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的某一天，周总理突然召见邱会作。见面前，邱会作的内心十分忐忑，因为当时还存在肃反的恐怖气氛。任何一名有点地位的指战员，突然收到“大官”的召见，内心都是非常恐慌的。
更何况，邱会作有着中央苏区军事工业局党总书记的职务，大量接触红军的机密。当时他出行，身边必有两名配备短枪的保卫人员（在那时的红军，短枪属于一种精良装备），这是保护他的同时，也是在监视他，保护绝密文件不被泄露。
政治保卫局有一项专门的规定，保卫人员如若发现绝密文件和机要人员，有任何泄露、投敌或离队的行为迹象，可无责当场枪毙。
跟周总理一见面，邱会作悬着的心就放下了。周总理满脸笑容，客气地喊他坐下，然后讲起他的家庭情况。从周总理的话语中，邱会作感到周对自己很满意。邱会作全家参加革命，邱本人20岁不到的年纪就担任重要的职务，而且还有着5年革命经历。
与邱会作谈完后，周总理又看向带邱会作来的叶季壮，问：“人定下来了，任务你跟他谈了吗？”叶季壮是邱会作的上级。叶摇了摇头，随后周总理向邱会作介绍起任务情况：把几处兵工厂、药品厂和仓库全部毁掉，把大量财物埋起来。
邱会作听到后大吃一惊，这些都是苏区的支柱产业和重要物资啊。而周总理给出的理由是：敌人可能将在苏区中心跟我们打仗，有必要做好对应的准备工作。
周总理千叮咛、万嘱咐，要求邱会作做到绝对保密，处理得干干净净。在执行这项任务期间，邱会作渐渐想明白：这是为“大转移”做准备（当时不叫长征），不是简单的准备打仗。
邱会作的任务完成得相当漂亮，叶季壮领着他去向周总理汇报具体完成情况。周总理听后，对邱会作满口赞扬之语，说他大有前途。说着说着，周总理又勉励起他。
之后，因为心情愉悦又忙于工作，邱会作便把那次特殊任务的事，抛之脑后，没再放心上。他完全没意识到，一场杀身之祸，即将降临。
1934年10月初，红军要开始长征了，邱会作发现保卫局的一名特派员，死死盯着自己，一刻也不放松，就连上厕所也跟着。当时邱会作以为，是自己掌握红军全部实力情况，又知道了中央红军将要退出苏区的大秘密，保卫局担心自己不小心把秘密泄露出去，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所以派人盯着。
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保卫局为了万无一失，已经开会决定，将邱会作秘密杀害；只待命令一到，盯着他的特派员就会动手，将他处决。
一天黄昏，邱会作突然被保卫局的几个战士绑起来，并将处决手令给他看。邱会作绝望了，他的上级叶季壮不在，没人能帮他。无论他怎么挣扎，怎么喊冤，都没有用。
也许是邱会作命不该绝，押去行刑的路上，他正好遇见邓发、叶季壮和周总理。叶季壮看到这副情形，大吃一惊，连忙问周总理：“这是什么意思？他犯了什么错误吗？为什么这样对他？”
周总理望向保卫局局长邓发，邓发则不停给周总理使眼色，意思是按老规矩办，“彻底保密”。而邱会作则死死盯着周总理，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周总理思考片刻后，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让叶季壮带回去吧。”
叶季壮还是很负责的，回去后立即给周总理打去电话，带着怒气地埋怨他，为什么不打声招呼，就处决自己的人。之后，周总理带着邱会作一起长征，并交待他差点被处决的事一定要保密。
周总理、叶季壮在世的日子里，邱会作多次向他们表达过自己的感谢。他们告诉邱会作：当时那么多人冤死，你算幸运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