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正式成立，担任小组组长的就是陈伯达。陈伯达早年时期曾担任主席的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负责“宣传口”的工作，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陈伯达当选为常委，成为正国级干部。
然而，身居高位后的陈伯达却迷失了自我，尤其是在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陈伯达犯了严重的错误。九届二中全会还没有结束，陈伯达就被隔离审查。1971年9月，陈伯达被关入秦城监狱。
1980年，在审判“两案”的过程中，陈伯达作为被告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被告席上。经过一系列审判后，陈伯达对于自己犯罪事实与后果全部承认，认罪态度较好。同时，陈伯达也请求法庭对自己宽大处理，1981年1月，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宣判之后，陈伯达病重，他也进入公安部所属的北京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治病。在这之后，曾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王力主动写信，建议假释陈伯达。中央经过研究后同意了王力的建议，7月中旬，陈伯达以保外就医的模式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的干部病房，继续接受治疗。1981年8月5日，陈伯达正式保外就医，恢复了自由。
出狱之后，陈伯达被安置在北京，由自己的儿子照顾。陈伯达过去毕竟为革命作出过贡献，因此，他的生活与医疗还是有保障的，出狱之后的陈伯达每月也能领取一笔生活费，一开始，陈伯达每月能领100元钱，一段时间后，这笔生活费涨到了每月200元。
客观来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每月200元生活费并不低，保障陈伯达的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过，陈伯达嗜书如命，他的生活费大部分都花在了购买书籍上面。买书花得多了，用在生活上的钱就少了，陈伯达甚至过得捉襟见肘，有时候还要靠自己的儿子接济，即便后来生活费涨到每月200元，陈伯达依然不够用。
中央非常重视陈伯达出狱后的生活，曾多次询问陈伯达有什么要求，一开始，陈伯达都说没有要求，问的次数多了，陈伯达就提出了唯一一个要求。原来，陈伯达虽然不在意吃穿，但一直有个习惯，那就是每天必须要吃点水果，早、中、晚都要吃一点，其他时间有时候也要吃一点。
陈伯达的生活费虽然不少，但大部分都用在了买书上面，这就导致她平时很少吃水果，有时候甚至不吃。鉴于这种情况，陈伯达就提出能不能给他一点水果钱？中央很快就同意了陈伯达的要求，在他每月的生活费之外，额外给他200元钱，供陈伯达买水果。
总的来说，陈伯达晚年的生活与医疗都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而且中央还请陈伯达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发挥陈伯达的长处，搞一些理论研究，为改革开放献言献策。陈伯达也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写了一些理论方面的东西交给中央，为改革开放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88年，陈伯达刑满释放，此后他的人事关系由北京市公安局转到北京市文史馆。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8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