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有少数人员叛变。其中，赵凌波、赵希仲、刘厚总三名高级干部的背叛，给新四军带来严重损失。
赵凌波，1908年出生于四川泸县，1941年1月新四军北撤时担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选择叛变。
此后，赵凌波加入绥靖指挥部，担任反共副专员，在游击队活动的边缘地区频繁策划清剿行动。
这一行为引起了中共谍报人员的注意，并报告给新四军七师师部。 师部的曾希圣政委和傅秋涛代师长高度重视，决定采取行动。
1942年5月，赵凌波试图通过伪装身份，秘密潜入安徽繁昌的新四军地方武装驻地，以进行侦察活动。
赵凌波的计谋被五十七团二连的指导员董南才敏锐地识破，并成功地将他抓获。在接到傅师长的明确指示后，侦察参谋李务本迅速集结侦察班，以“护送”为名义，对赵凌波实施严密的监视和押送，确保他安全无误地被送达七师师部。
计划中，赵凌波将被押解至苏北军部接受审判。在押送过程中，赵凌波却在石涧埠附近寻找机会逃脱，并朝着国军黄洛河的据点方向仓皇而逃。
面对此情景，李务本立即展开追捕行动，并严肃地警告赵凌波不要有任何抵抗行为。赵凌波不听劝告，反抗拒捕，最终被开枪打死。
赵希仲，陕西长安县人，生于1903年。“皖南事变”中，他随新四军突围时遭遇国军108师的俘虏。
因被识别为新四军的重要干部，赵希仲被紧急送往上官云相司令部，面对看似无望的前途，他选择了叛变，向国军提供了大量关于新四军的信息，包括人员配置、武器装备、军事行动 以及众多领导人的详细资料。
因此，赵希仲受到了国军的优待，并成为了第三战区的贵宾。
1941年春，赵希仲与赵凌波一同被国军“护送”到江西上饶集中营的七峰岩监狱。同年6月，两人均声明脱离中共，表示“彻底觉悟”，并正式退出中共，转向信仰三民主义，誓言在国民党及蒋介石领导下，为抗战建国而努力。
随后，赵希仲被任命为集中营的中校军事教官，负责感化被俘人员。新中国成立后，赵希仲选择隐瞒自己曾经的叛党历史，借助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的引荐，重新踏入了革命的行列。
随后，赵希仲被送往陕西高陵县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深造，以期在学术和思想上得到新的洗礼和提升，先后在甘肃兰州的西北新华公司和农具制造厂担任要职。
1956年，随着内部肃反运动的深入，赵希仲的叛党历史被初步揭露，中共组织撤销了他的职务，让他进行劳动改造。
文化大革命期间，赵希仲生活在极度的恐慌和不安中，最终在1968年8月的一个深夜，选择了投黄河自尽，结束了自己充满波折的一生。
刘厚总，这位湖南耒阳出生的农民运动参与者，1926年便在家乡投身革命，担任乡赤卫队队长。
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刘厚总在1934年成为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的政治委员。
1938年，当刘厚总被送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却对那里的紧张与艰苦生活感到不适，多次请求返回南方。
1939年，刘厚总得到批准离开延安，回到耒阳试图重新拉起游击队，遭遇困难后，转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担任副官处第三科的副官，负责木工班和饲养班的管理。
皖南事变中，刘厚总在项英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于3月13日凌晨枪杀了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以及警卫员黄诚，并携带他们的财物下山投降国民党。
在多次被国民党怀疑和审问后，刘厚总被送往重庆的军统局渣滓洞看守所，度过五年的监禁。
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动摇，刘厚总于1948年被释放，不敢返回原籍，于是流落至江西省九江市的一个盐铺工作。
1952年，当刘厚总以为能重新开始生活时，新余县公安局的副局长黄宜蕃在核查户口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他。
经过反复盘问，确认刘厚总就是杀害项英和周子昆的凶手。这一消息引起陈毅和谭震林等高级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指示尽快结案并严惩这个叛徒。最终，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这三人都为自己的背叛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应该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教训，坚定信仰，砥砺前行。
