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这个名字，或许有不少读者是陌生的，出生于山东聊城的阎长贵，曾经在江青身边当了一年的专职秘书，而且还是第一个专职秘书；当时，在江青身边众多的工作人员当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阎长贵，是学历最高的一个。
这篇文章，我们就从阎长贵这个亲历者的角度，去聊聊当年的那些往事，也就是所谓的毛主席临终嘱托的背后真相。
伪造并宣扬临终嘱托“按既定方针办”
1976年10月18号，中央下发了一份通知，在这份通知里指出，江、王、张、姚这四个人有计划有预谋的伪造了一个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也就是“按既定方针办”；这四个人还在“两报一刊”上发表了多篇社论，进行大肆宣扬。
那么，他们四个人为何要伪造伟人的临终遗嘱呢？其真实的意图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很多人对这件陈年往事都不是很清楚，我们就从阎长贵的角度，来看看他是如何进行探讨和阐述的。
这个所谓的临终遗嘱，最早有迹可循的出处，是出现在“两报一刊”上，名为一篇《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是在1976年的9月16号。在这篇社论里提到了所谓的遗嘱，也就是“按既定方针办”，并且还详细的进行了阐述。
这个所谓的临终遗嘱被伪造出来以后，就被四人进行大肆的宣扬，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舆论宣传的中心和主题。
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数据，就能知道当时对这个所谓遗嘱的宣传有多频繁，从1976年9月17号到30号，这短短的13天时间当中，就有《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以及北京和上海等六个重要的杂志报刊，都进行了大肆的宣传，总计发表有大概236篇文章。很多重要报刊还把“按既定方针办”做了通栏大标题。
除此之外，根据不完全统计，从9月17号到10月4号这短短的17天当中，就有45篇悼念伟人逝世的文章里面，都被强行塞入了“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而且，就连一些社会上悼念的诗歌和散文也没有幸免，都被强行要求加入“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进去。可见，当时那四个人对这个所谓的临终遗嘱的宣传，是怎样的大张旗鼓和铺天盖地了。
那么，他们为何要这么进行大肆的宣扬呢？其目的到底是意欲何为呢？
在1976年10月4号，《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社论当中，就已经暴露了他们的目的。这篇社论这个这个所谓的“临终遗嘱”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概括和总结，其言辞可谓是十分的激烈：
“篡改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这篇社论里面所说的“修正主义头子”，指的就是华国锋，无端的给他扣上了一项“篡改遗嘱”的帽子，要知道这个“罪名”在当时是十分大的。那么，他们的目的也就很明确的，搞出子虚乌有的“临终遗嘱”，就是为了夺权，就是为了取代华国锋。这也就是为何，当时他们要在短时间内，大肆的进行“临终遗嘱”的宣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