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许两人的奏折大约都是在这年9月呈递的。11月12日，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又上了《奏陈鸦片弛禁将有妨国计民生折》，认为弛禁之议，“戾于是非者有三，暗于利害者有六”。弛禁者变更旧章，是违祖制而背谕旨，禁官弁士兵，不禁小民，半禁半驰，“是坏政体而伤治化也”，征收鸦片税是见小利而伤大体。接着他列举了暗于利害者六：一、弛禁于漏银无补，若弛禁能盘查漏银现在为何不能盘查?二、准令内地种植罂粟，小民趋利，膏腴之区必尽化为鸦片之壤。是为夺农工而耗本计;三、明弛禁令，是绝民命而伤元气；四、弛禁必导致军队吸食,有害于捍卫国家;五、奸民洋匪勾结走私，现在不但不严办，反而开禁，“是济奸民而通洋匪也”;六、禁令一开，所谓纹银出洋诸弊不能除，而且将百弊从丛生，日甚一日。因此，弛禁主张是拘泥于现在而贻后患的短见。
上二折有力地反击了驰禁论，深深打动了道光帝的心，坚定了道光帝的禁烟决心。1836年9月19日，他不等两广督抚的复奏，便立即发出谕旨，表示决不开禁，并命令邓廷桢等根据许球等人的奏折，严密查拿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快艇、贿纵之兵丁，而且明确要求他们“悉心妥议，力塞弊源，据实具奏”。
大臣群起反击，道光坚持严禁，给跃跃欲试的弛禁派迎头一击，他们或为禁烟派的严正立论所折服，或受忠君思想所驱使，纷纷改弦易辙(或缄口不言)，一股刚刚兴起的弛禁思潮，顿时烟消云散。
对于许乃济的弛禁主张，过去一直把它作为弛禁论的代表作而加以批判。近年有人重新作了评价，认为以往对许乃济弛禁策的批驳，停留在一个半世纪前许球的水平，“全仗政治上以势压人而已，完全谈不上什么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与研究”。也有人认为，弛禁主张“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个主张当时除两广总督邓廷桢上奏拥护外，举朝无有任何异议”。这种观点涉及大是大非，有必要予以澄清。他们在所谓“求新”的思想指导下，将过去已成定论的观点，不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深入分析，然后引出科学的结论，就轻易扣上“全仗政治上以势压人”等不切实际的大帽子，是不足取的。
其次，他们认为弛禁主张“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是片面的。许乃济的弛禁主张，主要着眼于挽救清朝财政危机，而置贫民弱种于不顾。这种只顾巩固清朝统治，不管民间贩卖吸食鸦片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一种极端残忍的短视行为。相反，反对弛禁者在考虑清朝统治如何巩固的同时，也顾及防止鸦片危害人民的问题。他们注意防止鸦片对人民的毒害，这是符合整个民族长远利益的，显然要比弛禁主张正确高明。这两种主张在对待鸦片毒害人民这一点上，有着根本的不同。至于说“举朝无有任何异议”，显然是杜撰之词，朱嶙等立刻起而反驳，怎能说没有“异议”。
第三，他们的论述大多牵强附会，很难令人信服。如《重评许乃济的弛禁策》中提出，许乃济的弛禁主张，“虽然未能在他生前有机会实践，但在他死了之后，历史却一一付诸实施并得以验证”。这种看法很肤浅。查许氏的弛禁主张主要有三点:一是准鸦片纳税进口，以货易货，禁银出洋;二是禁止官弁士子兵丁吸食，民间贩卖吸食者勿论;三是准许内地栽种罂粟，以求洋烟不禁自绝。《重评》作者为许氏辩护说，低税入口，“即可变鸦片走私为合法输入，从而由海关控制鸦片入口。这既可解决鸦片贸易失控局面，又可在相当程度上解决政府的财政问题”。这纯属“想当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了，平片走私仍然严重存在。60年代中，在广州，每有1箱鸦片在海关申报，便有4箱走私进口。既然鸦片走私仍然大量存在，海关怎能控制鸦片进口?《重评》作者认为，禁官不禁民这一主张在理论上的矛盾，袁玉麟当时即已指出;“因有害而禁之，必因无害而后弛之，半禁半弛，先紊其例，而欲奉行无弊，难矣。法禁一，功令尚有不遵;法禁纷，刑章安能共守?”何况当时官弁兵丁吸食居多。在吏治腐败、“徒法不行”的情况下，要想禁止官弁士子兵丁吸食，怎么能“实际可行”?
允许内地栽种罂粟，是否就可抵制洋烟呢?情况恰恰相反。1880-1881年间，“中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共出烟土二十六万五千担”，“山东、满洲等处，每年所出烟土亦有一十三万五千担”，此外，江、浙、闽、晋、陕等省种植罂粟的面积也很广;可是,鸦片的输入却在80年代达到了最高峰，1881-1883年输入鸦片42777公担，占进口总值的37%。可见，自种罂粟并没有起到抵制洋烟输入的作用，其结果是:土烟、洋烟同时增多，鸦片更加泛滥。据有人估计，1890年吸烟人数达1500万,相当于鸦片战争前的四五倍。
由上可知，许乃济的弛禁主张是不值得肯定的。其主观上是只顾清朝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客观上为国内外鸦片贩子和吸食者大开绿灯，于国于民，危害极大。这种主张应受到历史的批判，为他翻案是没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