么快的局面。
现在美国再也没有那么多能在这样艰苦危险的环境下工作的劳工了，美国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方方面面都停滞了很久，纽约第一条地铁，从1904年建成到现在还是这套系统。这背后当然有很多原因，有人的因素也有制度的因素，结论就是当一种旧的动能失去，你真的会永远失去的。现在美国经济的动能在“科技七巨头”为代表的美国“四新”经济里，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直接拉动，在很长时间里，也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动能，这种拉动直接导致了大量工业和技术在中国从无到有。
以盾构机这样一个高端装备为例。盾构机在西方国家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但到20世纪末对中国来说还是一片空白。德国工程师给中国维修设备的时候不仅收费1小时800欧元，还不允许中国工程师接近，中国还要交出地理信息数据。中国人是直到2008年才自己搞出一台盾构机，差距本来如此巨大，但现在中国盾构机包括主轴承在内的核心技术都已经突破了，用1/10的价格卖到欧洲老家。
能有这样的突破，当然是因为我们自主研发的决心大，我们工程师团队的创新能力，也是因为我们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在配套上做到支持。但在很多领域，这些有利因素都是存在的，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将优势变成这样的跨越式发展，特别是当你自身需求也不那么充足，而竞争对手的动力却依然强劲，那么虽然以中国的工业实力追赶只是时间问题，但不会像盾构机这样戏剧性。
基建需求的直接拉动，给了中国盾构机强劲的发展动能，中国占据了全球盾构机市场90%以上的份额，是全球最大的盾构机生产和消费国，这在别的领域是比较少见的。当市场几乎都在我手里，技术就很难不在我手里迭代演进。我们开挖隧道、开掘矿洞需要大量的盾构机，也培养了大量的技术工人。我们的工程师团队，熟悉机械和结构工程，精通电气和自动化控制技术，这些人除了要受到良好教育，也要在大量现场实践中，在具体项目中才能锤炼出来。
著有《车间的竞争优势》的美国企业史专家威廉·拉佐尼克，将中国工业发展战略总结为四条：
1.做系统集成者，以集成拉动创新，
2.在技术转移中争取主动，
3.加强内部研发投入，
4.立足广阔的国内市场。
其中，只有第4条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别的国家缺乏复制照搬的条件。在高铁、核电等项目中，国内市场庞大的基建需求也是“技术转移”谈判中能争取主动的关键，可以说，第4条也是决定第2条的关键。
但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大规模基建的动能正在下行，是必须面对的现实。第一，我们的基建已经大量超前建设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基建已经高配，不能重复建设。第二，地方政府承担积累了大量债务，但通过卖地弥补缺口已经难以为继，需要加以控制。第三，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65%，能成为本专科大学生的适龄人口接近70%，而出生人口在超预期减少，在生活水平和人均教育资源的迅速提高下，能够从事艰苦基建工程项目的人口会有规模性的减少，这将在未来20年内持续发生。
不过这种动能的下降并非没有应对办法。我们已经建好的大量公路、高铁、港口、机场、水坝、核电站等等，还要继续维护，这就要保持必要的投入强度。另外，通过“一带一路”，大量中企出海，比如落地印尼的雅万高铁，落地巴基斯坦、阿根廷的“华龙一号”等。上述两条路径，都可以让基建投资这个“旧动能”不至于快速下滑，能被继续托起来，但是，如果不找到新的增长点，那么中国经济还是会面临失速的风险。
到这里，我们可以重新检讨“新旧动能”的问题了。“旧动能”并不是指若干个人为划定的传统工业部门，这些传统工业部门正如路风教授所论证的那样，是与整个工业体系密不可分的，也应该保持合理的比例，不宜通过行政手段去过度调节。
过去二十年，在西方阵营中，日本属于“去工业化”最不明显的国家，并且一直在进行应用创新和产业升级，如发展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低油耗的汽车等高端制造。但以日本工业之强，日本经济的主要动能仍然出现了转换，也就是“失去的二十年”，这与重度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等内部条件有关，也与欧美的汇率干涉等外部因素有关。这说明了一个经济体新旧动能的转换有其客观背景，并非完全受政策所调节。
对“新旧动能”的观察，不宜用“二分法”的思维将新旧动能对立起来，而应该将隐藏在经济结构中真正的驱动力鉴别出来。
旧动能的下行与三种新动能的方向
围绕“土地财政”模式，地方政府先举债再卖地偿债，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直接拉动经济需求，把这种模式说成是“旧动能”，并非是要制造二分对立。未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划更多的数据中心等“新基建”仍然是必要的，加上配套的电力供应，仍然有可观的基建动能。
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旧动能”不能长期依赖，这是可以预期的。随着债务最终被转移到居民端，如果居民资产和收入增长的预期无法持续，居民会选择降低杠杆，这个过程会持续多年，这种动能不仅会在相当长时间里失效，而且带来相当大的经济副作用。
旧和新是相对的，要知道，近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印度，靠的就是大规模基建，我们的“旧动能”对他们来说还是“新动能”呢。印度基建水平远远不如中国，还有很大空间，印度有大量贫困又年轻的人口，也是基建的生力军。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能让这一代建设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里长大的子女，还继续当农民工。正如为美国建铁路的数十万华工，这件事只能一代人结束。
那么，与之相对应，中国经济可能的新动能在哪里呢？已形成路径依赖的办法，真的能找到替代吗？我们无路可走，必须要把新动能找出来。
我认为有三个方向，可以用三句话概括。第一句话是以工业化带动信息化。第二句话是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第三句话是在新服务、新消费场景中促进生产。
以工业化带动信息化
第一种动能来自工业体系内部。比如一家工厂要提高质量管理，需要一个信息化管理系统，就外包给一家软件公司，给一个大合同。软件公司拿到钱，就能提高研发投入，提升技术水平，同时因为有了第一个案例，就可以去找下一家工厂的客户。在这里，信息化管理系统虽然是一种新经济，但发展的动能是来自传统工业部门，来自一家工厂的需求。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到30%，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当中，是不缺动能的，会产生大量需求，要把人、机、物、系统都连接起来。前面说，像钢铁这样的“两高”产业，不应该搞一刀切的关厂，而应该搞工艺流程优化。实践中，钢铁企业已经在应用工业互联网探索生产工艺优化、多工序协同优化、多基地协同等典型应用场景。
所以，政府鼓励的是这样一种动能，传统工业部门像钢铁、机械、家电、采矿、电力、建筑等，要千方百计、千姿百态地把自己的需求，无论是生产效率上的、质量管理上的、还是节能减排上的，去找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场景。对于复杂的问题，外包给一家软件公司恐怕解决不了，可以有多个供应商来共同提供解决方案，因为许多设备是你这个工厂专有的，你要把人、机、物、系统连接起来，这种方案是要定制的，而不能通用，这就需要好多家供应商一起合作，包括软件和设备的供应商。
这件事情虽然很难，但确实会推动一个很大的产值。而且这种融合不是为了信息化而信息化，而是实实在在的需求。
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2万亿元了，这还远远不是工业化带动信息化的全部。
和地方政府通过基建投资的推动模式不同，这里推动整个事情的，提出需求拉动相关经济的是传统工业部门，尽管促进的是新兴产业如云计算和工业互联网。因此，这肯定是一种与旧动能区别开的新动能。
但也并不是说，你有了完整的、互补的工业体系，所有的新兴产业都会从中产生。或者你转移走了一些工业，你的工业体系不那么完整了，你就一定产生不了新兴产业了。并不是全部的新动能只能来自完整的工业体系。
过剩产能的出清往往是市场决定的，并非行政干预的结果，例如最近国家鼓励的光伏行业也在出清过剩产能。产业的转移也是由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决定的，我们也需要适当转移一些服装、日用品等轻工业给后发国家，适当从后发国家买一些简单工业品，他们有了钱才能买我们的新三样、买我们的复杂工业品，我们才能继续产业升级。
这个规律，中国当然也不会是例外。从底线思维来说，我们也不该假设中国总能长期保持一个非常完整的工业体系，随着国际分工、人口结构等条件的改变，个别产业的出清或转移是在所难免的。
美国去工业化，脱实向虚的问题存在已久，为什么还是能有“科技七巨头”为代表的“新动能”呢？这就要说到第二个方向，信息化为什么也能反过来促进工业化。
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
以当下炙手可热的英伟达为例。英伟达现在说自己是人工智能计算领域的领导者，但多年来它就是专注于图形芯片（GPU）设计，最大的应用场景就是电子游戏。
在其所在的产业链上，上游有ASML、应用材料为代表的若干家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往下是台积电、三星为代表的半导体制造商。在英伟达的下游，有终端消费设备供应商如联想、戴尔，有游戏软件开发商如微软、EA等。最下面是消费者。
通常来说，经济的动能来自最下游，也就是拉动需求的那一方，最终消费者也是最终的买单者。大规模基建和城市公共服务的买单者是地方政府（虽然最终是买房的居民），工业互联网的买单者是工厂，那么在电子游戏领域，动能来自游戏用户吗？让我们抽丝剥茧来侦破一下，游戏经济的动能究竟隐藏在哪里。
游戏用户的需求是玩到好玩的游戏，这并不必然要求游戏的图形画面一定要尽可能逼真，那只是少数人的追求，大部分人依然是喜欢“俄罗斯方块”或“贪吃蛇”的。那么，是来自微软、EA这些游戏开发商吗？为了卖更多的游戏，在某些时候他们会追求图形画面的“军备竞赛”，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开发成本的大幅上升，所以他们有一部分动力，但如果图形技术在若干年内没有跨越式发展，他们其实也不介意，因为主要任务毕竟是将游戏设计得好玩，才能卖得更多。
而在联想、戴尔这一层的终端设备商，他们的技术创新迭代非常有限，有时像微软这样的游戏开发商也能把他们的活干了，显然这一层不会是动力来源。而再往上看，我们就找到了游戏图形技术发展的真正动力来源了，就是英伟达这样的公司。只有英伟达先升级了图形技术，才能推动游戏开发商去实现更好的画质表现，而对台积电及更上游的半导体厂商来说，英伟达则是推动他们工艺进步的买单者。
因此，在电子游戏这样一个产业链上，可以有大量的游戏开发商，有大量的消费终端制造商，但英伟达和AMD就只有2家，再往上台积电服务的就不完全是这个产业链了，可以说英伟达就是产业链的链主企业，当之无愧。
而英伟达是一家IC设计和软件企业，不是一家传统工业企业。工业制造是靠合作伙伴外包实现的，但英伟达却可以成为其上游和下游这些工业制造企业的创新动力来源。从英伟达的例子可以看出，“科技七巨头”为代表的“新动能”，和第一种类型的工业体系内部产生新工业是完全不同的。
苹果的动力来源也不是手机用户，手机用户在很长时间内都满足于诺基亚提供的基本功能，用户追求的可能是语音质量的改善、信号的改善，而并不曾需求苹果带来的东西，也就是把手机作为通话之外能满足多媒体服务的设备。苹果通过触摸屏技术和应用生态带来的改变，是完全搅局的，最终在智能手机领域苹果能够成为链主，虽然其制造依赖外包，许多零部件依赖别的供应商，但没人能否认创新的动力来源在苹果这里。
像谷歌、Meta、特斯拉等，他们的高利润业务或护城河也是如软件生态、智能驾驶等带有高端服务业特征的。关注到“科技七巨头”代表的这种“新动能”，我们就能认识到，不能通过仅仅掌握传统工业部门，比如我们掌握手机产业链上的全部制造环节技术、设备和工艺，而指望产生出相应的经济动能。我们要有自己的华为、小米才行，要“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从虚的部分走到实的部分。
小米是一家互联网基因的公司，不妨碍其能成为推动手机这个工业品的动力来源。华为的情况比较特殊，华为既有硬件设备、又有半导体设计，还有软件开发能力。但是我们从华为造车的例子来看，华为其实之前在汽车工业上的积累是比较少的，而赛力斯是一家传统车企，仅仅考虑汽车工业内部，赛力斯的积累肯定是远大于华为的，在汽车工业内看，可以说华为提供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品牌方案，是掌握虚的部分，赛力斯是掌握实的部分，但是华为与赛力斯的合作中，谁是创新动力的来源呢，恐怕大家会更倾向于不需要掌握汽车工业制造能力的华为。
最近英伟达不仅推出了人形机器人通用基础模型，还投资了FigureAI这家人形机器人初创公司。和智能汽车的例子一样，人形机器人未来的创新动力来源，也很可能是英伟达、华为这类提供信息技术支持的公司，是他们的研发投入与技术迭代驱动整个行业往前走，而不是传统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商。随着像Sora这样的AI对物理世界能够建立理解，机器人将能为人类解决更多繁重体力任务，替代更多蓝领工作，这也将适应我们人口结构的变化。
通过人工智能这样的数字技术，可以反过来促进工业发展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基于华为开源的昇思MindSpore的生成式气动设计大模型平台，在航空、航天、船舶、高铁、能源、汽车等多个行业领域，引领了工业装备的设计和制造能力，将设计时长由月级缩短到分钟级。数字技术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并非从工业领域迭代而来，但可以促进很多工业领域的发展。
这里我和路风老师的观点略有分歧。技术进步的渠道不一定是工业体系内部的持续改进。路风老师认为，技术进步如果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就必须采取产品形式，而产品是工业生产的。这个假设在已经发生的信息革命和正在到来的智能革命中并不完全准确，因为产品未必是工业生产的，完全可以是数字化的复制，可以是AI创造的，可以是普通人对着摄像机就能创造的，与工业体系不发生太多的直接关系。
新场景中的经济动能
前面说了第二种类型的新动能，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发生了严重的去工业化，依然能够冒出“科技七巨头”为代表的“新动能”。那还有没有第三种类型呢？我认为还有一种类型的动能，既不是从工业体系内部中来，也不是从数字技术的创新中去推动，而是从社会生活中要满足诸多条件才能成立的场景中产生了驱动力，也就是我概括的第三句话，在新服务、新消费场景中促进生产。
Tiktok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旦你把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好，把你的推荐算法调校好，有了这些基本条件，那么后面的事情和整个工业体系就没有太大关系了，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也没有太大关系了。Tiktok上就是一个个消费和服务的场景，人人都能以很低的门槛参与，比你去当工人所要的门槛还要低，而大量的数字产品就这么被生产出来了，通过电商又与整个实体经济建立起关系，因此Tiktok的新动能是在这个生态里自己循环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医疗服务场景，医生操作骨科机器人为脊椎骨折患者进行脊椎螺钉固定，精准无误打入螺钉。这个场景背后，有5G技术，有机器人技术，还有医疗技术，本来这3种技术没有什么交叉交会的可能，分属不同的学科，但是当现实中我们有了服务场景，这些技术和背后相关的经济部门就开始融合发展。在这一例子中，新动能并不来自传统工业部门，也不来自数字技术创新的部门，而来自服务场景，最主要的是医生这个服务业从业者。
因此，在新服务、新消费场景中，是能够促进生产，促进传统工业部门的。我们不需要把服务业的发展和中国保持工业体系的比重对立起来，因为这不是一个单向的、此消彼长的简单过程。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做了分析，如果服务业不能和工业融合发展，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就无法得到价值重估，年轻打工者的收入就无法进一步提高。
在一本名为《红色皇后的奔跑》的书中，两位西方作者指出，中国企业能够快速把最新技术融会贯通，变成产品和解决方案，在这方面表现出非凡的创新能力，但是中国企业并不开展开辟新领域的创新活动，就像刘易斯·卡罗尔笔下的红色皇后，一直在为追赶最先进技术而奔跑，要跟上最新技术的脚步。
中国企业的这种创新能力，只有在大量生产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在生产实践中对图纸的一次次重新设计中，在一个个供应商网络集群的配合下，才能实现。我们的供应链和技术人才，已经蔚为大观，谁也搬不走了。
但如今，红色皇后也需要停下脚步，我们开辟新领域的时代已经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